王复元乃是我党历史上首位贪污犯。鉴于他是建党早期的老党员,省委起初在处置他时,还期望能够挽救他,仅是撤销了他的职务,并予以警告处分。岂料他非但不思悔改,而且拒不还款,最终被开除党籍,由此为革命事业埋下了隐患。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王复元的结局又究竟如何?
王复元接触新思想是在其于省立一中担任电工兼传达员之时。
那时的王复元年仅 19 岁,早年虽读过私塾,却因家境贫寒早早步入社会谋生,饱尝剥削与欺辱。
新思想令王复元意识到,唯有打破旧社会,方能改变被剥削的命运。在学校里,他不仅结识了进步青年,还阅读了大量新思想书刊,并且积极参与革命活动。
1921 年,他在《大东日报》担任校对工作期间,与王尽美等人一同创办了《济南劳动周报》。此外,他还在邓恩铭等人创办的《励新》半月刊上发表文章,为宣传革命思想贡献力量。
当时,为推动远东各国的民主革命,共产国际召开远东国际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作为骨干分子的王复元被选为代表,与邓恩铭、王尽美等人奔赴苏联参会。
王复元入党后,在他的影响下,其兄弟王用章也投身革命,并加入了共产党。
在工作方面,王复元能力出众。他曾依据中央指示,与邓恩铭等人在青岛、淄川等地开辟根据地,并组建中共中央组织。
工作过程中,王复元多次凭借地方团书记部负责人的身份,深入工人群体,宣讲革命道理,因而深受工人的信任与支持。
在京汉铁路大罢工时期,王复元多次组织工人开展革命活动,并建立铁路工会组织。在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召开时,他还作为工人代表出席会议。
不得不说,王复元在革命工作中的能力颇为突出,同时在建党事业上,亦立下了汗马功劳。
正因如此,1928 年中共山东省委建立后,王复元被任命为组织部长。当时,他年仅 28 岁,正值春风得意之时,本应在革命事业上更上一层楼,然而他在获取权力后,却滋生了享乐的思想。起初,他只是虚报票据,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私欲愈发膨胀。
实际上,王复元产生如此变化,除其个人原因外,也与当时的状况存在直接关联。
一方面,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遭受国民党及地方军阀的打压与围剿,组织工作举步维艰,革命力量相对薄弱。在这种形势下开展地下工作面临重重危险,这使得王复元逐渐对革命丧失信心,于是,及时行乐的腐化思想令他滋生了贪欲。
不过,当时地方党组织的活动经费基本源自中央拨款,而中央的资金来自共产国际的支持,得来实属不易。但王复元身为重要领导,却将心思打到了活动经费之上。
1927年4月27日,中共在武汉召开党的第五次会议。
会后,中央把拨给山东党组织的活动经费1000块大洋,让王复元带回去,谁知王复元回到山东后,却对组织撒谎说,在路上遇到了窃贼,钱被偷得一分不剩。
由于王复元是老党员,再加上当时通讯落后,党员之间的活动又是在秘密状态下,所以组织对于他说的话,也就信以为真,没有再追究。
要知道当时1块大洋就能买50斤白面,鲁迅在北京买套四合院也才300大洋,可见这1000块大洋就是一笔巨款。
王复元拿着1000块大洋逛窑子,下馆子,在恣意挥霍的同时,也让他暗自得意。
很快,钱财被王复元挥霍一空,于是他跑到博山,找到省委地下联络站集成石印书局的负责人黄启宇,以“省委要去上海联系中央组织”为由,提出“借”2000块大洋。
黄启宇对王复元的话深信不疑,再加上是为党组织筹款,所以他倾其所有,并四处筹借,才凑齐2000块大洋,交给了王复元。
结果,由于资金断裂,集成石印局很快陷入到债务纠纷之中,时任经理的蒋西鲁先是和张店、淄川等地的地下党接头,但都没能取得联系,为了平息纠纷,蒋西鲁只得变卖了两处房产和8亩良地,才结清债务,付清股金,从而让集成石印局歇业。
至于王复元则把2000块大洋据为己有,一部分拿来挥霍,一部分用来投资,结果投资失败,但尽管如此,他也并不在意,毕竟在他看来,由于工作都是单线联系,谁能拆穿他的谎言呢。
然而王复元万万没想到,蒋西鲁却在对他暗中调查。
原来,蒋西鲁虽然替王复元做了善后,但他却对王复元产生了怀疑,于是他先是向省委书记邓恩铭作了汇报,紧接着又亲自跑了一趟上海,找中央核实,这样一来,王复元贪污的罪行就暴露了。
由于问题严重,邓恩铭很严厉地批评了王复元,而王复元却狡辩称,他是为党做生意,“暂时借用”,很快他就会把钱还回来。王复元的态度,让邓恩铭很是生气,于是他给中央打报告,请求撤销王复元的职务,并开除党籍。
然而在如何处置王复元的问题上,省委的部分同志不赞成邓恩铭的建议,他们认为王复元是建党初期的老党员,尽管他犯了贪污的罪行,但还是应该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这样也算是对他的一种挽救。
最终,经过讨论,组织给予了王复元“撤销职务,严重警告”的处分,然而对于组织的良苦用心,王复元根本不珍惜,钱都花掉了,当然也赔不出来了,所以在那之后,他不仅拒不还款,还玩起了消失。
在当时的革命队伍当中,类似王复元这般的贪污分子并非绝无仅有。例如在京汉铁路大罢工时,组织为京汉铁路工人筹集的救济款,竟被“三大”候补委员张连光席卷一空。
故而,为了捍卫党的形象,同时为了更顺利地推进革命工作,组织对待党内的贪污腐败现象持零容忍态度,一旦发觉,必定将其清除出党。
然而,在处理王复元的贪污问题时,部分同志未能坚守原则,致使王复元肆意妄为,损害了党风。当看到王复元毫无悔改之意后,邓恩铭依照相关规定,开除了他的党籍,使其成为党史上首位因贪污被开除党籍的干部。
但王复元在被开除党籍后,心怀怨恨。他先是叛变投敌,勾结国民党山东省的负责人,发表《反共宣言》,接着联合一群叛徒组建了特务组织“捕共队”,对共产党展开疯狂的报复行动。
在那段时期,时任山东省委交通处主任的哥哥王用章,在王复元的拉拢之下,也很快沦为叛徒。在这两兄弟的威逼利诱之下,部分意志薄弱的党员也背叛了组织,与他们同流合污。
邓恩铭迅速赶赴上海,向时任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汇报王复元叛变投敌的情况。鉴于王复元和王用章都在省委担任过重要职务,对地方组织以及各地的负责人颇为熟悉,因此在中央的指示下,邓恩铭将那些负责人全部转移至安全之地。
可是王复元的行动同样迅速,他率领一帮特务很快秘密抓捕了邓恩铭等 17 位干部,随后又在山东各地大肆搜捕共产党,不仅残害众多共产党员,还给山东的党组织带来了极大的破坏。
显然,不铲除王复元,山东的党组织就难以重新开展工作。于是,周恩来将中央特科的精锐张英派往山东,下达命令让他除掉王复元这个大叛徒。
张英抵达青岛之际,彼时青岛正处于日本人的掌控之中。单身男子入住客店极为艰难,且极易引起特务的警觉。为了隐匿身份,他与名为傅桂兰的女同志佯装夫妻,一同住在客店之中,并成功避开了“捕共队”的搜查。然而,王复元在破坏省委机关时,发现了张英写给中央的一封信,尽管信是以暗语书写,可其中提及了所住客店。于是,王复元巧设陷阱,将张英及傅桂兰等参与锄奸行动的人员逮捕。
身处看守所内,张英遭受了严酷的刑讯折磨,但他始终坚贞不屈,决不屈服于敌人。最终,他趁着夜晚敌人的疏忽大意,翻墙成功逃脱,并再次回到青岛。
张英很快与傅桂兰的妹妹傅玉真取得联系,却意外获悉傅玉真的丈夫丁维尊已然叛变,且多次与王复元联手抓捕共产党。傅玉真洞察此情况后,秉持大义,将其背叛之事向组织进行了汇报。
其后,张英及其组建的锄奸队接到锄奸指令。在8月10日夜晚,他们成功击毙了丁维尊。
丁维尊之死令王复元惶恐不已,冷汗直冒。他深知自己罪孽深重,必将遭到清算,遂吓得逃离青岛。
不过,经一番探查,张英得知王复元在新盛泰鞋店定制了一双新皮鞋,尚未领取。由此,他判断以王复元的贪婪秉性,定会在风声过后回来取鞋,于是时刻监视着新盛泰鞋店的动静。
果不其然,8月16日下午,一辆黄面包车停在新盛泰鞋店门口,王复元撩开车帘匆忙下车走进店内。
张英亦快步跟上,进入店内佯装挑选皮鞋,却用眼角余光密切关注着王复元的一举一动。就在王复元转身欲离开店门之时,张英突然朝着他的后背心开了一枪,接着又上前补了一枪。在确认王复元被击毙后,迅速出门,迅速消失在人群之中。
至于王复元的兄弟王用章,在弟弟死后犹如惊弓之鸟,从此隐姓埋名,无人能查知其下落。但解放后,这个叛徒还是暴露了身份,最终被关进济南监狱,而后病死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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