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源自网络）
□卢江良
在藏书界，提起“天一阁”，可谓无人不晓。这座始建于明朝嘉靖四十年（1561）的藏书楼，作为中国甚至亚洲现存历史最悠久的藏书楼之一，其声名已远播海内外。但提及天一阁的创建者——范钦，估计了解的人不多，其景况正如当下热播的大片编剧，无声地隐没于幕后。
那么，天一阁与其创建者，两者的声名为何有如此大的反差？细究之下，应该跟范钦单一的“身份”有关。确实，大凡藏书家，其身份不止“藏书家”一个。而范钦似乎是个特例。虽然他进士出身，历任多种官职，也写过诸多诗文，但在科举史与文学史上，均没留下多少“痕迹”。
由于几无其他“身份”加持，范钦在“圈”内外的影响力，自然无法与其他具有多重“身份”的藏书家比拟，从而使得其声名被他所创建的天一阁那巨大的“光芒”所遮掩。不过，从中也足见范钦与其他藏书家不同，不是将藏书当成“副业”去操持，而纯粹作为“事业”来坚守。
当然，这样说，可能有失偏颇。毕竟，范钦不是一开始就把“藏书”作为事业的。他起初的藏书，只是作为“事功”，目的不外乎在仕途上有所进取。所以，收藏之书均从从政实践出发，着重于当朝文献以及地方志、科举录等，无意间却开创了一条“经世致用”的特色之路。
而他真正投身于藏书事业之中，是在其遭弹劾辞官，结束了三十载宦海生涯之后。他心灰意懒地回到家乡，原本藏书的东明草堂，随着藏书的增多，已不堪容纳，便利用将近5年时间，在家宅之东修建了一座藏书楼，取名为“天一阁”，将毕生所藏之精华，皆汇集于此所。
藏书楼建成后，为了让藏书能长久保存，范钦简直绞尽脑汁。他采取了极尽周密而细致的保护措施：在书楼前置一水池，经暗沟与院旁月湖连通，以蓄水防火；在书橱里放置芸草以防虫；在书橱底下放英石以吸潮；更是严令“烟酒忌登楼”，绝不容许任何人对书籍有丝毫亵渎。
于此，清乾隆年间，朝廷存放《四库全书》的“南北七阁”（文渊、文源、文溯、文津、文汇、文澜、文淙），其建筑样式便仿照范钦的藏书之所——天一阁而建造，藏书规范也参照范钦为天一阁制定的管理制度。包括范钦之后的公私刻书以及现代图书馆管理，也都深受其影响。
尽管范钦官至相当于现在的副部级，但因清廉加之当时书籍昂贵，其俸禄不足以购买大批书籍。为此，他不惜用藏品与别人交换，甚至于亲自手工抄写。据说，有时候，他为了能如约还书，连续多日通宵达旦，这般辛劳一直持续到过世。如此，为后人留下了七万卷珍贵的藏书。
范钦的这些藏书，在他离世187年后的1772年，乾隆下诏纂修《四库全书》并向各地征集公私藏书，他的八世孙范懋柱闻讯，从中精选641种进贡，其中96种被《四库全书》收录，另有381种被《四库全书总目·存目》收录，两项共计477种，居全国之冠，发挥了极大作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范钦分家产的故事。1585年，八十高龄的他，眼见时日不多，便把家产分成两份，一份是白银万两，另一份是自己的藏书，要求每房只能任选其一，并规定继承藏书的，要永远地承担护书的责任。这一举动，被后人视为“天一阁历史上最闪光的一个瞬间”。
也正因为范钦这种藏书精神的感召，感动了后来的诸多藏书家，他们愿意将自己毕生的收藏，无私地汇集到天一阁中。譬如，《鄞县通志》编纂冯孟颛，将其伏跗室中十万卷的藏书捐献给了天一阁；民国富商、秦氏支祠的后人秦君安，将收藏的八千多件文物悉数捐赠给天一阁……
时光荏苒，历经了四百六十余年的风雨沧桑，范钦生前的政绩已湮没于尘埃，但他遗留下来的那些藏书，为古文化典籍的流传保留了宝贵的火种，成为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中永不磨灭的共同财富；他的那种藏书精神，更是超越时空，深深烙印在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
当前，范钦创建的那座天一阁，凝聚着他独特的藏书精神，已成为宁波耀眼的文化地标，甚至于这个时代的精神象征，它正焕发出绚丽的光彩，烛照着所处的那座城市，用力催动书香有机融入城市肌体，激发出文化赋能的强大动力，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2024.7.31于杭州
卢江良：凭着良知孤独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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