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纪律
乌鸦, 这夜的碎片
纷纷扬扬
北岛：《结局或开始》
纪律指干部监督，是对干部队伍的清洁和惩罚。在中共干部体制下，干部监督的目的是加强、巩固和清洁干部队伍，以保证权力的正确行使和党的长期执政；监督的主要内容包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等党纪党规的遵守，宪法和法律的遵守以及廉洁自律等；形式有党内监督、法律监督和人民众的监督等。在革命和建设时期，主要表现为干部审查，新时期以来，逐渐演变为干部监督和反腐，特别是腐败问题，已经成为决定中共未来命运的重大问题。
根据中共的党建学说，纪律的主要作用是保护干部，而不仅仅是惩罚干部。因此，纪律的根本在于理想信念教育，干部出问题的根子在于思想意识，“狠斗灵魂深处一闪念”是有深刻警戒意义的。根据干部问题的性质，违纪处理可以分为党内处理和清除出党。党内处理包括：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察看。清除出党则是开除党籍或者移送司法机关。开除党籍是中共切割理念的实施，也就是问题的性质已经从党内矛盾上升到敌我矛盾，是党的肌体上的瘤须切割出去，这往往意味着干部政治生命的结束。所以，开除党籍可以视为对中共干部最重的惩罚之一，虽然这往往被认为是对干部的保护，是用党纪惩罚代替了法律制裁。特别是纪委的干部，特意强调纪委的主要作用是教育干部、保护干部，“不以肃杀为功”。
建国以来，中共的纪律监督经历了政治运动式反腐到专门机构（纪检、检察）反腐的演变。政治运动式反腐成效高，影响大，比较彻底，但有影响秩序和过火偏激的后果。专门机构反腐具有维护秩序和边界清晰的特点，但却有效能低、不彻底的缺点。而对于很多人期望的制度反腐来说，中共的党规党法和法律体系已经比较完全完备，但却出现悖论，一方面，严刑峻法越来越严密，纪律之网越织越稠，越织越密；另一方面，则是干部的贪腐越来越严重，制度性腐败和机构性腐败越来越明显，窝案和串案层出不穷，“反腐亡党，不反亡国”这一定有其体制性基础。“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越来越成一个现实问题。
一 干部问题类型和纪委办案
在中共体制下，干部问题往往是党的政治路线和中心任务的反映。1978年以前，政治运动不断，“以阶级斗争为纲”，使得政治问题成为中共干部问题类型的主流，每次政治运动兴起必然伴随相关政治问题类型的干部的落马。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等等。1978年以来，随着经济建设成为党的中心任务，经济问题逐渐成为新时期干部问题的主流。在这其中，传统中国的影响，比如男女作风问题等，则一直是干部问题的重要类型。同时，干部问题和党和国家的政策也密切相关，比如，违反计生政策是新时期干部问题的重要类型，这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前是不可想象的。
纪律是中共干部治理的重要手段，各级纪检系统都有两种不同性质的干部档案，一种是已经查处的干部违纪档案，有极其详尽的违纪资料，包括案件来源，处理依据，问讯记录，纪委讨论案件纪律，违纪干部的检查，违纪的各种证据，组织处理等等。一种是待查处的干部违纪档案，主要是各种举报材料。在中共当下的政治运行中，一方面是党规党纪的日益完备，一方面是各种潜规则的盛行，这两者的矛盾冲突使得每个干部都是纪律之网中的一部分，处于“非法化”生存状态，一旦问责，何患无辞？从而使得纪律成为自上而下治理干部最有效的手段，成为中共“效忠”体制的重
要基础。在中县县政府一次的早餐桌上，县长对常务副县长说，按照纪律处分条例，咱们俩都应该受处分，在座的，谁不受处分？每一个被查处的干部都是一个悲剧，每一个被查处的干部都有一个内容丰富的故事。这些故事，和人性、欲望和道德有关，和原则、规则和命运相连。是查处见证了官场的血腥和残酷，是查处使得仕途如畏途，机关无数，地雷遍布，如飞蛾扑火，如饮鸩止渴。所以，仕途需要自律，官场需要智慧。
下面对1979年以来中县副科级以上干部的问题类型进行统计分析①。
1979年以来，中县被查处的县领导屈指可数，县委、人大、政协和公检法系统一个没有，只有县政府3名副县长被查处。1名是男女作风问题，2名是受贿等经济问题。处理结果是2名副县长降职使用，但后来都先后崛起，成为正处级实职干部。1名则开除公职和党籍。而且吊诡的是，被查处的3名副县长全部是中县人。
人大、政协领导属于二线岗位，掌握的权力和资源不多，不出事可以理解。公检法系统是国家暴力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身就是权力监督的行使者，不出事也可以理解。现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出事的全部都是县政府领导，县委领导一个没有？这是因为县政府处于经济工作的一线，掌握了大量的经济资源，而县委领导直接掌握的经济资源相对少一些（县委书记除外）。同时，县委领导一般比县政府领导经历了更多的磨炼，政治经验更为丰富，这也说明了政府机构筛选干部的过滤器的作用。而在中共的权力格局中，党委系统比政府系统受到更多的保护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一位曾在组织部的领导给我说，当时他们曾经调查县商业局长倒卖汽油柴油的违法事实，但最后涉及到一位县委常委，汇报给纪委书记后，纪委书记和县委书记商量的结果是停止调查，事情最后不了了之，那位县委常委也全身而退。而被查处的3名副县长全部是中县人，则和中县的官场风气有关，也就是中县人所说的，中县干部“排内不排外”，“窝里斗”，对本县干部狠，对外来干部较宽容一些。同时，对于本县干部来说，更多的关系网的缠绕，更多的违法违纪事实的暴露，也是重要原因，也就是本县干部互相更了解，互相会有更多的把柄被掌握，这也间接说明干部交流可以减少干部翻船的概率。在我挂职期间，听到很多中县干部议论一位非本县人的县纪委书记，认为其存在不少经济问题和作风问题，但最后也是全身而退。
下面对1979年以来中县副科级正科级干部的问题类型进行统计分析，但由于只获得了1993年
以来的县纪委案卷目录，所以只能对1993年以来的副科级正科级干部的问题类型进行统计分析。
需要说明的是，干部问题类型的划分主要根据问题性质。经济问题主要包括：贪污、受贿、以权谋私、借用公款、挪用公款、非法占有、私设小金库、公款旅游、侵占、违反财经纪律、占用公物等。作风问题主要包括嫖娼、猥亵妇女、不正当两性关系、通奸、鸡奸、看淫秽录像等。政治问题主要包括：弄虚作假、违反计划生育、失职渎职、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安全事故等。从统计表中可以看出，随着经济建设成为党的中心任务，经济问题逐步成为干部问题的主要类型，占了干部问题类型的一半以上；其次是各种政治问题，而男女作风问题则呈弱化趋势。从正科级和副科级的比较来看，正科级干部经济问题的比例明显大于副科级，而作风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比例则小于副科级，这一方面说明正科级干部的政治经验更为丰富，另外也说明由于正科级干部掌握的经济资源更大，因此，其经济问题相对比例也更高。从这17年查处的干部问题类型来看，没有一起涉及到跑官买官问题，这说明纪委办案有个问题“区隔”，也就是有些问题是一定要查处的，有些问题则是官僚共同体内默认的潜规则，即使涉及一般也是要规避的。
从被查处的领导干部所在单位性质来看，党政领导干部占了大多数，占了77%，其次是企业单位的领导干部。这充分说明纪委是党的内部监督部门，是党要管党的重要体现。同时也说明，干部的违法违纪和掌握的权力和资源紧密相关，党政机关和企业是权力和经济资源的集中地，而权力和经济资源相对较少的事业单位，被查处的领导干部之少，形成了强烈对比。当然，这也和事业单位中中共党员的比例相对少一些有很大关系。
从查处的副科级以上干部人数来看，在这17年中，查出副科级干部68人，平均每年约4人，每年查处人数约占中县680名副科级干部的0.5%。正科级干部32人，平均每年1.9人，每年查处人数约占中县280名正科级干部的0.7%。而在1979年以来的30年中，被查处的县领导3人，平均10年1人。从实际来看，这个比例远低于纪委内部查处干部约占3%的内部控制比例。从被查处的干部职务来看，32名正科级干部中，县直部门一把手高达17名，乡镇党政一把手2名，且全部是乡镇长，没有一名乡镇党委书记，为什么？
这是因为，在全县，乡镇党委书记处于地方大员和地方诸侯的地位，在县里的地位举足轻重，涉及到一个乡镇几万人口的稳定问题，因此，乡镇党委书记往往能力和素质更高，政治经验也更为丰富，大多经历了多岗位的锻炼。同时，乡镇党委书记往往是县委书记信得过的人，这样才会放到这个位置上，他们往往和县委书记共同组成了一个共同体，一旦乡镇党委书记被查处，往往牵涉面大，涉及人广。在中国党政双元运行体制下，政府往往处在第一线，充当了党委系统的防火墙的作用，一旦追究问责，板子往往打在乡镇长身上。比如被处理的一名乡镇长，就是因为沉船事故而被追究问责。但熟悉乡镇政治运作的都知道，乡镇真正的一把手是乡镇党委书记，要对重大决策拍板和承担责任。对此，一位乡镇长曾对我抱怨说，乡镇长就是执行，但一旦出事却要承担责任，这是体制问题。
而县直部门一把手高达17名，则是因为县直部门一把手往往在仕途上处于停滞者的地位，一般来说，他们在仕途上已经没有了继续进步的可能，这就使得部分县直一把手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他们同时也要考虑仕途结束后的问题，这和处于仕途上升者的乡镇党政一把手相比，考虑问题是有很大差距的，他们很多都是经济问题，和这有很大的关系。
下面对干部仕途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隐秘的部分之一的纪委办案进行考察。纪委办案的线索来源主要是各种举报，大致占到80%以上。其他线索来源包括查办案件中发现的案中案，上级部门交办以及领导批示查处等等。如果说政治运动式的反腐是明的群众监督，举报则是潜于水下的群众监督，看似水面平静，实则暗流涌动。这也意味着，在中国，做官之要在于做人。一个有道德，各种关系处理良好，又具有政治智慧的官员基本上是安全的。一位中县纪委领导说，举报的都查不过来，怎么可能主动出击呢？所以，越没有人举报，或者越较少的人举报，一位官员的安全指数也就越高。而如何不被人举报，如何少得罪人，则是一个官员的立身之基。
哪些干部会成为纪委查处的目标，一般来说是三类：一是私欲泛滥，贪腐问题较重，臭名远扬而被纪检部门掌握实质性问题的；二是对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重大损失的；三是具有重大人格缺陷，处处结怨，得罪人太苦的。而这三类又有一个前提，那就是领导不保或者无法保的。而中县纪委的一位领导却说，所有被查处的干部都具有一个特点，就是其有实质性问题被纪检部门掌握，那么，翻船就是早晚的事了。而从纪检部门内部来看，存在一个问题域，也就是哪些领域容易出问题，有经验的纪检干部一看就知，比如：交通领域，工程领域，土地领域，人事领域，矿产领域，后勤领域等等，与之相对的就是这些职位：交通局长、土地局长、教育局长、事务局局长等，这些领域可以称为机构性腐败或者体制性腐败，这些职位也被称为危险性职位或者高危性职位，其特点就是权力大，资源多，监督少，规范少。在我挂职的两年中，中县土地局长、教育局长和医院院长先后被查处。看到曾经一起吃饭，一起谈话的干部进入深牢大狱，一方面是感受到纪委办案的残酷性，一方面则感受到干部问题的隐蔽性。
纪委收到举报信后，会对举报线索进行初核，在这个阶段，大量举报信会进入纪委的死亡档案中而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只有很少的部分会进入纪委的常委会议，讨论是否进行下一步的调查，而如果涉及到副科级以上的干部，还必须上报给纪委书记和县委书记，由县委常委讨论是否查处。而如果对干部采取双规措施，则一般意味着纪委掌握了这位干部的实质性问题。双规被纪委干部称为党内“家法”，虽然有不少弊端，却是极其有效的反腐利器，对于查处干部厥功甚伟。随着多年的办案实践，纪委内部发展出很多行之有效的办案方法，其中常用的就是纪委和检察院联合办案，就是把纪委的双规政策和检察院的审讯手段相结合。因为双规不受时间限制从而规避了检察院采取措施的时限问题，而检察院则被法律赋予可以使用侦查手段。在联合办案的实践中，往往是抽调检察院的人员充任纪委人员，对问题干部使用手段，这样一旦出现意想不到的后果，可以使纪委部分规避“恶名”。中国的酷刑传统源远流长，中国的纪检系统很好地继承了这一传统而又发扬光大。加上现在高科技手段的出现，酷刑更是层出不穷。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从传统的肉体折磨演化为精神折磨。传统的严刑拷打由于后果太严重，现在基本被放弃，而代之高科技的精神折磨。比如高强度的电灯烘烤，高分贝而又定时的噪音器以及人海战术，轮番上阵审问等，其基本的目的就是使得问题干部精神崩溃，而招供了事。当然上不上手段，很关键的一点就是看问题干部的态度了，如果一询问就痛痛快快地交代问题，当然可以免除很多皮肉之苦的。中县一位被查处的副县长在被叫去谈话之后，态度非常端正，立即就把问题倒豆子一样，完全交代，这样，纪检部门对他也很客气，询问完就让他回去了，后来判了缓刑，免除了牢狱之苦。而在省纪委调查中县一位县委书记的问题时，当时的县委办副主任，计生办主任和民政局长等都被讯问并被上了手段，结果，县委办副主任坚贞不屈，拒不交代问题。计生办主任和民政局长则抗不过手段，交待了不少问题。但县委书记后来摆平了此次调查，仅被诫勉谈话。后任的县委书记则把县委办副主任调任计生办主任，这被公认为肥缺。计生办主任则被调任某小局局长，这被认为是变相的惩罚。这位计生办主任和我谈话时说：
“我知道一些干部对我有看法，说我意志不坚定，但那种情况下，不交代不行啊？妈的 X，那么高层次的部门，竟也使用如此卑劣的手段，你也想不到吧？现在正有人打着他们的旗号卖书，你说我买还是不买？买吧，很贵；不买吧，又怕得罪他们。”（访谈，2009）这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位计生委主任更大的问题在于，他招供了不少中县给省市计生检查团以及上级计生领导的上贡等违规做法，结果被省纪委反馈后，导致上级计生部门的强烈反弹，对中县的计生工作造成了很大被动，而且上级计生领导强烈要求将其调离。
而这位县委办副主任则被中县干部称颂不已，认为是坚强的布尔什维克。民政局长则交代了很多实质性问题，并在专车上发现了大量现金，结果被判刑。
纪委是党的一把刀子，肯定要沾染鲜血，这是其职责所在。招还是不招？确实是摆在问题干部前面的重大问题。“抗拒从严，回家过年；坦白从宽，牢底坐穿。”这是中县官场很流行的一段顺口溜，正面反面的例子都很多，这就要看问题干部的问题程度、人脉以及造化了。纪委还有很多具体的办案手段，比如查处某个干部的经济问题，会把其全部的亲戚的财产状况全部调查清楚，目的就是防止财产转移以及干部规避银行实名制等。比如查处一些实职重要干部，往往会把其先调离，然后再查处，以减少调查的阻力等。现在，不断出现的一些人大政协领导被查处，就是这种情况。还有往往通知问题干部开会，然后带走，也是常见的做法。一方面减少警惕性，一方面起到警示作用。而中县最近被查处的一位乡长，则是被检察院的一位哥们邀请吃饭，吃完饭后，下来就被带走了。
与纪委的道高一尺相比，则是问题干部的魔高一丈。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就是，干部的违法
违纪和腐败越来越隐蔽，越来越难以查处。在官场，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办事拿钱，办不成则退钱。一个收钱不办事的官员是最危险的，也是从政之大忌，会被认为人品都有大问题，翻船则是早晚的事。现在，官场有很多隐蔽的腐败心得，比如收钱必须两个人，绝对不能有第三者在场，尽量收熟人的钱等。尽量不拿现金，送银行卡，在礼物中夹带钱和银行卡等。所以，送给的礼物官员们一定会仔细检查，万不会借花献佛，转送了之，这些都是官场常识。现在，官场腐败早已超越送钱收钱的原始阶段，而是兴办各种经济实体，在企业中占股份，或者让亲戚承包工程以及套取国家项目等等，既能挣大钱，又有合法性的外衣。官商一体已经成为县乡干部的重要特征，金钱是政治的母乳，向上升迁的金钱要么来自于自己兴办的实体，要么来自于企业商人的资助。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在现今的县乡官场，是走不远的，这已经成为官场的通例，中县也不例外。在查处干部的过程中，检察院检察长、纪委书记和县委书记是三个重要的把门人和关口，特别是县委书记，其同意与否对于查处副科级正科级干部举足轻重。因此，与县委书记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关系融洽就成为副科级以上干部的仕途中的关键性问题，正是在这一点上，纪检部门成为县委贯彻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工具，成为惩处对县委决策阳奉阴违的异己分子的组织利器。在这种情况下，检察长、纪委书记和县委书记的执政风格就会对干部的查处产生重要影响。
中县检察院曾经有一任检察长，为了筹集检察院大楼的款项，主动出击，从建筑包工头入手，每年都对全县的重要包工头采取措施，结果从一名包工头的口供中就查处了3名县直一把手，还导致了一名副县长的落马。几年之后，检察院大楼果然盖了起来，但这名检察长不仅在中县干部中落下严重骂名，其后来调任他县后也因为一名包工头的在询问期间死亡而出事。而中县一位县委书记则对副科级以上干部的查处比较谨慎，其在任的1999年，全县竟然没有一名副科级以上干部被查处，他说：
“查处干部要慎重，不然就会影响稳定，影响干事。我当时就给纪委和检察院打招呼，在我任上，不要轻易查处干部，所以你看我那几年，被查处的干部不多。”（访谈，2009）中县一些干部认为，对副科级以上干部的查处，往往牵涉甚广，所以慎重查处干部也是主要领导明哲保身的一种方式。同时，不少干部认为，查处副科级以上干部确实会造成人人自危，严重影响稳定大局，影响干部干工作的积极性。更有一些干部认为，纪检干部就是踩着干部的尸体升迁上去的，其官帽子是血染成的。而且查处的往往是敢于做事的干部，其结果是严重影响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进行，因为改革就是要突破常规，某种程度上就是要违规违纪。因此，如何区分违规违纪和改革的界限，如何敢于改革而又不翻船，就成为考量纪检干部和改革干部政治智慧的重要手段。在县乡过度竞争的仕途格局下，纪检监察制度提供了合法化清除仕途障碍的组织管道。与其他方式相比，收集竞争对手乃至政敌的违法违纪证据，然后密集性大当量地举报，不仅合法，而且可以根本性地摧毁对手，起到定点爆破的效果。在这种背景下，身在仕途之官人，大多谨言慎行，如履薄冰，很多事情黑箱操作，很大的一方面就是怕受人以柄。同时，纪检监察制度也提供了打击异己的组织化管道，现在常见的实践就是政治问题经济化解决，也就是往往通过查处政敌的经济问题来达到打倒其目的，所以，经济问题的根源还是政治问题。在政治运动式反腐的过程中，很多因为政治问题被打倒的干部还有平反的可能，而在现今专门机构反腐的过程中，因为经济问题被打倒的干部基本没有平反的可能，因为古今中外，凡是贪腐问题皆在重大罪行之列，这就使得现在的反腐其实具有更加残酷的一面。而在机构性腐败和制度性腐败越来越显著的今天，如何划清问题干部的界限，如何在问题干部之间进行切割，也就是查到谁就停止，已经成为越来越考量纪检干部政治智慧的大问题。
1978年以来，纪检监察部门作为治官之吏，越来越成为一个权势部门，特别是在县乡干部贪腐越来越严重的今天，纪检监察部门在干部仕途中的地位越发举足轻重，因此，如何与纪检监察部门搞好关系就越发成为干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在这种格局下，请纪检干部吃饭，给纪检干部送礼物红包乃至金钱贿赂就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了。一些干部曾发牢骚说，一些刚到纪检部门工作没有几年的小年轻，就买车买房，凭什么？而与我关系甚厚的县计生办主任在一次请纪检干部吃饭的酒桌上说：
“计生工作要搞好，一些违规的事情是少不了的，这就需要和纪检部门搞好关系，要经常和他们在一起，一方面争取他们的支持，另一方面也争取他们的理解。”（访谈，2009）计生部门是上级检查比较多的部门，为了迎接检查，中县计生部门曾派人冒充别县的计生人员，全程侦查检查团在别县检查的内容。而纪检干部往往是检查团的一员，一位被抽调计生检查的中县纪委领导说，一次外县的计生部门要给检查团送礼物，但怎么也找不到他，原来他独自一人逛街去了。这位领导说，如果唯独不给他送礼物，他肯定对那个县的工作有看法。
我曾问一位中县纪委领导，纪委办案最大的问题在哪？他脱口而出：关系网。他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有一年中县纪委在查处一个干部时，处分这名干部的常委会就要开了，纪委书记又接到市里领导的打招呼电话。毋容置疑，很多案件就是在关系的运作下，大事化下，小事化了。所以一位纪委领导说，现在规章制度很好，关键是难以执行。现在纪检部门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纪检部门本身的监督问题，这也是很多中县干部非议的一个问题，就是纪检部门可以查办干部，但谁来查办他们？
在纪检部门权力越来越大，规格越来越高，并且成为干部晋升的捷径的格局下，纪检监察部门
就成为很多干部向往的工作之地，下面对中县纪委室主任以上干部的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从上表可以看出，纪委机构内部领导岗位多，规格高，有8个正科岗位，22个副科岗位，这远远超过一般的县直部门和乡镇，就是县委组织部、宣传部等也无法相比，这使得很多干部认为进入纪委工作是一条仕途捷径，晋升的速度和机会要比其他部门高得多。同时非常明显的是，纪委成为干部子弟的聚集地，成为干部阶层自繁殖的重要机制和平台，特别是几个县领导的子女，非常扎眼。
这种机构的权贵化趋势在县乡的一些核心部门，比如纪委，组织部等部门机构中非常明显，其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严重降低纪委的战斗力。作为干部阶层的一分子，相同的阶层意识和阶层背景会使得这些党纪国法的执行者更容忍和宽容干部的违法违纪，并会带来干部查处中的腐败。2009年中县被查处的原土地局长，其女儿就在中县纪委工作，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时她担任的纪委宣教室主任，主要职责就是党纪党规的宣传教育。在查处其父亲之前，组织上把她从纪委调离。其父亲和母亲都被控制后，对纪委机构的熟悉导致她到市纪委大闹一顿，结果当然是带来了更坏的后果。现在的一个趋势就是，就是一些政治家族和政治势力集团乃至利益集团在纪检部门安置代理人，他们已经从寻求纪检保护伞阶段发展到直接安排人进入的阶段，这样，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们就可以在第一时间得知，并积极寻求对策。同时，熟知纪检内部情况的代理人的存在，使得他们更会规避风险，更加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现在，一些被查处官员的亲属在纪检部门工作的例子越来越多，比如，中县2007年被省纪委查处的民政局长，其女儿就在中县检察院上班。
但纪委干部在光环之下也有很多无奈，一位经常办案的纪委干部说：
“你问我办案的细节，我都不愿回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你想想，哪一个被我办过的干部不恨我一辈子？县城就这么大，关系都是千丝万缕的，得罪一个人就是得罪一大片。但干了这个工作，也没有办法。” （访谈，2010）而2009年被查处的中县林业局长，因为和县纪委书记不和，加上一言堂，作风霸道而被下属举报挪用资金而案发。当时办案的一位纪委领导虽然表面上和他没有关系，但实际上是纪委领导的弟弟娶了林业局长的妹妹。查办之后，两家的关系也很坏，后来这位林业局长运作之后复出，拟任另外一个局的局长。在一次酒桌上，一位领导对这位纪委领导说，好了，你的思想负担要解除了，你的亲戚要复出了，这位纪委领导只是苦笑几声，没有言语。
下面根据中县纪委的原始档案，对干部的经济问题、作风问题和政治问题进行详细考察。
二 经济问题
干部的经济问题以“钱”为中心，本质上是通过权力这一中介而非法的获利。其典型表现就是贪污受贿、以权谋私、公款私用以及各种形式的权钱交易等。1978年以来，随着经济建设成为全党的中心任务，经济问题越来越成为干部的主要问题类型。其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干部手中掌握的经济资源越来越多，这是基础性的因素。二，干部的生活方式和应酬。现在中县的县乡主要干部大多穿名牌，著华服，专车出行，生活大多富足。同时应酬广泛，逢年过节，红白喜事，开支很大。中县县长在一次参加红白喜事后感叹说，现在的标准都提高到了500元，而且平时不来往的，八杆子打不住的也都下请贴，如何吃得消啊？真是“富在深山有人知，穷在闹市无人理”啊。三，更关键的是，现在干部仕途的每一步晋升，都离不开大量资金的支持，形成了“花钱晋升，晋升后捞钱”的恶性循环，并且形成了越往上晋升筹码越高的态势，这必然为干部的仕途埋下地雷，使得干部的经济问题一查一个准，并且层出不穷。
下面通过1982年的县文委副主任王封文受贿案和2005年的县文化局长贾本声受贿案等典型的
案例来考察干部的经济问题。
王封文曾任中县团结乡党委书记、卫生局长，是中县政治大家族张家的重要成员，当时，其妻子张梅芝任中县副县长，张梅芝的哥哥张泰康任中县县委副书记，加上他们都是中县本地人，经营日久，人脉深广，形成了庞大的家族政治势力，当时有干部就说，中县的天下是张家的天下。这就和当时的县委书记王府希和纪委书记罗文礼等外县干部形成了极深的矛盾，当时的纪委书记罗文礼说：
“当时他们的家族势力太大了，他们看不起王府希同志，经常在一起议论王府希。他们是一派，我和王府希，还有其他几位同志，我们是一派。”（访谈，2009）
1982年，全国掀起了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斗争的运动，北山地委成立了地委、行署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斗争领导小组，中县也成了相应的领导机构。就在这时，一封举报王封文的举报信被转到中县纪委。举报信如下：
中共北山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共北山地委、北山行政公署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斗争领导小组：
今去信揭发王封文同志的投机倒把行为。
中县卫生局长、原团结公社党委书记王封文同志，于一九八0年在团结公社任职期间，利用职权，在团结公社龙房大队的晓武庄村（县卫校、县外贸局东院附近）占地几分，准备盖私房。恰因刘杰省长来中县检查工作，发现了一些干部职工在县城附近占地乱建私房的问题，严肃地提出了批评，并责令中县县委领导要采取措施，立即刹住乱建私房这股歪风，对建私房当中，有严重经济问题的要予以纪律制裁。王封文与他人不同，脑子灵活，心眼多变，他即停止了建房准备，舍弃了宅基地，转移为另一种手法，牟取暴利，那就是将购买的建房平价木材高价出售。将以每吨九元左右的（不付运费）的次等煤，并兑土充好煤，在张庄大队砖瓦厂换成砖，以每块5分左右价格出售，计有煤20多吨，可换砖三万五千块左右，两项从中非法获利2000多元。同时，王到上海看病期间，从生产队索取小磨香油百来斤，本打算在上海送给医院主治医生及其他有关人员，后经一位在上海工作、原籍中县团结公社张庄大队的一位同志劝阻，王又改变了主意，只送了少许，其余八、九十香油在上海高价出售，从中非法获利200多元。这几项投机行为，大约获利2200多元。在当前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斗争中，一是没有人揭发王的问题。二没有发现王自觉向组织上交待自己的问题，看来王有自己的打算和有一定的市场。我认为，王有他自己的一套处世哲学，他和他爱人张梅芝（原棉纺厂党委副书记，现任副县长）在外名声好听，笼络了一些人，也确实有那么一些抬轿子、拍马屁的人对他俩是唯唯诺诺、诚惶诚恐，因此，受到了包庇而没有被揭露出来。而实质上，王是一个见钱眼开的利己主义者。他所卖的木材、砖头、香油，从买、索、运、卖都不用自己插手，而是坐收渔利，既当了婊子又立了牌坊，达到了名利双收，王就是这种人，而这种人则比那些公开的经济犯罪分子还要可恶、可怕、可耻、可气。
我为什么到今天才写揭发信呢？其原因有三：
一是相等王张二人觉悟，让他们自己交待出来，求得组织上的宽大处理，给他们能改正错误的机会，取得谅解、重新做人，继续为党为人民努力工作。
二是王张二人在县城活动量大，特别是一个是副县长，一个在团结公社当过书记，笼络人多，为他们掩盖错误，开脱罪责，使之逃之夭夭的人大有人在，加上其哥（张泰康）是县委副书记，是否从中包庇那就很难说了。
三是当前党风社会风气不正。揭发经济领域犯罪行为本应是每一个公民义不容辞的社会义务和政治责任。但是在当前揭发者不能立足于人世之中，更不能成为什么斗争“英雄”，弄不好还成为众矢之的，比犯罪者还要臭。一个人不能不为自己考虑立身之地，何必去自找麻烦、自讨苦吃，基于这种思想，才迟迟没有揭发他的问题。
为了帮助组织上及早弄清王封文的问题，我仅提供几点线索。王在团结公社任职时，张庄大队是他的点，住了好几年，他所用煤换砖、卖砖都是张庄大队砖瓦厂厂长经手的。王为了感谢这位厂长的“恩德”，在上海看病归来时，特地花了几十元买了一台收音机，赠送给这位厂长作为报答。主管大队队办企业的副支书刘雨基也深知此事。组织上可通过这两个人即可弄清王的问题。另一方面，砖瓦厂也不是真空，砖瓦厂的工人肯定有许多人是有觉悟的，再访问一下会计、保管、发货人是能够了解出一些问题的。同时，还应注意，当前弄清王的问题阻力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时至今日，他们的攻守同盟何尝而不定呢？这就要看地委、领导小组的决心了。以上是我的揭发，鉴于目前情况和种种原因，尚不能披露我的姓名和工作单位，请组织上见谅。
此
敬礼
揭发者
一位共产党员 国家干部
收到这封地区纪委转交的举报信后，中县纪委和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斗争办公室立即开始了调查取证，结果是：
“王封文同志没有以劣煤兑土充好煤，没有煤换砖及每块5分出售；没有高价卖木料；帐面根本没有非法获利2000多元情况。去上海看病带香油绿豆送人求援，虽属不正之风，并无行贿之意，更无高价出售非法获利200多元行为。我们认为此信反映情况不实，纯属诬陷进行人身攻击。请领导对此信予以查处。”（中共中县纪委王封文卷宗）
但是，此时，曾与王封文在团结公社共事，并在中县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斗争办公室工作的王胜利出现了，他向纪委汇报了王封文领取团结公社钢板网厂1015元奖金的事实，事情由此急转直下。
团结公社钢板网厂属于社队企业，1976年建立，但因原料不足经常停产，欠国家贷款20多万，一年利润却仅有8千多元。1979年9月北山地区社队企业熊局长到厂里检查工作，厂长冷洋堂汇报了原料不足的困难，熊局长批评说，你们思想保守，应该发动群众找米下锅，定个购料提奖制度，贴在汽车站、火车站，不管军民人等，购来铁皮就按制度提奖。公社党委研究后正式实施这一制度，结果效果明显，实施之后厂利润收入30多万元，等于提奖制度救活了一个厂。
据厂长冷洋堂讲，1979年年底，王封文在县医院住院，他去看望，期间谈到盖房的事情。冷洋堂说盖房困难的话，可以给厂里搞点铁皮，按制度可以提奖。王封文说，我搞怕不行，我是领导干部，但被冷洋堂以制度为由说服。王封文就给在地区物资站工作的内侄张立志写信，张立志找了地区二工局的熟人，让冷洋堂办理购回铁皮29.61吨，扣除各种费用，应提奖金1015元，但谨慎的王封文以内侄张立志的名义办理了提奖手续，实际却是由冷洋堂先后两次把存折600元和现金415元送给了王封文。
中县纪委调查后认为，王封文身为公社党委书记，为奖所诱，见利忘义，虽写了个信，实际物资是他人搞好，又冒他人之名，收受所谓“奖金”，实属受贿，错误严重。因此在给北山地委纪委的请示报告中，建议给予王封文党内警告处分。
但是，王封文认为自己是按制度提奖，对自己的处理不妥，并且积极活动，希望能够减轻或者免予处理。当时的纪委书记罗文礼说：
“我曾和张副县长一块到地区纪委做工作，但当时的纪委领导不松口，要求必须查办。他们后来还找了记者，捅了上去，这就把事情搞坏了。”（访谈，2009）
结果，地区纪委的处分决定是：王封文应负政治责任，性质为受贿，决定给予王封文同志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并撤销行政职务，同时退出赃款。
案件查处的过程中，王封文正因脑血栓在洛阳住院，此事对于他不啻为五雷轰顶，无疑加重了病情。处理结果和本人见面后，王封文认为事实有出入，定性不准，对他的处理过严，因此不同意处理结论。一年之后，王封文又写了诉讼书，认为组织处理不妥当，为自己喊冤。此案更大的悲
剧是，王封文由此卧床十年，直至抑郁而终。此案不久，张泰康也调任他县。
下面来看2005年的县文化局长贾本声受贿案。先看贾本声的交待书，这里面有大量的官场潜规则的披露。
交待
我叫贾本声，男，现年50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中共党员，大专毕业。系中县李庄乡王埠口村贾营人。现任文化局长，住县自来水公司后城郊村第八组。
一，关于用公款为自己买西服的问题：
1996年我在县计生委上班时(任计生委主任)，有一次去省计生委汇报工作，谁知这位省计生委
主任正在商场买衣服，我们赶往该商场，急忙为主任的衣服开钱，尔后，主任建议让我买一套同样
的（每套1400元），我没有推辞，就用公款为自己买了衣裳，真是大错特错。
二，关于接受馈赠贵重物品的问题：
1996年我在县计生委工作期间，有一次，市计生委组织各县对调大检查，我县被分在卫县，由我带队。检查三天后回来，卫县为我送赊店酒10件，价值800元，金项链一条，自己没有推辞领情了。
三，关于收受方贝村2000元的问题：方贝村，是团结乡机关伙的承包主。1995年，我在团结乡当书记，机关伙大家研究要对外承包，竞争者有三家，方贝村想让我为他使劲，送来2000元略表心意。后来，经过做工作，方贝村才当上了承包主。
四，关于收受“一帆风顺”玉雕的问题：
2003年春节，文化馆长说是给我送一贵重礼物，“一帆风顺”玉雕，价值1200元，自己十分喜欢，没讲来源，欣然接受。
五，关于挪用计生款修建“天子宾馆”问题：计生款属于专款专用，1995年，县计生委前边原计生指导站的房子，由张闻全承包，他投资
80万，计生办投资80万，合伙装修，改造成宾馆。现在看来，这样挪用计生专用款搞楼堂馆所是不行的。
六，关于接受“华丰”家具问题：
1995年，我在团结当书记，家里房子刚刚盖好，空空荡荡，团结乡“华丰”家具厂的老板，投我所好，用我所要，盯住我手中的权力，硬是不吭声给我家送了桌柜、茶几、仿红木椅子，价值1500元，自己作为一个党委书记不该占老百姓的便宜。
七，关于公款旅游问题：
1995年农历8月15日，我作为计生委主任，偷偷带上家属，带上机关会计夫妇，带上计生指导站站长夫妇，经长沙、到桂林，从珠海到上海，行程几千里，花去5400元，这不是挪用公款而是挥霍公款。
八，关于接受湍东窑场1.5万砖的问题：
前年，我老家盖房，父母在家，湍东林场窑场是林业局的关系户，人家看在咱的面上，不要钱，给咱家送去15000块砖，每块2角，价值3000元，应该算是变相贪污。
九，关于收受计生委新进两位女学生各8000元的情况：
1995年，县计生委为了落实市计生委县县都要成立计生稽查队的指示，为了安排内部子女，决定进新人10名，其中大部分为委内主任、股长的子女，只有两名为农村刚毕业的计生学校学生，她们的方方面面都合格，怕定不上，先后到我办公室各放一个信封，每个8000元。但收后，我又调走了，工作还没上班，对不起她们！手续和编制已上在计生委稽查队。
十，林业部门对省、市、县领导春节是怎么送礼的：
县林业局每年春节，首先到省林业厅造林处、计财处等，春节，每位处长在一起吃顿饭并各送1000元；其次是市林业局领导，局长1000元，每位副局长800元；我县是主管和分管领导，每人1000元。
十一，计生部门向省、市、县领导送礼问题：
1996-1998年我在县计生委工作，因我县是全省一类县，所以每年县财政奖励5万元。每逢春节，我总是到省计生委统计处、财务处、信访处拜年，每位处长1000元。后再到市计生委，主任2000元，副主任1000元；中层送一只羊。县四大家领导，书记、县长每人2000元，其他领导每人1000元。每年如此，我连送三个春节。
十二，关于滥发奖金，挪用计生公款问题：
我在县计生委工作时，违背财经纪律，挪用公款发奖金，有春季突击奖，半年奖，单月孕检奖，三夏奖，年终奖等等，每人平均达3600之多。
十三，挪用造林款，购置老板桌、空调
1999-2003我在林业局工作，造林款下来后，没有领导批准，就为局长们买了老板桌、空调、
老板椅等，上级在检查时进行了处罚。
十四，林业局发奖金
我是1999年到林业局工作，每年春节除给同志们发年货外，全局同志都要发一定的奖金，一般是一等奖1100元，二等奖1000元；我和领导班子成员每人再发2000元的补助。
十五，计生委收礼
在计生委的几年里，有很多人求着办证办事，请吃也多，送烟酒的也多，每年春节乡里来拜年，有的送500元，有的送1000元。
十六，拒收礼
林业局职工钱瑗丽，女儿也在本局工作，她想让女儿进派出所上班，一天晚上到我家送了一个信封，当时我没在家，第二天上午我把钱瑗丽叫到办公室，我说：“你们孤儿寡母不容易，心意领了，这些钱你如数拿回。”我硬让她拿走了。
但是，中县纪委和检察院、法院认定的贾本声受贿事实却是：
1，2001年5月份，原中县林业局苗圃场场长彭启宇为安排女儿彭美到中县林业局派出所工作，在中县解放路北一酒店给贾本声10000元。
2，2002年春，大水乡余坡村村民杨对光为办理林木采伐证，在县城白阁路口一饭店向贾本声行贿现金2000元。
3，2002年春节，转业军人马光荣为早日到林业局上班，和其妻子一起到贾本声家中，向贾行贿现金1000元。
4，2002年底，县城人民路南段郁北酒家的老板贾卫康为感谢贾本声对酒家的照顾，并为了能及时要回欠款，在贾本声办公室向贾行贿现金2000元。
5，2003年春节，西游镇西游村村民汤仁为了办理木板加工厂经营许可证，在贾本声的办公室，向贾行贿现金2000元。
6，2003年春，白阁镇金房村党支部书记朱集中为完善不合格杨树苗出圃手续，并要回树苗款，在贾本声家中，送给贾现金3000元。
2005年6月，贾本声主动向检察机关供述其于2001年收受他人贿赂10000元。
对比贾本声本人的交待和纪检机关的认定受贿事实，可以发现很多令人深思的现象。
从贾本声的交待来看，中国党政机关存在一条自下而上的利益输送管道，也就是官僚体系中的“上贡”体制，官场称之为“打点”。这一体制来自于深厚的中国政治传统，是沿袭下来的封建陋习。中共建制后，特别是毛时代，对之进行了根本性的摧毁。但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一体制不仅死灰复燃，而且愈演愈烈，已经从送实物发展到送金钱，现在更是发展到送银行卡，有价证券等。这一体制从有利的方面来说，是官僚体系的润滑剂，有利于抵制僵化的官僚办事规则，提高行政效率；从弊端来看，则是加剧了腐败的盛行，使得吏治越来越败坏。以贾本声担任计生委主任期间来看，村上贡乡，乡上贡县，县上贡市，市上贡省的利益输送链条清晰可见。而且，除了计生行业的利益输送外，综合性的党政部门，比如某一级的政府和党委的主要领导，则是各行各业全盘通吃，这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官场潜规则。
从纪检部门落实的贾本声受贿事实来看，主要是权钱交易，利用林业局长这一职权在人事录用，办理行政许可证件等事项上获得非法利益。但从纪检部门的认定来看，有几个现象非常明显：一是时限性，基本是近5年来担任林业局长的受贿事实，对于5年之前的担任计生委主任和团结乡党委书记期间的受贿事实不予认定。二是只认定现金，对于礼物馈赠则基本不认定，特别是属于人情往来的。三是对于上贡之利益输送不认定，也就是只认定收，而不认定送，因为这已经超出中县纪检部门的职权范围，但他们可以向上反映。四，只认定个人收受，而对于集体消费，比如公款旅游和建楼堂馆所以及滥发奖金等则不认定。
这就说明，纪检部门内部存在问题区隔：那些问题是高压线，触犯必定查处；那些问题是可查可不查，那些问题是肯定不查处，对于具体办案的人员来说，是一清二楚的。
三，作风问题
作风问题以“性”为中心，在本节中特指不正当的性关系，主要指不正当的两性关系或男女关系。干部作风问题深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在1978年以前，中共党内泛道德化严重，干部的作风问题被作为严重的纪律问题而受到惩处。在中县1950——1978年的纪委查处干部档案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作风问题，这说明中共党内曾存在一个“禁欲”时代，党组织相当长时期充任了两性关系的监督者和卫道士。作风问题本质上属于道德情感问题，主要受道德约束而不是法律规范，正因为此，干部的作风问题一旦发生，往往满城风雨，老幼皆知，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对当事人的影响深且巨。而且，大部分情况下，女性往往都是最终受害者。
作风问题的发生，大致有下列因素：社会舆论和道德约束的松绑，党内的宽容和容忍；经济的富足和道德的沦丧；权力和利益的诱惑等。对于权力与干部作风问题的关系，中县一位县领导曾说过一句经典的话：权力是最好的春药，一语道破了干部作风问题的内核。1978年以来，中县干部作风问题的演变趋势是：实际发生越来越多，但被查处的越来越少。2005年以来，中县更是没有一名干部因为作风问题而被查处。而且从被查处的干部来看，作风问题大部分被作为辅助问题。无论是从党内外来看，作风问题都越来越不是一个问题，甚至，找情人，包二奶已经成为一些干部群体的时尚和风气。
下面通过1989年县物价局长徐庆中男女关系案以及2000年大门镇镇长刘军元不正当两性关系案等来考察干部的作风问题。
先来看一封控诉信：
敬爱的党组织：
领导同志：
今天，我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向您们诉说我的悲惨遭遇。自从我如实地向党组织反映了徐的问题后，徐一直找人煽动，诬蔑我是陷害他。并扬言说：将来在我转正时要给我小鞋穿。并在我大哥跟前编造了一些假象来歪曲事实真相。我大哥把编造的假象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爱人。我爱人见到我后，就大发脾气，说我的不是。就在这破镜将要重圆的时候，又非要和我断绝关系。当天晚上，我跳河自杀，被人发现，拐过来我要服毒。我爱人说：要死都死，也要去跳井，经邻居劝住没成。我三天三夜，没吃也没睡，放声大哭。就在这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状况下，可怜与同情的邻居们纷纷赶来劝告我爱人说：难道行恶者昌、受害者亡吗？你都不会去见上级给你出口气？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又不是旧社会有钱有势就有理吗？劝到这儿，我爱人对我说：你把问题向上级反映清楚，看组织上怎样去处理，我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啊！我也表示，再最后来和组织上见见面，如果处理不妥，我只好以死来控告这一实事了。
„„
亲爱的党组织：我决心一定依靠党，依靠组织。我真挚地相信组织会给我伸张正义。因为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党组织经过千锤百炼，大多数和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会给人民做主的，极少数极少数的坏分子败坏了党风，降低了党的威信，给自己带来了痛苦和不幸。因此，我认为徐是道德败坏，失去了一般群众应有的品质，失去了一个领导干部最起码的身份，并造成了严重的将不可估量的恶果。
为此，我在这生命的紧急关头，强烈地向组织呼吁：要求开除他的党籍，撤销他的一切职务。
否则，我以死来向上级党组织表示对徐作出的处理不满，而再向上控告。
控诉人 陈从丽
1989年6月30日
控诉信中，徐就是徐庆中，其曾经做过小学民办教师，后到县委办任秘书、副主任和组织部副部长，时任县物价局长。陈从丽，当时在夏店乡张小河村学校任民办教师。徐庆中与陈从丽的丈夫马业获同村，两家住的很近，徐庆中和马业获为儿时伙伴，一块长大，两家关系非常融洽。1985年5月，陈从丽的弟弟陈谷允经时任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徐庆中的活动，从县水利局调到县委机要局，为此，陈从丽对徐庆中非常感激。而到了8月份，徐庆中就在组织部的住室和陈从丽发生了两性关系，因此，两者具有较强的相关性。而正是在帮陈谷允调动工作的过程中，徐庆中表达了对陈从丽的感情要求，并以自行车和手表等物质相诱。同时在两人的关系中，徐庆中对妻子的不满意以及陈从丽的丈夫在外地跑生意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1985年8月的一天下午，陈从丽进城看病，顺便到担任县委机要局办事员的弟弟陈谷允处看看，徐庆中看到陈从丽后热情地问来干啥？陈从丽说找卫生局的陈棠之看病，徐庆中说陈棠之晚上到组织部来，就在我住室给你看看吧。晚上，陈棠之看完后，陈谷允把一个同事房屋的钥匙给陈从丽后就回水利局休息了，这样，屋内就只剩下徐庆中和陈从丽两人。陈从丽坐了一会，准备走，被徐庆中一把拉住，说：“我早就看上你了，咱们一直接不上头，你知道我是多喜欢你呀！”并要求陈从丽住下。陈从丽非常忐忑不安，说：“人们谈论起来多难听。”徐说：“我们在一起生活，我会给你幸福的，我向你保证做一个模范丈夫。” 陈从丽仍表示要走，在徐的强烈诱惑下，陈从丽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让女方出走，二是不能在本县。徐答应后，两人发生了性关系。
之后，徐庆中多次找陈从丽，和陈从丽在陈的学校住室、县委机关接待室，甚至一次在县委书记对面的房间，发生性关系。这期间，徐承诺在陈从丽离婚后，就和妻子离婚，与陈结婚，并一起到外县工作。徐陈之间的来往终于引起了风言风语，并引起了陈从丽的丈夫马业获的猜测和愤怒，两人打闹不断并于1988年7月离婚。但在陈主动提出离婚并办理了手续后，徐庆中并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和其结婚，而是采取拖延的办法，并在舆论压力下提出谁也不见谁，要死一起死。恍然大悟的陈从丽悲痛万分，绝望中给县委书记写揭发信告发徐庆中始乱终弃，并随后揭发了徐庆中的经济问题，由此导致了县纪委的立案调查。
下面我们来看陈从丽揭发的徐庆中的经济问题，由此可以了解1980年代的中县官场生态。
1，85年5月份受教育局某同志送来的一台风扇，暑期受教育局某同志送来的洗衣机，秋季受教育局某同志送来的双卡录音机。
2，86年春把庞庄乡赵庄村从上海转业回来的一位军人安置在县保险公司工作，受一部电视机，转手倒卖给本村的学校里。
3，85年秋把本村马见齐几十块不合格的帆布篷介绍给北方镇花厂后，受马见齐给的介绍费1000元。
4，为了达到自己建房的目的，把夏店乡许庄村马见齐的大孩子和大女儿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弄来工资表，一个安置在棉纺厂，一个安置在大楼上，受马见齐四方木料，价值几千元。
5，86年春，把外贸局的一个一般工作人员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提拔成股长，受了人家的彩礼。
6，更使人料想不到的是，他把他住室里公家的柜子弄走，换上别人送来的两个新柜子，经常用破布掩盖着。
从陈从丽的揭发来看，1980年代的中县官场，物资而不是现金充当了不正之风的中介物，这和当时干部工资很低，物资匮乏是一致的。同时也可以发现，1978年以来，中县官场交易物有一个从实物到货币再到虚拟货币的的演进态势。
陈从丽的告发，坐实了其和徐庆中的不正当的两性关系，当猜测变成了现实后，本来想复婚的马业获更加愤怒，他说：“我知道此事后更不能容忍，这是对我人格的最大的侮辱。徐既是我的同乡，又是我的朋友和哥哥，办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我认为这次我可抓住陈从丽的证据了，再没有和好的想法了。造成陈从丽现在苦恼，经常又不想活的准备。我既然和她离了婚，也没有其他办法了。”于是就出现了上面陈从丽的控诉信，而此控诉信无疑加快了纪委的调查和加重了对徐庆中的惩罚。
中县纪委立案后，进行了长达10个月的调查，最终认定了徐庆中的男女作风问题，并认为社会影响很坏，后果严重。同时调查出徐庆中在经济问题中欺骗组织，利用假发票干扰调查，最后决定给予徐庆中留党察看一年，行政撤职处分。徐庆中则认为陈从丽是诬陷诬告，是对其有预谋的陷害，始终不承认有男女作风问题。但后来，徐庆中在离婚后很快和当时的组织部办公室主任结婚，从而间接坐实了自己的另一起作风问题，从而引起了更大的社会舆论。一些干部对我说，现在很少见到这对夫妻，估计是不好意思出门见人。
下面来看2000年大门镇镇长刘军元与郑云波不正当两性关系案。
郑云波时任大门镇人大副主席，是中县政治家族王家的一员，其母亲王天颖曾任城关镇党委副书记，丈夫朱凤祥时任六月镇副镇长。1999年，郑云波和弟弟同年都被提拔为不同乡镇的人大副主席，在中县引起了不小的波动，社会舆论普遍认为这是家族势力发力的结果。刘军元幼年父亲因公殉职，母亲改嫁，靠爷奶抚养长大。其父亲曾是郑云波母亲王天颖的班主任，王天颖对其多有照顾，两家逢年过节多有走动，关系融洽，因此在郑云波提拔为大门镇人大副主席后，王天颖就把郑云波托付给刘军元，要其在工作上多多照顾。刘军元没有食言，积极给郑云波介绍分管工作情况和包村情况，为其出主意、想办法，郑云波多次表示感谢，并在春节邀请刘军元到家做客。
2000年11月6日下午，中县农经委、教委和纪委联合调查组到大门镇检查丈直村学校乱收费的情况，分管教育的郑云波陪同。会议直到晚上7点多才结束。晚上8点半，刘军元到郑云波办公室听取工作汇报，需要指出的，中县乡镇领导一般2间办公室，外面用于办公，里面用于卧室。谈完工作之后，下面发生的事情就完全是罗生门了，郑云波、刘军元和证人的叙述都不一样。
郑云波的叙述：
“他进屋后，坐在椅子上，我给他倒了一杯水，把当天上午及下午的工作情况向他又陈述了一遍，谈完工作之后，我看他没有马上离开的意思。„„他站起身把门关上，又拉灭了灯，我立即预感有事发生。他走到我身边，突然紧紧抱住我，我吓坏了，说：刘镇长，你不能这样。说话间，他双臂箍着我，坐在椅子上。我被他死死抱住，动弹不得。„„我喊了一声：刘镇长，你不能这样做，你不要面子，我还要面子，你不松手，我可喊人了。他松了手，我就出去了，在外面走廊里转悠。”
刘军元的叙述：
“我进去后，她把调查组工作情况简单说了说，后又说到镇中教师集资楼招标事宜，刚说，她说出去解个手，让我把办公室的灯关了，她进来后顺手又把办公室门推锁上。在办公室坐在沙发上说招标方面的事。”
郑云波：
“我看见外间灯关了，以为他已走开。一进屋，门突然被关住，刘一把抓住我的手，一把抓住我衣服领子往里屋推，并把我一直拖到床上。„„过了一会儿，听到敲门声，我正要应声，他一把捂住我的嘴。”
刘军元：
“没说完，外边有人敲门，因没开灯，我们也都没应。„„就把卧室门用钥匙开开，让我进里边，她给我端了一杯茶也进去并把门锁了，让我脱了鞋坐在床里边。因外边值班室有人，我一时没法出去，就靠在郑的枕头上，郑躺在我身边随便小声说话。”
郑云波：
“他这时抱住我脖子，压住一只手，另一只被他扭到背后紧紧捏住，他用嘴和脸堵在我嘴上，使我动弹不得，说不出话来。这时，他开始用手松我的裤带，拉开我的裤子拉链。他说：刚才我还能抑制住自己，这一会儿不行，我要你了。他猛地拉过被子，捂住我的头和上身，并压住被子，使我说不出话，使不出劲。只感到他解开我的裤子往下拽，并用脚往下蹬。他压在我身上，使我动弹不得，他粗暴地强奸了我。我感觉不到发生的事，脑子一片空白，天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脑袋一嗡，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郑云波在后来的补充材料中又说：
“他突然把手插进我阴道内残暴地抠、掐，乱拧。我拼命扭动身子往外滚。他扑上来，跪在我两腿上，用膝盖把我两腿分开，然后压在我身上，在我下身乱蹭，我被蒙住压着的双手使劲也没推开他，只感到他一只手在我下身掰扯，一阵阵钻心的刺痛，他强行进入了我身体，奸污了我。”
刘军元：
“郑同我说话期间，让我看她脸，说老了，我说你们岁数小着，老啥。这时，她右手拉着我的左手放在她脸上，我就摸了她脸。停了一会，她左手伸到我的下体，碰了碰，说表现怪好，我就亲了她。在接吻过程中，她紧紧抱着我的头，腿伸到我的腿上，后腾出她的右手，将我左手放在她的小肚子上，我就摸了她肚子，接着我感觉她松开了裤带，就先帮她退下裤子，然后我自己也退下裤子，就发生了性关系。发生关系后，她说纸在脚头，我就拿了一张，我们自己都自己擦擦。”
郑云波：
“事情就是这样，我现在精神恍惚，无法面对现实，堂堂一镇之长，怎能做出这种违背法律的事，他咋会这样下流卑贱。”
“他不仅毁了我一个人，也毁了我们全家，毁了我们家族的名誉。”
刘军元：
“若说强奸她，住室两侧，左有镇长助理刘社文，右有党委秘书刘望举，孙英生又喊了两次，她稍有挣扎、喊叫我不当场败露？我不明白，郑云波这个大胆又温柔的女人，为什么不要良心，怎能变成了一个恶毒的女人？”刘军元后来又补充说一个月之前的一天中午，在其办公室，两人已经发生了一次性关系。当天夜里，郑云波先给曾经敲门的副镇长孙英生打电话，然后向母亲王天颖哭诉了这件事情，郑云波的父亲郑公新当即气得心脏病发作。王天颖要求郑云波找找看刘军元留下东西没有，郑云波说找到一个卫生纸团，王天颖让她一定要象对待生命那样把卫生纸团保存好。第二天早上，王天颖和郑云波的弟弟一块来到大门镇政府刘军元的办公室，郑云波的弟弟当即掏出铁锤向刘军元打去，刘军元躲了一下，打在了肚子上。在王天颖的要求下，刘军元写了“保证像昨晚不正当男女之事永远不再发生”的保证书以及“今借现金五万元整”的借条并拿出1万元现金作为郑公新的治疗费用。王天颖回县城后，立即就女儿被强奸事到公安局和纪委报案，并上交了保证书和借条等证据。中县公安局启动侦查程序后，发现如下证据：1，郑云波右大腿中段内侧有2.5×1.5CM 淡紫色皮下出血，右膝关节下方有3×2CM 淡紫色皮下出血，右手腕关节背侧有0.8×0.5CM 淡紫色皮下出血，左小腿中段前侧有2.5×1CM 紫色皮下出血。同时有损伤照片。
中县公安局提请中县检察院批准逮捕后，中县检察院讨论后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要求中县公安局继续补充侦查，决定不批捕刘军元，中县检察院认为问题如下：
1，刘军元的暴力行为过
程中，证人均没有听到动静。2，证人看到郑云波的被子没有铺开。3，精斑血型，卫生纸团均未鉴定，郑云波伤情不能确定何种情况下形成。4，刘军元的保证和借条没有入卷，何种情况下写没有旁证。在中县公安局补充侦查和中县检察院发回补充侦查的几个来回中，中县舆论大哗，各种小道消息不胫而走。在这种情况下，郑公新向河南省纪委发出控诉信，认为刘军元一家正在四处活动，拉关系，找人情，捏造事实，散布谣言，要买通纪委和检察院。而纪委的领导和刘军元是同学老乡关系，关系十分要好，要为刘军元开脱罪责。控诉信以一名党员的名义认为天是共产党的天，地是共产党的地，人是共产党的人，要求党组织一定要主持公道，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省纪委领导在郑公新的控告与请求信上批示：
“请日启同志（北山市纪委书记）责成县纪委主持正义，公道处理，不能让违法违纪者逍遥法外。如情况不实，应该有充分证据证明（我看此事假不了）。”
同时，河南省纪委第五纪检监察室发函给北山市纪委，要求严肃查处，并将结果上报。结果上报是中国上级党政机关督促下级落实事项的重要手段，上级一旦要结果就意味着下级必须落实，并要考虑上级对处理结果的满意与否。果然，北山市纪委书记周日启同志在省纪委的函件上批示：“请信访室转中县杨玉琴、杨中纪同志，组织严肃查处，结果报市纪委。”
但是，无论上级多么严厉，事情还需要下级去落实。此案最关键的是定性，是强奸还是通奸？如果是强奸，那就要移交司法机关，要开除公职和党籍，要坐牢。如果是通奸，则是党内处理，程度就要轻的多。这里的关键就是：如何认定郑云波的损伤？郑云波住室左右都有人居住，为什么不喊叫？更错误的是，在纪委领导第一次去郑云波家调查，问是否有伤时，郑云波回答说没有，这一点显然犯下了不可挽回的错误。同样，没有喊叫更是无法挽回的错误。恐惧和羞耻是罪恶的通行证。几个月后，在矛盾的证据面前，中县检察院仍然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予批捕。郑云波又控诉于省纪委，2001年8月9日，省、市、县三级纪委在北山市纪委召开会议，专门讨论这一案件的处理，下面是会议记录：
会议记录
时间：2001年8月9日下午
地点：市纪检委第二会议室
参加者：省纪委监察厅信访室主任罗丽、副主任杨柱学，张景洼副处长市纪委崔涧常委、信访室董道华主任、朱国飞副主任、审理室主任黄敏汇报单位及人员：中县纪委副书记罗湘鸥，孙中奇、陈山辉。
记录人：孙中奇
杨柱学：省日报走了后，省审理室看了卷，副主任杨笛星看了卷。看法上，杨笛星说公检没认定，意见应认定强奸，是否违背妇女意志，不是自愿的就可以认定是强奸。北京没强烈反抗的70-80%。从现有证据看，镇长是领导，人大副主席顾及影响，事发后给孙电话，感谢支持。给她妈打电话，从这些看，都可以认定为强奸。关键看是否违背妇女意愿，给孙打电话，哭着说给她妈打电话看，193是违背了她的意愿，处理上要从重。
罗丽：兰杰阳、杨笛星很负责任，仔细阅卷，总体意见倾向于强奸，违背妇女的意愿，公检意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但不排除是强奸，案件的底线是从重处理。
崔常委：定强奸是司法机关的事，司法否定，如何对照或比照条规，怎样表述，给予双撤行不行？
崔讲：前面把司法机关结论提出来，司法机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事情经过后，女方控诉、报案，强调男方的责任，意思是指出不是女方自愿的。表述双方都能接受。省纪委审理室兰杰阳主任讲：比照《条例》第132条从重处理，上报的处分意见较轻。（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三十二条 利用职权、教养关系或者诱骗等其他手段与他人发生性关系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崔讲：处分稿拟好后，市县先把关后，电传省信访、审理，把关后再下文。
8月10日，中县纪委常委就此案做出决定：认为强奸罪不成立，给予刘军元留党察看一年，行政撤职处分。
一位干部讲，刘军元案之所以判成这样，一是当时的县委书记要晋升，如果按强奸处理，影响太大，有可能影响到其仕途。所以就不断给女方加压，最后按作风问题处理。二是刘军元整个家族四处活动，为此不惜卖了楼房。
这个案件到现在仍然余波不断，我挂职期间，多次听到中县官场就此事流传的一段顺口溜：刘军元，真胆大，政府竟敢 X 人大！丢了官，还不算，很有可能被判成强奸犯！对于此案，到现在，仍然意见不一，一部分干部认为是通奸，一位纪委的干部说：“这个事情，关键是她妈搞坏了，不该报案。私下解决，要些钱，是最好的。为什么报案，是怕有人看见了，面子上不好交待。”
而当时的一位和刘军元有过节的证人，则认定是强奸，他说：
“如果是我，当时就把他的腿打断，看他还怎么四处活动？这个事情反映了咱们国家政治生活中很滑稽的东西。人大是权力机关，是监督机关，作为政府代表的镇长竟敢强奸人大主席，这把人大放在什么位置了？！
四 政治问题
政治问题以“政”为中心，主要指在党政机关运行中出现的违法违纪问题。既包括违反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比如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参加法轮功等；也包括履行职责中出现的问题，比如玩忽职守、失职渎职等。政治问题主要是干部的思想认识问题和经验问题，也有些是官僚机构中陈陈相袭的痼疾，比如各种形式的官僚主义等。政治问题还与某一时段的形势紧密相连，比如反右、四清、文革以及清理三种人等，都带来相关类型政治问题的干部数量的激增，这在中县建国以来的纪委档案中有清晰的反映。
下来通过1995年的西游镇党委副书记陶勤先、县信访办副主任叶理时等弄虚作假案，2000年的华生镇副镇长岳安达玩忽职守案等来考察干部的政治问题。
陶勤先、叶理时等弄虚作假案发生的1995年，正是中县农民负担沉重，干群矛盾紧张的时期。
1992年分税制实施之后，其中的一个后果，就是县乡财政的“缺口化”运行，再加上当时中县兴办各种经济实体，使得本来就紧张的县乡财政雪上加霜，而问题的解决之道之一就是把财政负担转移到农民头上，于是各种形式的摊派和税费不断出笼，这是当时干群矛盾频发的基础性因素。西游镇赖坡村是县乡畜牧业、棉花业的典型村，1995年，该村统筹提留人均50元，农业税人均14元，特产税人均18元，水费人均25元，种子、化肥、农药等服务费用人均90元。同时，为发展集体企业和养殖业贷款本金人均255元，合并一共人均452元。而县信访办的调查认为，1995年该村经县乡批准收取乡统筹村提留59200元，人均50元，占上年人均纯收入的5%。占纯收入的5%,这是国家规定的收取额度，但实际收取的452元，是这个额度的9倍。而从1994年3月到1995年9月，村支书赖空阳报销招待费57126元，文书赖桓社报销招待费22488元。赖桓社还重复支取6480元。这样的局势终于导致了11月10日，赖雨农等人带领村民到市信访局集体越级上访，反映负担过重，村里私吞棉花加价款和雹灾赔偿款，强收棉花管理费，村干部大吃大喝以及村干部的经济问题等。
村集体上访后，市信访局非常重视，当即立案并要求中县查处并报结果。西游镇党委接到县信
访办的立案通知后，于11月12日和上访群众代表签订了《处理集体上访协议书》，协议签订办案
期限为60天，这是这个为期两个月的办案期限导致了后来弄虚作假案的发生。
村民集体上访后，县乡成立了联合调查组，赖坡村成立了清财小组，就村民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清理。同时西游镇党委于12日让村支书赖空阳停职检查。19日下午，赖空阳之弟以村民调主任赖雨天私自看封存的计划生育帐为由，找他算账。争吵中，赖空阳和其子赖雨楚赶到，结果是两大家族大混战，并导致多人受伤。20日，赖雨农等给市委领导写信，反映村支书赖空阳加重农民负担，聚集家人将上访人员打伤等问题，市委领导批示严查并报结果。25日，赖空阳被撤职。12月30日，中县信访办主任杨明生和西游镇分管信访的党委副书记陶勤先到北山市信访局送调查报告，北山市信访局要求再上交一份“与群众见面意见书”，结案期限之前交回。此后就是春节，大家都在忙着过年。春节后，已经非常迫近结案期限了，因为规定的结案时间是1996年1月12日。1996年1月9日，信访办副主任叶理时多次向西游镇催要“与群众见面意见书”，但西游镇迟迟没有交。当时，信访是纳入年终目标考评的，再不交，市里就要扣中县的分了，而这信访局是要承担责任的。信访办主任杨明生急了，副主任叶理时说：
“杨当时很有意见，很着急。于是我提出弄个材料交上算了，杨没有说什么，或者是杨示意，我没反对，这两种可能前边要大些。”西游镇的“与群众见面意见书”迟迟没有交，显然是群众对处理结果不满意。这意味着让群众签字的路已经走不通，而及时交表的选择只剩下一个了：造假。对于造假的过程，副主任叶理时说：“紧接着在填写上访群众对查处意见是否同意一栏时，鉴于信访办、西游镇在场人员都认为赖空阳已被撤职，上访群众已达到目的，都想着群众继续上访的可能性不大，都认为应填‘同意处理意见’，至于谁先提议记不清了。为了改换笔迹，不能由赵社声（西游镇信访助理）再填写了。我填写了‘同意乡处理意见’和‘赖雨云’的名字；‘赖雨巷’的名字是葛舒能填写的；‘赖雨银’的名字是陶勤先填写的；“95.12.25”这一时间不是我写的，记不清谁写的。三个名字上红指印是赵社声按上的。因为我知道‘赖雨云’与赖空阳家族近，不会再上访了，我才填写了他的名字。”但是，群众对处理结果并不满意，再次到市信访局集体上访，当市信访局拿出“与群众见面意见书”时，一切都真相大白了。市信访局显然不能容忍下级的这种公然的欺骗和造假，问责行动迅速启动，然后就是县纪委的立案和调查。结果，西游镇党委副书记陶勤先、县信访办副主任叶理时以及西游镇信访助理赵社声都因弄虚作假而被处以党内警告处分。但处分到达西游镇时，却是另外一番景象。西游镇党委会研究决定：
1，陶勤先要在支部、党委会上作深刻检讨；弄虚作假给县里的工作带来严重影响，但鉴于其行为是为整体利益出发，在未和上访群众见面情况下草率结案，属于工作失误，免去党内警告处分；但要在全镇范围内通报批评。
2，赵社声身为信访助理，本应知道伪签字的危害，却知法犯法，在办理此事之始就应及时制止，应当提出好的建议；加上工作一贯拖沓，大局观念不强，造成极坏的影响。应给予党内警告处分。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此案还直接导致了西游镇党委书记吴光雨仕途的中止。集体上访发生后，县政法委认为西游镇工作不力，给县里的稳定工作抹了黑，县政法委书记对吴光雨意见很大。而在县纪委去西游镇调查弄虚作假案时，调查组在西游镇包的车由于雨天发生了车祸，而这被县纪委领导认为是有人故意搞破坏，矛头也对准了党委书记吴光雨。在这种情况下，吴光雨必须考虑仕途的进退了，他说：“我那几年也是很吃得开的，西游镇挨着油田，当时我车后面都随时装得满满的，不时地去看看领导，给这个加加油，给那个送送礼。但这个事情出来后，我当然不同意处分陶勤先，但工作做不下来，更麻烦的是，和两位县委领导的关系搞得很僵，他们随便找个理由，我都有可能进去，所以，整天提心吊胆，没法干了。”（访谈，2009）
这年年底，吴光雨以身体不好为由，调任县直某局局长①，并一直干到现在，其一度充满希望
的副处级干部梦，过早地破灭了。
下面来看2000年发生的华生镇副镇长岳安达玩忽职守案。
岳安达玩忽职守案的发生与计划生育这一国策有关。据计生部门统计，30年来，中国由于实施计划生育这一政策，取得了少生4亿人的巨大成绩。如果数据属实的话，这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针对自身的生物工程了。但是，在中国乡村，计划生育的每一步，都充满了血腥和暴力。一部计划生育史，就是一部中国农民的血泪史。在计划生育形势紧张的20世纪80、90年代，为了控制生育，减少人口，中国各地的县乡机构无所不用其极，特别是对计划生育工作实行一票否决制后，各地都成立了计划生育小分队、突击队，动用整个党政机关和公检法的力量，来完成这一被认为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国策。当时，牵牛、扒房，“上吊不夺绳、喝药不夺瓶”，“宁可家破、不可国亡”，凡是涉及到计划生育工作，公检法一概不受理。于是，株连、关押，办各种学习班，跪砖头，让亲家互相对打，乃至囚禁、毒打等等，花样百出，不一而足。为此自杀者有之，精神失常者有之，毒打致死者亦有之。当我在高中读书的时候，亲身经历了计划生育的红色恐怖，当时计划生育突击队进我们村后，全村大门紧闭，男女老幼，牵牛带猪，纷纷逃到外县。而在我挂职锻炼的西城乡，计生办主任绘声绘色给我讲了当时的种种残酷做法。当时整个乡机关大院关的都是超生户，甚至上厕所的时间规定都只有10分钟，于是，一到上厕所时间，男男女女，不顾廉耻，纷纷冲出，其状况比监狱还要残酷。当时为了惩罚一个超生户，可以把超生户的头不断地浸在河水中，直至其窒息过去。当时为了带一个超生户到计生办大院，就用绳子把他绑在自行车后座上，像驮死狗一样驮了回来，而根本不考虑他的脚不断地和地摩擦，一路的血迹。西城乡维稳办主任曾坚决地辞掉其曾担任的村党支部书记，而选择了下海经商，后来乡机关招干，才重新到乡机关上班，他说：“计划生育，断人子孙，灭人香火，谁都会恨你一辈子。不采取措施完不成任务，采取措施又良心上过不去，乡里乡亲的，太难了。”（访谈，2009）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最大的后果就是对妇女人身的摧残，当时不管胎儿多大，一律强制流产，由
此给很多妇女造成终身的残疾。西城乡就有一位妇女做结扎手术时，医生把膀胱当成输卵管误割，
发炎后导致该妇女小便不受控制，从而不断上访告状。而当我问计生办主任有没有因为计生而致人
死亡的例子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有。岳安达玩忽职守案就是因为计划生育而致人死亡的案例。
2000年6月21日晚11时，华生镇邱营村村民已经入睡，几声急促的狗叫划破了村庄的宁静，奉分管计生工作的岳安达之命的华生镇计生办主任赵大洪带领计划生育小分队，以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为名，把田洋银等村民连夜带回华生镇计生办院内，关了起来，办起了学习班。并且派计生办人员专门看管，不交罚款不让回家。开始几天，其他几位村民都有人送饭，后来就自己到街上买了吃的回来。但是田洋银家里一直没有人送饭、送钱和送物，而且田洋银一直不承认自己违反计划生育政策。
原来，田洋银的妻子邹丽茹患有疾病，无法进行绝育手术，为此，县计生办开有证明，不让结扎，认为结扎了就要瘫痪，并且把证明给了计生办。但计生办有绝育手术指标，显然，为了完成指标，仍把邹丽茹列入了违反计生名单之列。
7月3日上午8时，在连续12天的关押、饥饿之下，田洋银突然心脏病发作猝死。这一下，负有责任的岳安达等人慌了，乡计生办紧急和死者家属达成了赔偿6万元的协议，希望能把这件事捂下来。但田洋银家属仍不断上告，中县检察院受理后，法医检验结果田洋银系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致心脏病猝死。下面来看检察院对岳安达的询问笔录：
问：依据法律法规对这些违背计生政策的人应如何处理？
答：下处罚决定，交罚款。对方不服，可以申请复议，不主动履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问：按规定可以对这些户进行处罚，那还把他们叫来干啥？
答：把他们叫来做做思想工作，宣传计生政策，主动交纳罚款。
问：把这些人叫到乡计生办10多天，是依据啥？
答：条例上没有规定，是乡里的土政策，以前的习惯沿袭下来了。
问：作为田洋银死亡这个事是否违背了国家计生委的‘七不准’？
答：应该说也违背，不该把他叫来办学习班，也有株连现象。
鉴于当时各地恶性事件不断发生，1995年7月国家计生委下发《关于印发在计划生育行政执法
中坚持“七个不准”的通知》，规定了“七不准”：
一、不准非法关押、殴打、侮辱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的人员及其家属。
二、不准毁坏违反计划生育规定人员家庭的财产、庄稼、房屋。
三、不准不经法定程序将违反计划生育规定人员的财物抵缴计划外生育费。
四、不准滥设收费项目、乱罚款。
五、不准因当事人违反计划生育规定而株连其亲友、邻居及其他群众；不准对揭发、举报的群
众打击报复。
六、不准以完成人口计划生育为由而不允许合法的生育。
七、不准组织对未婚女青年进行孕检。
在这之后，计划生育工作的残酷程度有所下降，一位干部讲，田洋银事件发生的时候，已经不再时兴关押人，也不再办学习班。关键是岳安达他们工作方法不当，对田洋银有病的情况掌握的不清，同时，官僚主义严重，不管不问，才导致了极端事件的发生。他同时讲了自己参与处理同样的极端案例：当时把一位老太太关到计生办大院，老太太由于紧张，血压飙升，结果引起脑出血，计生办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当时采取了如下措施：一，不能承认关押老太太有错，以防止其家属告状。
二，用最好的药，全力抢救老太太，防止出现死人这一极端结果，然后找个台阶，让老太太回家。结果老太太由于抢救及时，平安出院，事情最后也得到稳妥解决。
但是，2000年发生的岳安达案，2004年中县法院才对其宣判，2005年，县纪委才对其作出了：“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级”的处分。中县法院的刑事判决书认为：岳安达的行为侵犯了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已构成玩忽职守罪，依法应当受到惩罚。但鉴于被告人犯罪情节轻微，认罪态度好，依法可以免于刑事处罚。因此判决如下：被告人岳安达犯玩忽职守罪，免于刑事处罚。为什么几年后才处理，而且处理结果这么轻？一位熟悉内情的干部说：“岳安达这个事，按说应该判刑，但他有背景。当时的一位副县长是他的亲戚，做了很多工作。同时，县乡都想把这个事捂下来。但死者家属告的恶，所以最后还是结案了。这种事下面很多，他的还结案了，很多都不结案。”（访谈，2010）
五 纪律与干部仕途
党的纪律是干部仕途的清洁剂和防腐剂，党的这把伸向内部的刀子主要是教育和威慑，因此，纪委干部一直认为纪委是保护干部，而不是惩罚干部。但是，纪委工作的实际表现形态却是惩罚干部，它对干部的仕途影响深且巨。轻者使得干部胆战心惊，重者使得干部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社会上家破人亡。所以，纪律对于干部仕途，从来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特别是现在干部提拔，需要纪委参与干部廉洁方面的意见，也就是纪委无权提拔你，但却有权不让你提拔。同时，纪委书记也是书记办公会酝酿干部的核心成员之一，这无疑加大了纪委对于干部仕途的影响。根据中共纪律处分条例，对于党员的的纪律处分包括：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和开除党籍。与之相对应的仕途影响是：受到警告处分的党员，一年内不得在党内提升职务和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高于原任职务的党外职务。受到严重警告处分的党员，一年内不得在党内提升职务和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高于原任职务的党外职务。撤销党内职务指撤销受处分党员的由党内选举或者组织任命担任的党组织及其工作部门的领导职务，在受处分后二年内，不得在党内担任和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或者高于原任的职务。留党察看处分，分为留党察看一年、留党察看二年。受到留党察看处分的党员，党内职务自然撤销。对于在党外组织担任领导职务的，应当建议党外组织撤销其党外职务。受到留党察看处分的党员，恢复党员权利后二年内，不得在党内担任和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或者高于原任的职务。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五年内不得重新入党。
党纪处分往往和相应的政纪处分对应，警告一般对应行政记过，严重警告对应行政记大过，撤销党内职务对应行政撤职，留党察看对应行政撤职，开除党籍对应开除公职。这些党纪政纪处分，基本涵盖了各种类型的干部，比如，对于非党干部和只担任行政职务的干部，则给与相应的政纪处分。
下面对中县1993年以来的副科级正科级干部的纪律处分类型进行统计分析。
这个统计充分说明了纪委的教育和惩罚并举的职能，在1993年以来受到纪律处分的101名副科级以上干部中，6成以上是警告和严重警告，这意味着他们的仕途不会中止，但处分起到了延缓仕途发展的作用，这种处分更多地体现了警戒和教育的作用。3成以上干部受到了撤职乃至开除党籍的处分，这意味着他们仕途的中止，或者说一些是仕途的暂时中止，仍有东山再起的机会。而开除党籍则意味着干部政治生命的结束，因为与开除党籍相随的往往是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也就是不仅仕途结束，还要承受法律惩罚的牢狱之灾。
这个统计也说明纪委的内部监督力度和强度过小，这也正是当下反腐败面临的重大困境之一。在干部大面积贪腐的今天，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要形成查办干部的高压态势，当平时喝酒聊天的同事被查办，甚至进入牢狱，这是比任何说教都有效的警戒，也是最为有效的反腐措施。现在的干部腐败盛行，体制性因素是根，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则是表，查处干部力度过小，惩罚力度过弱则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重典治吏，群众监督，这是毛时代留给后人的行之有效的反腐措施。
下面根据上几节被查处的干部的命运来具体说明纪律与干部仕途的关系。
王封文1983年6月受到了留党察看一年，行政撤职的处分，他当时思想上想不通，但还是接受了组织的处理。后来，他写了诉讼书，为自己辩白和喊冤。纪委收到诉讼书后，纪委领导和他谈了话，他就此表示算了，不再上诉。一年后，王向卫生局党委写了关于请求恢复党员权利的申请，申请书提到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也是极不应该的，愿意接受沉痛的教训，并以此为戒。之后，经过县纪检委批准，王的党员权利得到恢复。但王之后瘫痪在床，在50岁之年政治生命就此结束，并在10年后抑郁而终。
贾本声2005年7月被中县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12月被中县纪委开除党籍。按照新的公务员法，受到刑事处罚的干部要开除党籍和公职，这意味着贾本声不仅政治生命结束，工资之类的从此也不会再有，需要自谋职业。一次我和几个干部在一个非常普通的小饭店吃饭，县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小声对我说，旁边桌上的就是贾本声。我望过去，一位身材臃肿的男子正在喝酒，我问他现在干什么，这位工作人员说，他在做生意，准备把中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猴戏发扬光大，因为他曾经担任党委书记的一个乡镇是猴戏的发源地，而他又做过文化局长。这倒也是正事。
徐庆中1990年受到了留党察看一年，行政撤职的处分。在此之前的物价局支部处理会上，徐庆中对自己的经济问题作了解释，对作风问题则说“感到可笑”。之后，徐一直认为陈从丽是对自己诬陷陷害，并不断上诉。上诉理由是：陈从丽之所以告自己是因为请托调动工作一事自己没有办，之后陈恼羞成怒告发；发生关系的时间地点不符，自己当时在做别的事情；三个证人要么是陈的亲戚，要么是自己得罪之人。但徐的多次申诉都被纪委驳回，并警告说如果再申诉，还要加重处分。所以，徐的党籍也一直没有恢复。但陈道白任县委书记后，徐庆中的命运得到大逆转。陈道白与徐庆中曾经在干部培训班一同受训，在陈道白的指示下，撤职后成为物价局普通工作人员的徐庆中被恢复党籍和副主任科员待遇，并一直干到退休。
刘军元2001年受到留党察看一年，行政撤职处分，然后，刘回到曾经工作的县直某部门，成为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后来成为县直部门下属局的副局长，现在则是部门下属中心的党支部书记。
郑云波则被调到另一县直部门，后来出任办公室主任(股级岗位)，但级别仍然是副科级。一次我和她们领导一块吃饭，她也作陪。当领导介绍到她时，我仔细端详了一番，她显然已经从阴影中走出，气色很好。其领导在吃饭中对我小声说，她干的很好，早就该成为实职副科级领导，希望我也能呼吁一下。而因为论文中一些组织人事政策上的事情，我和刘军元也有过一次访谈，在谈完人事政策后，话题就转到当年的事件上，他很平静，说，没有想到我会提及这个话题。当我谈到这个事件的影响时，他沉默了一会，然后说：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当时如果不去招惹她，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事情了。由于事件的敏感性，我也不好再问一些更深的细节问题，但显然，那个事件毁了2个人的仕途，并给每个人心灵上留下了终生的阴影。
陶勤先、叶理时1996年11月受到党内警告处分。2个月后，陶勤先被调任夏店乡党委副书记，
1998年2月，陶勤先晋升为夏店乡乡长，也就是在处分之后的1年3个月后被提拔为乡长，显然，陶勤先的仕途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但其提拔也不违反纪律条例。叶理时则在处分之后仍然出任信访局副局长，直至退休。我在西城乡挂职锻炼时，陶勤先正好是党委书记，成为我的直接领导。从我的观察来看，陶很有能力，工作思路也清晰，工作作风也很扎实，对我的调研也很支持，并为我的调研提供了较好的物质条件。从其仕途来看，晋升为副处级干部是没有问题的。
岳安达2005年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级的处分。之后，岳调任另外一个乡镇出任副乡长，后到县城的新华街道办出任副主任，2009年晋升为新华街道办党工委副书记、纪工委书记。显然，从其出任纪工委书记一职来看，纪律处分并没有对其仕途产生太大影响：他已经成为乡镇纪委的领导。
从以上受到纪律处分的干部的仕途发展来看，干部的纪律处分体现非常明显的公私分明：因公务活动受到的纪律处分明显要比因私人活动受到的纪律处分轻，并且对干部的仕途往往影响不大。这正如一位干部对我所说：吃点喝点，都没有什么。但你往兜里装，性质就变了，就有问题了。同时，干部的仕途与受到的处分类型关联极大，一般来说，警告、严重警告处分对仕途影响较小；但撤职以上等纪律处分一般宣告干部仕途的中止或者结束。
1978年以后，县乡政治格局的一大趋势就是“一把手政治”的形成，小到一个单位，大到一个乡镇，一把手掌控了主要的权力和资源。对于一个县来说，一把手政治的突出表现就是县委书记权力过大，过于集中，这使得干部的进退主要系于县委书记一身。而对干部的惩罚，县委书记也是主要的把门者，对于违纪干部的惩处，没有县委书记的同意，是很难实施的。中县一位纪委领导对我说，他们对一些干部的查处都是因为过不了县委书记这一关而最后不了了之。当很多干部特别是主要干部的进退主要取决于县委书记的时候，也就造成了严重的干部人身依附关系，这样，与县委书记的关系问题，不仅关系到干部的晋升，也关系到干部是否受到惩处。
下面来看2000年的卫生局党委书记周国飞受处分一案。
周国飞是一位基层上来的工农干部，曾经任过西城乡党委书记，后因身体原因调任卫生局党委书记，因为权力问题，和当时军队出身的卫生局长严重不和。在组织干预不果的情况下，中县县委决定解散卫生局领导班子，局长和党委书记分别到人大政协任职。周国飞不同意到政协的任命，和县委书记李朝中当面发生了严重冲突，当时，在李朝中的办公室，在交涉未果的情况下，周国飞怒气冲冲地对李朝中说：我不干了！然后甩门而出。
周国飞后来给我说，他当时因为好几件事情得罪了李朝中，其中之一就是他任乡党委书记的时候，李朝中可能受人之托让他免去一个村的妇联主任，同时让另外一个妇女做妇联主任。他认为这个妇联主任没有什么错误，免掉没有理由，就没有办。后来还有其他几个事情也让李朝中很不满意，最后的翻脸只不过是矛盾的总爆发。周国飞说，反正自己也快到站了，无所谓了。
几个月后，中县纪委根据群众举报，对周国飞的经济问题进行调查，认为在他任卫生局党委书记期间，挪用卫生部利用世界银行贷款而实施的农村卫生人力开发项目专款，而用于卫生局的日常开支和招待经费等。同时认定他挪用项目专用的一台彩电。据周国飞说，这台彩电当时从北山市卫生局拉回来后，由于太晚了，就放在自己家中，用了一年多，没有及时交给局里。最后，纪委调查的结果是，挪用28万专款（其中吃喝招待10万）的行为是卫生局领导班子集体决定，因此要对领导班子提出严肃批评。而周国飞占用彩电1年零8个月，属于长期占用公物，并造成了不良影响，因此，决定给予周国飞党内警告处分。
周国飞受到处分后，一直也没有到政协上班，等于变相退休。然后，他不断地给上级部门写信，举报揭发李朝中的各种问题，显然，密集而又大当量的举报，也给李朝中造成了不小的压力。后来李朝中托人做周国飞的工作，同时警告周国飞说要注意自己的女婿的仕途，周国飞这才逐渐放弃了举报。
周国飞在和我访谈时，仍然愤愤不平，认为自己受处分完全是李朝中的打击报复，他在交给我的《关于周国飞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上愤然写到：
“这是李朝中打击报复的产物。李朝中这种连狗都不如的人竟当上了县委书记，真是我们党的耻辱！标准的买官卖官专家。”
周国飞案是典型的政治问题经济化解决的标本。周国飞之所以敢和县委书记翻脸，仕途接近尾声，是很重要的因素。而其破釜沉舟式的举报，实际上也为县委书记李朝中的仕途埋下地雷，所以官场斗争，不少最后都会演化为鱼死网破，一同毁灭。而好在纪委调查时，并没有发现周国飞的重大经济问题，不然等待他的可能就是牢狱之灾。
第九章 结 语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北岛：《回答》
1．主要贡献
本研究的贡献体现在一些事实的发现和几个概念和模式的提出。
本研究提供了中县正科级一把手以上干部的整体图像，材料来自翔实的干部档案加大量的深度访谈，且有详细的数量统计分析，为中国基层政治精英研究提供了一个完整而翔实的县乡样本。这
是以往的国内外研究未曾完成的事情。
本研究统计出中县正科级一把手以上干部群体的完整的人口学特征。
本研究详尽地考察了中县正科级以上全体干部的升迁轨迹和升迁模式。从中县干部的仕途起点来看，基本遵循专业对口、学用一致的原则，并经历了专业化的成长阶段，这其中，再筛选机制在干部单位流动中发挥重要作用。从干部的晋升轨迹来看，主要有混合型和单一型两种轨迹，并以混合型为主。而在干部的仕途中，政—党螺旋晋升模式明显，不同的机构和岗位对干部仕途影响很大，
特别是关键机构和关键岗位，形成了“高进高出”的干部流，从而成为高产出干部的摇篮。
本研究发现和分析了政绩—晋升体制的负面影响，就是假政绩的泛滥。
本研究提供了中县详细的政治家族谱系，对政治家族的类型和形成进行考察，并发现了政治家族逐步衰落的趋势。
本研究揭示出投票制度带来的拉票行为，并考察了拉票网的存在和运行。
以上事实的发现填补了基层政治精英研究的若干空白。本研究还提出了以下概念和模式。精英集群概念。对于中国高层政治精英的地域分布不均衡，国内外均有不少相关的研究，但本研究首次提出了精英集群的概念，用以解释政治精英的地域分布不均衡以及一个地域集中产生政治精英的现象。本研究具体考察了中县政治精英的精英集群现象。
政—党螺旋晋升模式。中国的党政精英是一元的，是党政混合多岗位培养的，并呈现政—党螺旋晋升的模式，就是先在政府系统历练，然后晋升入党委系统，并不断螺旋上升。这个模式主要根源于中共党政分立的制度设计，是中共行之有效的干部培养和选拔模式，对于干部全面能力的锻炼以及复合型精英的培养，意义重大。
关系与规则的双环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内环是现行的干部政策和规章制度，外环则是关系运作，外环围绕内环旋转。双环模型一方面说明中国干部的制度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另一方面也说明政治行为深深根植于政治文化传统中。
2．制度化困境
1978年以来，中县干部仕途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制度化和例行化。从干部的退休制度开始，学历规范、年龄规范、任期制、交流制、选拔任用制度、退休制，直至逐步实施的公务员制度、问责制，等等。可以说，中县干部仕途的进入、晋升、退出和激励惩罚，都已经高度制度化和例行化了。稳定的政治运行体系有利于制度的累积，制度的累积也会有益于政治体系的稳定和效能，这是一个互动深化、螺旋上升的过程，对于干部的仕途发展，政治体系的良性运行，都具有重要作用，也是30年来基层政治的主线之一。
制度化的目的在于形成规范。但是，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一回事，制度的实施、运行和演化则是另一个回事，时下发生的正是二者的偏离。其原因是围绕制度的博弈，即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从干部制度来看，每一项干部新制度的颁布实施，都会带来干部行为的变化，这实际上是干部作为理性行动者与制度的多重博弈。多数干部的最大欲求在于晋升，所以围绕晋升展开的博弈是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一个执政党，一定会精心设计其干部的晋升制度，因为这是最强有力的激励和导向。但一种晋升制度一旦付诸实施，面对的就是无数干部挖空心思寻找对策。可以说，任何周密的制度设计都难以应对这样的博弈，这也是干部制度不断改革的内在逻辑。而从中县的干部制度实施看来，越是与干部晋升有关的制度，越是失灵和异化，从而造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性困境和悖论。
根据政绩来选拔任用干部，本意是能力主义，通过政绩标准来激励干部创造业绩，从而推动一个地方的发展。实际演化的结果却是假政绩泛滥，形象工程层出不穷，不仅不能促进一个地方的发展，反而劳民伤财，给地方发展造成很大的损失。而如果不凭政绩，我们几乎无所凭借。民主推荐的票决制，其本意是改变少数人选拔少数人的弊病，让多数人投票选拔干部，增加民意基础，增加民主含量，增进选拔任用的合法性。但实际演变的结果却是拉票横行，公关型干部的兴盛。拉票不仅造成党风政风的恶化，更给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留下不小的财政窟窿，同时也给干部的仕途和身体埋下隐患。但是，如果不投票民主推荐干部，完全上级任用，那就是少数人选少数人，就是专权，就会使得干部只对上司负责。显然，无法往回走，只能向前行，那就是扩大投票范围，但这只会造成拉票的范围更加扩大，投入的费用也更加高昂。这正是基层政治面临的中国式悖论和困境。
3．主要局限和不足
笔者发现了上述悖论和困境，却无力给出答案。除此，本论文还有以下局限和不足。一些核心资料无法得到。组织人事部门的很多资料都有保密期和接触范围，这就使得一些核心资料无法获得，比如讨论和决定干部晋升的书记办公会情况和常委会记录等。干部晋升过程中的全部因素无法搞清。干部的晋升过程是一个多因素多环节的综合过程，仕途浮沉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其中不少问题极其敏感。研究者竭尽全力，常常只能了解其中一部分。
因笔者的全部时间和精力花费在挖空心思搜寻材料上，也确实找到了很多珍贵的材料，但是来不及消化这些材料，同时因为笔者分析能力不够，理论抽象能力欠缺，影响了对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充分利用。
纪律与惩罚一章在计划之中，它是研究干部仕途特别是晋升无法回避的主题。相关材料都已收集完备，但由于时间所限，只能割爱，留待日后弥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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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全文连载如下，共20w字，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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