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月21日上午7时半，艾森豪威尔作为美国第34届总统，走进了白宫西侧的椭圆形办公室，正式开始他两届共8年的总统任期。
这间总统办公室里摆放着一个硕大的地球仪，那是波茨坦会议期间，时任欧洲盟军最高指挥官的艾森豪威尔送给当时的总统杜鲁门的礼物，杜鲁门离开白宫时把它留了下来。
艾森豪威尔在宽大的办公桌前坐下，看到还有一只抽屉锁着，使叫人拿钥匙打开，发现里面放着前总统留下的一小叠机密报告。
艾森豪威尔从杜鲁门手里接过来的，当然远不止这支地球仪和那叠锁在抽屉里的文件，他还接手了一笔巨大的负资产——已经打了将近3年仍处于僵局的朝鲜战争。
1、艾森豪威尔的挑战
艾森豪威尔所以能够当选，很大程度上是“人们感到他更有希望在满意的条件下结束朝鲜战争，而且他也为此许下了诺言”。
但是，怎样可能做到这一点，艾森豪威尔自己并没有真正想清楚、讲明白，只是通过发言人含糊地向外界表示：他“没有灵丹妙药”，只知道“能做之事有很多，并且会尽全力去做”。
美国历届总统大都有从军经历，艾森豪威尔是军龄最长的一个。从21岁入西点军校起，他军旅生涯超过40年，并获得美国的最高军衔五星上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欧洲战场盟军总司令，战后又成为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在出任这两个职务期间，他还当过一段时间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
总统大选期间，他以“我要去朝鲜就地了结战争”一语赢得了不少选票。
杜鲁门对艾森豪威尔以朝鲜战争为噱头来吸引眼球、争夺民心的政治把戏，大不以为然，在其回忆录中不无嘲讽地写道：
“我永远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位负责的军事人员，一位非常了解我们进行停止敌对行动谈判的极端微妙之处的人，居然会利用这一悲剧来讨政治上的便宜。”
正式就任总统前，艾森豪威尔为履行竞选诺言，于1952年12月2日至5日飞到朝鲜视察。已内定为下任国防部长的通用汽车公司前总裁威尔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陪同前往。
“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和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一起到机场迎接艾森豪威尔到来，并随身带来一份编号为“8/52”的“新的、强有力的”作战计划。
这个计划是在志愿军秋季反击之后形成的，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克拉克对于促进朝鲜战局转变的基本考虑。
之前，克拉克给陆军参谋长柯林斯打过招呼，说他有一个“能迫使敌人寻求或接受一项停战的行动构思”，如果参联会同意，远东司令部马上就能拿出具体的行动方案。
克拉克还派出由3名参谋军官组成“特遣队”，专程到华盛顿为他的这一构想和计划进行“游说”。
据美国军方战史透露，该计划的基本内容是，分三个阶段向平壤-元川之线发起强有力的攻击，每一阶段持续20天左右，其间包括一次较大规模的两次登陆；一俟时机适宜，还将从空中和海上向中困境内的目标实施打击。
施行这个计划的前提条件是要进一步扩充远东美军的实力，需求量相当可观，除了能够抵抗中朝军队进攻的“联合国军”基本兵力外，还需要为增强进攻力量增加3个师的美军(1个步兵师、1个空降师和1个海军陆战队师)、2个师的韩军和2个师的台湾国民党军，以及12个野战炮兵营和20个高炮营。
克拉克称，他这个设想已得到“每一位远东司令部下属指挥官”的赞同。
他认为，由于军人出身的艾森豪威尔走上了国家领导岗位，与文人出身的杜鲁门相比，军方更有可能通过“更强有力地进行战争”来促进“事态的转变”，而他只是为此“事先准备好方案”而已。
参联会主席布莱德雷对这个“具有麦克阿瑟式的空想色彩”的计划，不以为然。在陪同艾森豪威尔飞往朝鲜途中，布莱德雷以“不是很积极”的态度向艾森豪威尔详细介绍了这个计划。
艾森豪威尔听后的反应是不置可否，只表示说他不希望在朝鲜使用台湾国民党军队。到朝鲜后，克拉克和范佛里特多次试图找机会当面跟这位候任总统谈一谈他们的计划，却被艾森豪威尔“故意避开”了。
美国战史说，克拉克和范佛里特对此“非常恼怒”，认为这位即将到白宫当权的人“完全不同意这个方案”。
在朝鲜，艾森豪威尔听取了美军各级指挥人员的汇报，与李承晚进行了会谈，并亲临前线，通过高倍望远镜眺望中朝军队的阵地，还乘坐轻型飞机飞过双方在战场上的接触线。
通过亲身体验，艾森豪威尔意识到，“敌人阵地的力量已得到加强，显然，任何正面的攻击都将碰到巨大的困难”。
离开朝鲜时，他得出一个结论：
“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一条固定不变的战线上，继续承受着看不到任何结果的伤亡。小山丘上的小规模进攻是不可能结束这场战争的。”
一回到美国，他立即会见记者，声称：
“对我们所面对的一个敌人，我们不能期望用言语打动它，无论言语是怎样娓娓动听；而只能用行动——在我们自己选择的情况下实行的行动。”
2、麦克阿瑟的“机会”
就在这时，不甘寂寞的麦克阿瑟又活跃起来。
他在一次演讲中声称，他已经想出了一个解决朝鲜半岛冲突的“清晰而明确的解决办法”，并且“实施起来既不会给友军带来过度伤亡的惨痛代价，也不会增加刺激国际冲突的危险性”，但内容不能随便透露。
艾森豪威尔闻讯后大感兴趣，在乘军舰从朝鲜回国途中给麦克阿瑟发了封电报，表示要求立即与他会面，以便听其面授机宜。
12月17日，艾森豪威尔把麦克阿瑟请到位于曼哈顿第91大街的杜勒斯家中，拜读了这位被杜鲁门解职的前“联合国军”总司令，当面交给他的包含14点建议的备忘录。
令他失望的是，备忘录的内容并没有让他茅塞顿开。
简单地说，麦克阿瑟给出的办法是：
让美国新总统在就织仪式之后立即给斯大林下达最后通牒，迫使他同意让朝鲜半岛和德国实现统一，并从这两地和日本撤出全部外国军队，再由美苏两国签署条约，保证朝鲜、德国和日本成为中立国；如果斯大林推诿，就在朝鲜投放原子弹，使中国“发动现代战争的能力”在轰炸中化为乌有。
据传记作家描写，这次会面结束时，麦克阿瑟对艾森豪威尔说：
“苏联人对你的尊重足以让他们在强有力的行动面前投降”，而“你可能有机会成为世界上自耶稣之后最伟大的男人”。
说罢，他拿起备忘录，把它折好，塞进艾森豪威尔胸前衣袋里，然后用手拍了拍，“温柔地说：‘上帝保佑你’”。
对于麦克阿瑟的建议，艾森豪威尔未作任何表态，只是礼貌地说他们“进行了一段很好的对话”。杜勒斯则表示，要“实施如此雄心勃勃、错综复杂的计划”，可能要花上新总统一年的时间。
这段无厘头的插曲到此为止便结束了，此后再也没有提及。
3、艾森豪威尔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
据艾森豪威尔自己讲，实际上，在他上台前后，他已考虑了好几种对朝鲜可能采取的行动方案。
一是保持原来的政策不变，让战争继续拖下去。这个方案很快就被他否定，因为对他来说，长期拖下去不能容忍，美国人“正遭受着伤亡，即使有所收获，也是微不足道的”。
二是“通过常规途径进攻北方，取得军事上的全面胜利”。
这个方案也被他视为“最不诱人的”，因为任何类似的进攻都将付出极大代价，并且，即使能推进到位于北朝鲜“蜂腰部”的目标线，甚至能够占领北朝鲜大部分领土，其结果也只能使战线靠近中国东北而让美军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这样，不仅不能很快结束战争，反倒会增加引发更大规模战争的风险。
三是“采取除了常规的地面进攻以外的行动”。
这个方案才是他真正关注和重点考虑的，其中包括若干选项，如将战争扩大到朝鲜之外，打击中国东北的机场，封锁中国的海岸；增加在朝美军和韩军的作战兵力；作为最后手段，在朝鲜使用原子弹，等等。
不难看出，艾森豪威尔的对朝政策取向，一开始确实具有相当的冒险性。英国资深政治家丘吉尔一眼就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尽管渐已厌倦战争的美国选民希望他们的新总统能尽快结束朝鲜战事，但艾森豪威尔上台却“使战争的扩大变得更为可能了”。
其实，艾森豪威尔所倾心的那几个行动选项都算不上什么新招数，它们大都是麦克阿瑟当年提出过而被杜鲁门否决了的东西。
4、要不要使用原子弹问题？
其中，最能引发争议的，是一度被拿出来大加炒作的使用原子弹问题。
对于在朝鲜使用原子弹的问题，艾森豪威尔倒是真的当了回事儿。
日后，他在回忆当时的考虑时写道，尽管参联会对使用原子弹抱“悲观”态度，美国的主要盟国也不乏反对之声，但他本人仍然认为，使用“这种武器对于北朝鲜、满洲和中国沿海的战略目标显然还是有效的”；特别是，“如果我们决定发动一场重大的、新型的攻势，则目前的政策必须予以改变…其中主要的将是建议使用核武器”。
这一点，倒是与麦克阿瑟“心有灵犀一点通”。
美国官方解密文件表明，艾森豪威尔上台后，使用原子弹的问题确实在华盛顿决策圈内进行过认真的讨论。
2月11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第131次会议。这是艾森豪威尔上台后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
会上，布莱德雷汇报说，克拉克建议向“开城避难所”采取军事行动，而参联会觉得不应给他这样的授权。
艾森豪威尔当即表态：
应马上考虑结束因谈判需要而对开城地位所作的安排，并“应考虑在开城地区使用战术核武器，那里为这类武器提供了极好目标”。
布菜德雷听后惊诧不已并当场表示反对说：
“提出可能使用核武器这一问题是不明智的。”
国务卿杜勒斯则反唇相讥道：
“苏联目前成功地把原子弹与其他武器区别开来作为一类特殊武器”，而“我们应努力打破这一错误的区分”。
艾森豪威尔深以为然，他要求杜勒斯就这个问题与西欧盟国进行外交谈判，并交代：
“如果他们反对使用原子弹，我们则可以要求他们增派三个师以上的兵力替代使用原子弹，把共产党赶回去。”
会后，参联会根据艾森豪威尔的指示，就“结束朝鲜战争的可能途径进行了数项研究”。
据称，这些研究是建立在克拉克、范佛里特“8/52”计划基础之上的，这表明，以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为首的新的华盛顿决策圈确已“形成了一种更具进攻性的立场”。
5、艾森豪威尔方案的反对者
3月间，参联会向国防部长威尔逊呈报旨在“对敌军采取扩大化和激烈化的军事行动”的具体计划设想，建议采取的军事行动有：
（1）使用原子弹；
（2）对中国实施高强度的游击战；
（3）对鸭绿江以北的共产党空军基地和其他目标发动一次全力以赴的空中近攻；
（4）把空战及追击范围扩大到中国东北；
（5）做好对中国实施海军封锁的准备；
（6）采取包括两栖和空降佯动与袭击的欺诈措施，使共产党军队踌躇不定，搞不清“联合国军”的真实意图；
（7）抓住共产党的弱点，以强有力的协同一致的两栖进攻与空降包围相配合，发动一次突然性的登陆战役，目的是合围、消灭共产党军队主力部队或使之失去战斗力，占领并巩固兴南至新安州防线，随后根据需要在北朝鲜实施追击和扫荡作战；
（8）拟订支援国民党军作战的计划，以分散中共军队在朝鲜的作战力量。
以上内容，既有被艾森豪威尔看好的“常规地面进攻以外的行动”，也有被他视为“最不诱人”的常规地面进攻行动，每个选项都意味着对现有战争行动范围的突破，不过，艾森豪威尔政府并没有将上述行动方案付诸实施，究其原因，还是那些决定美国政策和战略基本方向的深层次因素在起作用。
无论是杜鲁门，还是艾森豪威尔，每当面对关系美国重大利益问题时，无论其具有某种行为偏好和党派特征，实际上都很难摆脱对于目标、能力、手段，以及利益、代价、风险的现实主义考量。正是这种考量，使得他们在试图采用任何一种扩大战果的行动时，都要掂量再三而任性不得。
美国解密档案还披露了一个情节：
参联会上述行动设想上报后不久，柯林斯这位军方重量级人物便提出质疑。他在3月27日召开的参联会和国务院联席会议上表示：“我个人对在朝鲜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意义持怀疑态度。”
理由有两点：
第一，共产党人在150英里宽的前线掘壕固守，壕沟已挖得足够深，以至离爆心很近也不会受到伤害；第二，如果苏联进行核报复，美军自身防御将成为大问题，只要有一颗原子弹落在釜山，就足以对美国在朝鲜的军事地位造成严重损害，实施两栖作战的登陆舰船将是原子弹的理想目标。
反对使用原子弹的还有国务院代表保罗·尼采。
他在会上说：
“没有不可动摇的政策阻止使用原子弹，但是真正问题在于，这么做是否利大于弊？我们得估计原子弹在朝鲜情形下能否适用。如果没效，那么，我们就得关注这么做是否会削弱我们储存核武器的意义。我们得掂量使用原子弹对盟国产生的政治困难，而一旦这些武器没有效，这些困难就会更大。还要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苏联会不会面临决断，他们在那种情况下会不会施行同样的报复。”
华盛顿决策圈对在朝鲜使用原子弹的争论，集中在三个问题上：
一是军事上是否有效；二是能否消除盟国的反对；三是苏联会不会实施报复。显然，对这三个疑问，当时都无法作出让决策者满意的解答。
6、使用原子弹的限制因素
其实，艾森豪威尔本人也处于一种自相矛盾状态。
3月31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艾森豪威尔再次提出使用原子弹的问题。
据会议记录记载，他先是承认朝鲜“没有多好的战略目标”可供原子弹攻击，尔后又说：
“如果使用原子弹后，我们能(1)对共产党部队取得重大胜利；(2)在朝鲜‘蜂腰部’划线，那就是值得的。”
但是，当与会者同意使用原子弹时，他的态度又变得含糊起来，转而强调“我们不能对这一行动给盟国造成的影响视而不见。这一影响可能十分严重，他们会觉得，自己会成为美苏核战争的战场”。
杜勒斯接着在后面加了一句：
“目前的世界舆论不利于使用原子弹。”
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人员，日后在考察这段史实时认为，艾森豪威尔“在谈论使用核武器的方案时，比杜鲁门走得远得多。但是，他的言行并不一致”；“作为将军的艾森豪威尔曾反对在日本的广岛使用原子弹，但作为总统，他又不时地谈论使用核武器问题。然而，一旦这个问题真的提了出来，他又从来没有认真地考虑过使用核武器”。
这些研究人员指出，艾森豪威尔有时说，对付山上密密麻麻的防空洞，核武器比常规弹药可能更为便宜；有时又说，在朝鲜战场上并没有可供原子武器袭击的好目标。
这一反复不定的说法，真实地反映艾森豪威尔的内心确实存在着使用原子弹的冲动，但同时，他又难以摆脱诸多现实因素的刚性制约。
在一段时间里，美国及西方世界有个流传很广的说法：
美国已将使用原子弹的威胁信号传到中国和朝鲜，并起到威慑对手的作用。但许多年后，专家们才发现：“传递威胁信号同朝鲜战争的结束几乎毫无关系。”
7、中国领导人的态度
对于美国使用原子弹的问题，中国领导人的判断是，职业军人出身的艾森豪威尔上台，并任命持强硬反苏立场的杜勒斯任国务卿执掌对外政策大权，确实增大了美国在朝鲜进行最后军事冒险的可能性。
实际上，美国军方一直认为朝鲜战场有原子弹的用武之地。
据美国战史记述，当时美国陆军一份研究报告指出：远东空军如果在紧要关头能够对朝鲜战场上的中国军队有效地使用核武器，将会使其遭到极其惨重的伤亡。
比如，如果一枚4万吨级的原子弹于1950年11月24日夜间在集结在泰川的中国军队上空爆炸，就会杀伤该地区内22000人军队中的15000人；如果在1950年12月27日至29日之间，向集结在平康、铁原、金化三角地带内总数约95000人的中国军队，以空中爆炸方式投下6枚4万吨级的原子弹，就可能杀伤该地区军队总人数的一半；如果1950年12月31日夜间有6枚3万吨级的空爆原子弹投在临津江以北中国军队的战线上，估计可能杀伤正准备对“联合国军”发起攻击的中国军队28000~40000人；如果1951年1月7日和8日，在原州突出部对面的朝鲜人民军集结地域投下2枚4万吨级的原子弹，将可能击毙该地域总兵力18000人中的6000~9000人。
在美军正面战线难有大的作为的情况下，美国要打破僵局，手里的“王牌”只有使用原子弹和在中朝军队侧后大规模登陆这两招。
但在中国领导人看来，美国扔原子弹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原子弹虽是一种大规模杀伤武器，但它不能最后决定战争命运；美国人经常会拿出原子弹这样的武器来吓唬人，实际上却是不敢轻易使用的。
从军事上讲，原子弹的战场使用效果也不如想象的那么严重。
粟裕当时就对原子弹的实战使用效果作过分析，得出的结论是：
“关于原子弹，当然是一个问题，但也不是一个了不起的问题。因为解决战争的决定因素是陆军。…原子弹制造难，代价高昂，运输飞机困难。对工业落后的国家是得不偿失，故威胁不大。对前线的部队威胁更小，因双方离得很近，原子弹不好使用。”
这个认识，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使用原子弹问题的基本看法。
志愿军在朝鲜的作战准备，无疑是将原子弹作为一种威胁来看待的，但是，远没有将这一威胁提到美国人想象的那般高度。
邓华呈报毛泽东、彭德怀关于朝鲜战局和志愿军1953年方针任务的长篇报告，全文涉及美国可能在朝鲜使用原子弹的地方只有一处——在着重强调准备粉碎美军正面进攻、两翼登陆和空降等行动之后，提了一句“丢原子弹”——整篇报告里，与原子弹有关的内容也就这么4个字。
中国领导人估计，艾森豪威尔若执意实行军事冒险，最严重、最危险的行动是诺曼底式的大规模登陆。
正如毛泽东所说的：
“美帝国主义采用了很多办法和我们斗争，没有一件不遭到失败。现在剩下从我侧后冒险登陆的一手，它想用这一手来打击我们。只要我们把它这一手打下去，使它的冒险归于失败，它的最后失败的局面就确定下来了。”
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对朝鲜战争的态度高开低走，划了一个“之”字形轨迹。初入白宫之际，他的调门提得挺高，包括声称使用核武器，但实质性动作并不多，真正付诸实施的是宣布撤销台湾海峡“中立化”措施，即所谓“放蒋出笼”。
不过，此举很快就被证明对朝鲜战争毫无效果。英国人评价，它只“造成非常不幸的政治影响，而同时又没有任何军事上的好处可以作为补偿”。
3月间，中方派往朝鲜指导停战谈判的乔冠华对艾森豪威尔上台前后的所作所为作了如下分析：
根据最近情况，大体可以肯定，美国在战场上耍不出什么花样来。解除台湾中立化，只是自欺欺人的拙劣把戏；封锁搞不起来，两栖登陆困难更大。艾森豪威尔本欲借以吓人，殊不知人未吓倒反吓倒自己，但面孔既已板起，要就此转弯，尚非其时，特别他的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政策行通与否，还要看看。
对乔冠华这个分析，毛泽东、周恩来都表示赞同。
经过上台前后的一番折腾，艾森豪威尔总归还是要可到现实主义的政治考量和战略权衡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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