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当时大多数人迫于生计、无奈南下广东求得生路不同，我是自己放弃铁饭碗，抱着大干一番事业的梦想来到东莞的。
那是1993年的6月，彼时老家并无火车直达东莞，我得先坐绿皮车到广州，然后再换大巴车到东莞。
出发那天，气温高达40度，但破旧的绿皮车里人满为患。好不容易挤进车厢，我出门前精心擦过的皮鞋，早已被不知名的脚践踏得面目全非。
一开始颇有些心疼和愤怒，旋即便心中释然了，想我毕竟与这些面容憔悴，扛着大蛇皮袋的男男女女不同，我此番出来，定然是要大展身手的。
我是八十年代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在老家安徽顶尖的名牌大学，读的是贸易专业。毕业后，轻松被分配在我们地区(后改为市)商业局下属的一家贸易公司。
那时改革开放已好几年，但公司商业操作还是实行计划经济那一套。面对遍地开花的个体户，国营商业经营方式和管理手段的僵化落后暴露无遗。
加之单位里人事倾轧，一些会“来事”的人混得风光无限，经济上损公自肥捞得钵满盆盈。我这种埋头干活的人，则处处落不是，几年干下来，心底憋屈愤懑与日俱增。
当年的大学生都是百万里挑一的天之骄子，我这样的农村娃，能从名牌大学毕业，还在城市端“铁饭碗”，那是祖坟上冒青烟的荣耀！父母只顾在亲朋好友前骄傲，无人体会我内心苦楚。
二十六七岁的小伙，在死气沉沉却勾心斗角的单位，窝窝囊囊混时日，分房成家如水中望月。终于，在又一次与单位小头头促膝长谈时，我下定决心，办了停薪留职。
这念头数年来一直在心里翻滚，我只等一个恰当时机而已。报纸上天天说沿海地区的开放热火朝天，“深圳速度”和“蛇口模式”，早已经被街上烫着大波浪、穿着喇叭裤的时髦青年带回了老家。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我心潮翻涌。
虽是第一次出远门，但我懂得如何做好功课，找打工经验丰富的朋友打听清楚，一路上啥事不能干，啥人不能粘了然于胸。所以两天两夜的路程，除了绿皮车的脏乱闷热、广州火车站的人头攒动外，竟也无太多意外事情可说。
我到达东莞的第一站是黄江镇，说实话，下车第一眼望去，心里极度失望，荒草地里一条尘土飞扬的路，两边是破旧的民房和东倒西歪的芭蕉林，与报纸上那个遍地工厂遍地黄金的广东，似乎毫无关系。
好在我运气不错，只看了两天招工广告，便被一家港资手袋厂录用。因我在老家单位有采购经验，岗位直接定为采购总监。
初来乍到，我对于广东工厂管理模式尚不清楚，亦不是很懂采购总监到底是何等级别。当那个招聘领导问我想要多少工资时，我犹豫许久，忐忑说六百块。那人愣在当场，我心中一紧，莫非自己说太高吓到人家了？
谁知那人当场决定录用我，明天即可上班。我平日自诩沉稳冷静，但那一刻亦喜不自禁，只觉心脏狂跳，对东莞的不满与偏见一扫而光，对那人感恩戴德，内心认定他是我命中贵人。
在老家单位，我最高的时候一个月也才一百一十多块，这里六百块一个月人家答应得如此干脆，我再次庆幸自己停薪留职南下广东的决定，是真的做对了。
然而这庆幸只持续了半天，我便迎来了当头一棒：原来采购总监是公司除了老总以外，职位最高的三位管理人员之一，另外两个是分别是招聘我的人力资源总监，和管整个工厂生产的生产总监。
而他们两个，工资最少的那个都拿到了2000块一个月！人真是个奇怪的生物，昨天听闻自己可以拿到老家六倍的工资，有种喜从天降的兴奋。今天同样的工资和人一比，又让我后悔不迭，无奈白纸黑字的合同签了，已成定局无力回天了。
不想更多难题却在后面，港资厂老板不讲普通话，公司员工都以讲白话为荣。我日常工作还能普通话加比划应付，可一到会议室就傻眼。大家明明老乡坐在一起，张口却仍是白话招呼，我如听天书，四顾茫然。
好在工厂的采购流程，与原单位采购事项大同小异。虽有诸多细节不同，但万变不离其宗，终究是花钱买东西，货比三家的套路。我一边和同事搞好关系多问多学，一边随身带纸笔勤记苦练，采购总监的工作，总算安排得有惊无险。
半年下来，我经手的各项事务竟然也有声有色，令老板大感欣喜，例会上他提议将我工资加到1200块。这工资若放在老家，比我一年收入都高，我却再无初到东莞时的惊喜。
一方面我对白话实在无感，短期内学会定是无望了，如此一来，公司会议上我依旧只能呆坐或靠同事“翻译”。另外工厂虽人多事杂，但具体到个人，工作内容都大同小异，无非跟进流程处理异常，我所知所学，于工作而言所用不到十之二三。
我再次心思活动，囊中小有积蓄，亦觉对东莞工厂求职招聘轻车熟路，再闯荡一番未尝不可。如此便递交辞职申请，香港老板大为诧异，但挽留不住也只得批准。
不曾想此番离职，竟成了我南下东莞巨大的转折，诸事从此急转直下，一度令我措手不及。
先是求职不顺，似乎老板们都事先约好，对我的履历与经验视而不见，面试偶有相谈甚欢却始终无下文。接着囊中羞涩直至一日三餐捉襟见肘，让我见识到钱在广东，有多不经花。
最落魄的时候，我住进了“难民房”。大房子里面密密麻麻挤着几百个无处可去的人，白天靠馒头和水充饥，晚上乱七八糟睡在地上。虽然条件恶劣，但在这里不会被当“三无人员”抓走。
那是我南下最昏暗的一段时光，自信与希望尽失，眼里只剩下生存一件事情。晚上穿流浪汉衣服入睡，白天换干净衣服面试工作。
这段灰暗日子里唯一的光亮，便是我在难民房里结识的一帮好友。大家相互接济彼此照应，夜间睡在一起防止贵重物品丢失，白天互通面试机会，有面试成功者便一起庆祝。
这帮难兄难弟里，数河南人张桂军与我最为要好，在我最困难之时，他把仅有馒头分我一半，令我认定了这个兄弟。年底我在大朗一家参台资灯饰厂入职后不久，他亦在我的介绍下办理了入职，但不想这里却成了我们友谊的终点。
工作稳定之后，我仍然惦记着难民房的朋友们。每逢节假日，我都会买上食品水果，去难民房看望曾经的老朋友们，与他们叙旧，为他们打气，共同感怀那段刻骨铭心的日子。
每次我都喊张桂军一同前往，他却次次都拒绝，似乎对那段记忆避之不及。我不好强求，但也渐渐听到他的一些不好传言。
共患难的那段日子，也许是他没有机会，亦或是我无暇关注，进了工厂后，张桂军表现出来令我颇感陌生的一面，他时常利用手中职权欺负女工。
九十年代的广东，治安极差，大白天走在路上被打被抢的事司空见惯。天色稍晚男工出门都不敢轻易落单，而那些无依无靠的女工，出了工厂大门，几乎就等于把命运交给了未知数。
管理生产的张桂军正是利用了这点，胁迫手下稍有姿色的女工，若有不从者，他便找机会将其开除。因不是同一部门，我对张桂军的所作所为，一直是略有耳闻，但并不知实情。明里暗里劝说过几次，他拒不承认，我也只能作罢。
直到一天，一对年迈夫妇来到厂门口哭诉，说他们女儿失踪几个多月。此事在工厂引起不小轰动，几名台干介入调查，得知这个叫孔二霞的女工，已于两月前被张桂军开除，是出厂后失踪。这之后工厂出来规定，主管及经理开除女工需要向台干报备，张桂军似乎有所收敛。
但我们都未料到，他会用另外的出格方式，继续我行我素。
那日我外出见供应商，中途接到张桂军求助电话，委托我代他送一件物品。待我赶回工厂，却见张桂军颇为狼狈地坐在厂门外路边。我问他为何不在厂里，他说已被工厂除名。
我大为吃惊，细问方知，他不久前又盯上公司新来跟单员，几番骚扰不成，他不知用何方式偷拿了人家学历证书。张桂军自以为如此便有机会拿捏小姑娘，不想这女孩哥哥是东莞一位资深人力资源人士，在行业内颇有点影响力，电话打到工厂人力资源部，张桂军很快被叫进了保安室。
台资厂的保安室，是令所有员工都闻风丧胆的所在，从张桂军衣衫不整和行动困难的样子看，这次被打得不轻。那个跟单小姑娘早离开了工厂，所以张桂军请求我帮他归还学历证书。
按照电话上说的地址，我见到那兄妹俩，他们对我竟极为客气。我亦坦诚说明与张桂军是朋友，并讲了之前患难经历。那哥哥只说他与东莞人力资源的朋友均打过招呼，至于张桂军以后能否在东莞继续混，只能看他自己造化。
我蔚然叹息，明白事已至此，自己也无能为力。不堂堂正正做人，张桂军的结局也算是罪有应得，而这结局对那些无依无靠的女工而言，或许是最好的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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