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北宋由于长期且坚定地推行“崇文抑武”的国策，致使作为国家武装力量的核心——武将群体在多方面饱受打压与排挤，故而造就了
社会尚武精神的缺失，也由此引发了后世无数人为之扼腕的“靖康之耻”。而当人们论及谁应该为北宋文弱而亡负责时，总是习惯性地将这个帽子首先扣在宋太祖赵匡胤的头上，认为正是由于太祖为消除五代以来武人专权、国家短命的积弊而重用文臣、裁抑武将，同时千方百计削弱武人对政治、社会的影响，致使宋朝逐渐形成的重文轻武、偏重防内的政治惯性，从而为积贫积弱乃至亡国埋下祸根。
那么，史实真的如此吗？北宋文弱而亡这口大锅，真的应该由宋太祖来背吗？
杯酒释兵权：目的是集权，不是抑武
或许在很多人看来，宋太祖竭力打压武人的第一个证据，便是家喻户晓的“杯酒释兵权”。不过，我们需要明白的是，“杯酒释兵权”的目的，是为了改变唐末以来统兵将帅拥兵自重、尾大不掉，以致威胁天子权威的状况，从而
保证“陈桥兵变”的一幕不会在大宋重演。
仔细分析一下“杯酒释兵权”前后宋太祖罢黜的将帅名单，我们会发现这些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石守信、高怀德、张令铎、王审琦等在“陈桥兵变”中立有大功的从龙功臣；另一类则是符彦卿、慕容延钊、韩令坤等和太祖并无深厚关系的前朝老将。
处理前者，是为了能够妥善解决开国功臣功高震主的问题；处理后者，则是封建帝制“一朝天子一朝臣”背景下的常规操作。换成任何开国帝王，恐怕也都会像宋太祖一样这么做。因此，拿一个历代王朝人事变动的常例去说宋太祖有意打压武人集团，是毫无道理的。
北宋建国时北有契丹、北汉，南有十国诸割据政权，西北有党项，西南有吐蕃诸部，大宋的国防安全形势相当不容乐观。但凡稍有一点政治头脑，也不会在这种情况下做出“自毁长城”的举动，更何况是亲历了五代乱世、拥
有杰出军事指挥才能的宋太祖。在罢免一批功臣宿将的同时，太祖很快提拔了一批新生代将领填补了空缺。如张琼、韩重赟属于之前太祖的潜邸旧臣，杨信、党进属于从低阶武官中提拔重用，郭进、李汉超属于曾随太祖左右征战的得力部曲。
这些人虽然也是一时名将，但其无论是资历、声望还是军中的威信都远不能与石守信、高怀德、慕容延钊等宿将相比，且也无繁杂的关系网。他们骤然间身居高位完全是拜太祖所赐，所以只能愈发忠心于太祖。这样一来，太祖通过对北宋武将集团进行“大换血”，稳妥解决了唐末以来将帅凭军力嚣张跋扈、欺凌主上的弊端，从而将统兵之权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因此，宋太祖贬斥大将，为的是确保军权集于君主之手，而不是压制国防力量。相反，对于自己提拔的将领们，在其戍边和执行军务时，太祖
均给予其极大的行动自由，不仅不设监军，遇事亦可当机决断而无须回禀。对于其一些为非作歹的劣迹，太祖也多能容忍，并不加以责罚。这些和后来太宗、真宗时期，武将们动辄就要受到阵图和监军的约束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文臣有话说：其实我过得并不好
说宋太祖要为北宋文弱而亡背锅的另一个证据，便是其大力提升文臣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对于这一点，其实历代王朝在治国上都寻求文武并重的局面，从而使文武集团相互制约，维护君主权威。但由于五代十国是武人称雄的时代，文臣饱受骄兵悍将的欺辱，甚至屡遭杀戮，这就导致政权内部的文武失衡，没有文官制约的武将群体频繁引发动乱，终使五代历朝无不短命而亡。宋太祖提升文臣地位，不过是回归汉唐旧制，力求谋得文武平衡、维护君权，并不是要偏重一方、打压另一方。
宋太祖本人并未受过系统的儒家教育，常年的戎马生涯又使其
很难有机会学习文化知识。尽管立国后出于平衡文武势力的需要，太祖不但苦学儒家经典，还大量选拔文臣掌握中枢并管理地方，并着力提高文臣待遇。但由于相距五代不远，太祖对文人学士仍有一种根植于骨子里的轻视。
有一回，太祖因为对赵普拟定的年号不满意，举起毛笔便在其脸上涂抹，并破口大骂其不学无术。对待自己的头号文臣尚且如此，对待其他文臣也就可想而知。受此影响，太祖一朝的武将对文臣也颇多鄙薄。例如大将王彦升，因武艺高强、勇猛善战，人称“王剑儿”。有一回，他带人在京城巡夜，路过文臣王溥府邸，便公然闯入索要酒食并敲诈钱财。身为宰相的王溥居然大气也不敢喘，只能在破财请走这位爷后秘密进宫向皇帝哭诉。
通过上述实例，足以说明文臣在太祖一朝的境地虽有所改善，但还远远没有到足以压制武人的地步，甚至可以说相对于武人依旧显得弱势。此
外，宋太祖虽重用文臣，却同样严格限制其权力以达集权之效。曾任北海军知军的文臣杨光美在三年任期满后需要调任，但因其为政清廉、口碑极佳，北海军有百姓上京请愿，恳求杨光美留任，结果惹得宋太祖勃然大怒，下令鞭打请愿队伍，把一件美事活活变成了丧事。由此可见，无论是重用文官还是武官，太祖的目的都是集权。
高举崇文大旗的，是不争气的后继者
宋太祖通过不懈努力，扭转了五代乱世“重文轻武”的不良世风，使北宋官僚体系内的文武两大集团力量上趋于均衡，从而保证了他们之上帝位的稳定，进而使君主集权的政体得到巩固。应该说，这是一份丰厚的政治遗产，足以令其后继者们坐享其成。
可惜天有不测风云，这一切都随着宋太祖的溘然辞世而改变了。由于几番北伐接连失败，得国不正的宋太宗无法通过赫赫武功来证明自己即位
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故而只能改弦易辙，通过推行“以文为本”的国策大规模吸纳文人知识分子进入仕途，以便令其获得文官集团的鼎力支持，从而坐稳皇位。
按理说，这种“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做法本无可厚非。但问题偏偏在于太宗因急于彰显“崇文”的意义以便宣示自己在文治上的丰功伟绩超越其兄，从而堵住天下悠悠之口对其登基的质疑，遂矫枉过正地将“抑武”作为利器，以文臣主政的方式全面限制了武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并剥夺了军人在中枢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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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做法虽然使得北宋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文化建设的极高成就，却导致武将集团渐渐失去了以往的活力，最终沦为朝堂之上的摆设。
在这种情况下，尚武不再成为士大夫们的选择，国家的武备自然被抛到一边，因为天子已经明白地告诉大家，沙场征战是没有什么出息的。待到真宗时，由于澶渊之盟达成，宋廷再无大规模对外用兵的必要，在“弭兵和戎”之风的侵蚀下，崇文抑武逐渐走向极端，文臣直接开始带兵从事征战，武将连最后一个可以为自己正名的领域也被剥夺了。
直到被西夏铁骑打得灰头土脸后，神宗、哲宗开始竭力扭转这一局面，但木已成舟、积重难返，在王韶拓边最终化为一场悲剧后，北宋只能无奈地走向徽钦北狩的凄惨结局。所以说，北宋文弱而亡的锅真的不应由宋太祖来背，要背的应该是他那些不争气的后继者。
作者：林森 编辑：莉莉丝
参考资料：
【1】《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涑水记闻》
【2】陈峰《武士的悲哀：崇文抑武与北宋兴亡》
【3】方震华《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875～1063》
【4】梅原郁《宋代官僚制度研究》
文字由历史大学堂团队创作，配图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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