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鬼子白川义则是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被刺杀的日军最高将领|关东军|尹奉吉|日本侵略者|白川义

白川义则，1876年出生于日本爱媛具。1898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校第12期，参加了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和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日俄战争。

图丨白川义则侵略中国的罪人

1905年10月，任日本陆军省人事局局长。1911年6月，任关东军第十一师团参谋长，率部入侵中国东北。1913年9月，任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

1915年8月，晋升为陆军少将，任步兵第九旅团的旅团长。1927年4月，任陆军省大臣。北伐战争期间，他是日军入侵中国山东省的主谋。

1932年2月，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直接指挥日军入侵上海的作战。同年4月29日，被韩国爱国志士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炸伤，5月26日在日本兵站医院毙命。

白川义则是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被刺杀的日军最高将领。

“天长节”前，白川大将正沉浸在占领上海的欢乐中时，却不知“韩人爱国团”悄悄地将目标锁定在他身上；韩国志士尹奉吉、李东海开始行动

图丨韩国志士尹奉吉

白川义则是一个双手沾满韩国人民和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战争狂人。他曾参加过侵略朝鲜的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和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日俄战争。

他长期在侵华日军关东军、华中派遣军任职，进行侵略战争和各种阴谋活动，疯狂镇压、杀害和奴役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地区人民。

在北伐战争期间，他在日本内阁会议上，借口保护在华日侨的利益，公然叫嚣“出兵的时机已经到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经他提议。

日本政府三次向山东派遣侵略军，共3个师团、2个旅团，他还秘密指使侵略军对山东省中国驻军发动进攻，趁机占领济南。

图丨河本大佐

在处理皇姑屯事件的过程中，他对谋杀张作霖的河本大佐，一直采取极力庇护的态度，说这次事件只是“警备上有若干疏忽”。

他企图把罪责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他在对持严惩河本意见的军官给以降职处分的同时，还提出授权给关东军自由出动部队、自由使用武力的权力；在与其他阁员有分歧的情况下，又以提出辞呈相要挟，致使他的阴谋全部得逞。

九一八事变后，他参与制定了《关于解决满洲事变之方针》、《时局处理方案》等侵华文件，并由日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今村均陪同飞赴中国东北。

他指示关东军立即炮制伪满洲国傀儡政府，企图控制整个东北地区。

图丨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

一二八事变后，他就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立即增派2个师团及第三舰队等部入侵上海，发起新的总攻。并命令一百多架飞机在上海市内狂轰滥炸。

图丨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灾难

这次战争使上海人民损失了16亿元的财产，牺牲了数万人的生命，炸毁了大片的建筑，仅在闸北区就有60万人无家可归，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日本侵占韩国后，朝鲜爱国志士为拯救祖国，在国内外成立了一些抗日救亡组织，展开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

图丨朝鲜独立党党员金九

1930年底，“韩人爱国团”领袖、朝鲜独立党党员金九，在中国秘密成立“太洛太”(武工队)，专门从事刺杀日本高级军政要员的活动。

1932年1月8日，在日本东京发生的行刺裕仁天皇未遂事件，就是该组织策划进行的。

朝鲜侨民看到日军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上海，怒不可遏，纷纷要求“韩国上海侨民团”紧急行动起来，配合中国人民进行反侵略斗争。

日军为了庆祝占领上海和“天长节”（日本天皇生辰纪念日)，决定于4月29日在虹口公园举行庆典。

图丨蒋光鼐

由于不准中国人进入庆典会场，在第19路军总司令蒋光鼐和京沪卫城司令部的恳请下，“韩人爱国团”决心进行刺杀活动。随后，“韩人爱国团”又与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并得到大力支持。

在金九主持下，“韩人爱国团”决定由“韩国上海侨民团”出面，进行公开的合法斗争；以“太洛太”为主，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支持和帮助下，进行秘密的武装斗争。

金九说：“我们的方针是‘射人先射马，杀敌先杀将’，这次活动主要目的是除掉在上海的日本军政要员。首当其冲的是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驻华公使重光葵、第九师团的师团长植田谦吉……”

“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尹奉吉请求说。

“太洛太”女队员李东海说：“还是两个人执行这个任务比较好，让我也参加吧！”

“好吧！”金九同意了。

当时，尹奉吉和李东海都是二十三四岁的青年。他们亲身受过日军的迫害，与侵略军有着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是“太洛太”的骨干分子。

图丨装置炸弹的（饭盒）

为了确保刺杀活动一举成功，他们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金九在一处秘密住宅的地下室里，把两枚烈性炸弹分别安装在日本军用水壶和日产便当(饭盒）内。

这两枚炸弹的设计和安装十分巧妙，从外形看，与日本青年喜欢使用的水壶、饭盒一模一样。

图丨正在搭建检阅台

日军的庆典准备工作也在积极进行之中。日本驻中国公使馆加紧印制裕仁天皇和白川义则的大幅画像，制作日本国旗和彩旗，在街道两旁书写标语；日本入侵上海的陆、海军也多次进行阅兵演练；在虹口公园的一处较大的空地上，正在搭建检阅台。

图丨植田谦吉

白川义则和重光葵还专门召开安全保卫会议。会上，白川义则说：“从明天开始对上海市区实行夜间戒严制度，白天也要增派岗哨，组织搜查，发现可疑人员一律逮捕。”植田谦吉说：“在天长节之前，只捕不放。”

图丨野村吉三郎

“对，这样好！”白川义则表示赞同。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说：“中国有个词汇叫‘入乡随俗’，我们也应用蒋介石对付共产党的办法，‘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

“用得妙！我们必须确保庆典活动的绝对安全，不能让东京事件在上海重演，这要拜托军界各位朋友了！”重光葵巧妙地把责任推向军方。

“这是我大日本皇军义不容辞的责任！”白川义则信心十足地表示。

整个上海戒备森严，气氛恐怖。一个星期天的中午，尹奉吉和李东海

扮成一对日侨情侣，来到虹口公园佯装游玩进行侦查。当他们走到检阅台附近时，恰巧建筑工人都去吃午饭了。

他们选定投弹的地点后，尹奉吉看到四周无人，捡起一块砖头，向检阅台投去，正好落在中央部位。

他在附近走动了一会儿，回到选定的位置，又捡起一块砖头，再次投了出去，两块砖的落点相距不到1米远。

他心里非常高兴，喜悦的目光投向李东海，两个人的脸上露出会意的微笑。

在返回住所的路上，他们购买了裕仁天皇和白川义则的大幅照片和两面日本国旗，按照日侨青年的样子，挥舞着太阳旗，有说有笑地走着。

路旁的上海市民们不时向他们投去厌恶和憎恨的目光。

图丨尹奉吉胸前挂着誓词，左手拿着特制的炸弹

4月26日上午10时，“太洛太”在法国租界霞飞路宝康里27号住所召开宣誓会，尹奉吉胸前挂着誓词，左手拿着特制的炸弹，与李东海并肩肃立在“韩人爱国团”团旗前，发出铿锵有力的誓言：“我宣誓，作为韩人爱国团的一员，决心以赤诚之心，诛戮侵略中国的日军将校，以期还我祖国之独立与自由。

大韩国36年4月26日，尹奉吉、李东海。”宣誓完毕，金九举起照相机，“咔嚓”一声拍下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镜头。

交代完任务，金九又以坚定的口气说：“我们决不当亡国奴，不能让日本侵略者对韩国和中国鲸吞瓜剖。与其卑躬屈膝地求生，不如轰轰烈烈地战死，万古流芳！”

“请党和爱国团放心，我绝不会辱没组织的光荣称号！”尹奉吉坚定地说。

李东海也说：“我的生命是祖国给的，也应该奉献给光复祖国的事业！”

图丨侵华日军第九团长植田谦吉，回国时只剩下一只脚

尹奉吉手里的“水壶”飞上了检阅台，白川义则被炸得遍体鳞伤；尹奉吉直到被日本宪兵分尸处死时，也没有一句招供；重伤的白川义则还讲究“武士道精神”，坚持不用麻醉做手术；在噩梦中还狂叫：“开枪！扫射！统统打死他们！”

4月29日晨，上海，天色阴沉，细雨蒙蒙。

上海江湾路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瞭望台上，垂挂着一幅几米长的日本国旗；虹口、闸北、杨浦等地戒备森严，电车、公共汽车停止运行，各主要街道上都悬挂着日本国旗。

虹口公园外的马路上，坦克、装甲车、大炮、机关枪比比皆是，数百名日军步兵、骑兵、宪兵巡逻于公园内外，严密盘查往来行人。整个城市笼罩在异常阴森恐怖的气氛中。

尹奉吉身着笔挺的西装，系着红色的领带，外穿一件风衣，肩挎军用水壶，一手提着方便饭盒，一手摇动着小太阳旗，与日侨青年无二。

8时许，他若无其事地随同一群日侨有说有笑地进入公园。

9时整，庆典开始。参加大会的，除了入侵上海的日军和日本侨民外，还特邀了来自南京、天津、北平、东北等地的日本高级军政官员。

庆典开始后，首先举行阅兵式，鸣放礼炮，接着在师团长植田谦吉的指挥下，第九师团主力，第十一、十四师团的代表部队、军直属部队、海军和航空兵部队，依次通过检阅台，接受白川义则大将和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等人的检阅。

阅兵式后，各国来宾星散。10时30分，开始举行军民(日侨)联欢会。会上，白川义则、重光葵、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中将等，接连发表歇斯底里的演讲，无耻地鼓吹“侵略有理”、“侵略有功”论，大肆叫嚣“武运长久”、“天皇圣寿无疆”等等。

11时40分，全场1.3万名日军官兵和数千名日侨高唱日本国歌，注意力都集中到检阅台上的两面巨幅日本国旗上。

这时，尹奉吉扔掉烟头，从容不迫地取下挎在肩上的水壶，做了个佯装喝水的动作，拉开导火索，把水壶举到面前，然后突然将手臂向后一伸，像掷铁饼运动员似的，一个迅猛的旋转，“嗖——”的一声，把水壶抛了出去，准确地落到检阅台的中央。

“轰！”一声巨响，顿时检阅台坍塌，日本军政要员血肉横飞，一片鬼哭狼嚎之声。白川义则被炸得遍体鳞伤，皮开肉绽，面部被炸伤8处，牙床碎裂，腹部、双臂和两腿被炸伤30余处，像个血人一样；重光葵被爆炸的气浪抛上半空，犹如风中之叶，落地后右腿血流如注；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面部血肉模糊，眼、鼻、口难以分辨；上海日本侨民团团长、特务机关长、日本浪人总头目河端胸腹部被炸伤，弹片穿透肺叶，肠子流出体外；植田谦吉的双腿、左手和面部均被炸伤；野村吉三郎的左眼被弹片击中，眼球流出；上海日本侨民团书记长友野的全身多处受伤……检阅台上，无一人幸免。

随着爆炸的巨响，检阅台前和两侧的日侨，也被冲击波震倒，一个正在台前拍照的日本记者，也被炸伤头部，躺在地上，一个劲儿地哭叫着。

顿时，公园内一片混乱，日侨争相逃命。尹奉吉本来可以乘机夺路脱身，但他为了避免牵连中共地下党组织、上海华人和其他在沪的韩人，毅然挺身而出，站在一个高台上，昂首大笑，高声喊道：“来抓我吧！我是朝鲜人，名叫尹奉吉，炸弹是我扔的。”

“抓住他！抓住他！”日本军警听到喊声立即蜂拥而至，一些没有逃离现场的日本侨民也陆续围拢过来。

“朝鲜民族独立万岁！坚决消灭日本侵略者！”尹奉吉大义凛然，振臂高呼，使得围拢过来的军警和日本侨民都惊呆了，一时不知所措。

当他喊过第三句口号之后，他们才一哄而上，把尹奉吉按倒在地，拳打脚踢起来。为了不伤及日侨，尹奉吉没有引爆第二枚炸弹。到军警拘捕他时，尹奉吉早已被打得不省人事了。

囚车开走之后，在公园外等候的李东海才匆匆撤离。爆炸任务完成后，“太洛太”奉命解散，撤离上海。

李东海很快从法国租界马浪路搬出，通过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关系，先到广州，后来辗转到了延安，改名为李华林，加入中国国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当天下午，上海陷入从未有过的恐怖之中。日军和法国巡捕开始进行全面大搜捕，很快逮捕了16名所谓的可疑分子。为此，金九主持召开了“韩人爱国团”领导成员紧急会议。

会上，金九首先宣布：“尹奉吉和李东海很好地完成了爆炸任务，他们是朝鲜的民族英雄！”

大家激动地互相握手，互致祝贺。随后，有人说：“我们应尽最大的努力营救尹奉吉。”

金九说：“当务之急，不是营救我们自己的人，而是应该尽量设法避免牵扯无辜。爆炸事件是我韩国人所为，不能使无辜者或帮助过我们的中共人士受到牵连……”

“可是，我们对此却无能为力。”有的人说。

“我倒是想了一个办法。”金九说，“公布事实真相，主动承担责任，这样他们就会释放无辜人员的。”

“那么今后我们在上海就难以继续进行抗日活动了。”有的人表示迟疑。

“我们是为真理和正义而战的，所以必须站在真理和正义一边！”金九毫不迟疑地说。

翌日，金九即用英文公布了《虹口公园爆炸事件真相》一文，还附尹奉吉手握炸弹宣誓的照片一张。

摘录译文如下：尹奉吉，大韩国人氏。家中有双亲、夫人和两个年幼的儿子。他自幼聪颖过人，15岁能写作汉文诗，16岁学习日文，一年后能与日本人对话，17岁开始自办小学校，教授贫苦农民学习文化，长达五年之久。由于饱尝了日本残酷统治之苦，便离家出走，寻求报仇复国之路。他先到中国青岛，在一家洗衣店打工，当有些积蓄后，又于1931年8月赴沪，在某工厂做工，因嫌恶厂方不公道的待遇而脱离。此后，在虹口小菜场一个小商店当伙计度日，闲暇时常与韩人、华人青年讨论抗日救国之道。不久后，即参加“韩人爱国团”，并成为“太洛太”的一员，投入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之中。他利用自己会讲一口流利日语的特长，选择了专给日军和日侨家庭送菜的差事，以便侦察日本高级军政要员的动态，寻找刺杀的机会。他决心为韩国的独立和自由贡献出自己的热血和生命。

此文发表后，日军和法国巡捕并未释放逮捕的嫌疑人。于是，金九决定挺身而出，进一步公布事件真相。

5月10日，上海《申报》又收到一封署名“金九”的来信，立即以独家新闻全文发表：

我是虹口公园爆炸事件的主使者。为了唤起民众，打倒日本侵略者，特意将本案真相昭告于世界。我名叫金九，现年57岁，从1896年即21岁时起，便投入驱逐日本侵略者、寻求朝鲜独立与自由的事业。1909年3月，全国一致奋起，开展独立运动，我全身心地加入运动之中。1911年因暗杀日本驻朝鲜总督寺内案件被逮捕，判处15年徒刑，因证据不足，5年后获释。此后，隐姓埋名来到中国，继续进行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目前，虽然仅有手枪数支，炸弹数枚，仍决心努力战斗，为死难的烈士报仇，为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直至恢复朝鲜的独立与自由，奋斗终生！

公开信发表后，被法国巡捕逮捕的无辜者得到释放，日军妄图借故报复朝鲜、中国爱国志士的阴谋也随之破灭。

尹奉吉被捕后，被关押在上海日军宪兵总部看守所，警戒十分森严。日军当局采用车轮战的方法，对尹奉吉进行了连续几天的严刑拷打和审讯，白川义则的高级副官川本大佐参加了审讯，企图撬开他的嘴，但是尹奉吉始终一口咬定，爆炸案只是他个人的复仇行动，与他人无涉。

尹奉吉说：“这是我为韩国人民和中国人民报仇应尽的责任。”

“如果你供出领导你的组织成员，我们可以免你的死罪！”在一切酷刑都无用的情况下，日军宪兵队、特务组织又变换“落下来了手法。

“我从想报仇的那一天起，就没有想再活下去。我告诉你们：一切侵略者都不会有好下场的！你们这些人间的败类都将不得好死！

我作为一个普通的韩国人，能换取一个侵略军司令官的性命，足矣！”连续三天的审讯拷打，没有一点进展，川本大佐暴跳如雷，用牛皮鞭子沾上盐水，对尹奉吉劈头盖脸地抽打起来。

5月初，按照天皇的手谕，尹奉吉被押解日本，关押在金泽监狱，由东京军事法庭进行审判。虽然他再次经受了种种酷刑，但始终没有供出“韩人爱国团”和“太洛太”的组织情况。

当年12月19日7时40分，日本政府对尹奉吉采用了日本最残酷的古老刑罚，用大字形的行刑木架把他分尸处死。

被炸伤的日本军政要员被紧急送往各大医院进行抢救。驻华公使重光葵，在日本海军医院被锯去右腿，保住了性命。

日本特务机关长河端，在次日凌晨3时许，死于北四川路的福民医院。白川义则被送进平凉路的日本兵站医院，这是一家日军在上海最大、医疗条件最好的医院。

在连续几次手术中，医生先后从白川义则身上共取出204块弹片，不知道他是不是创造了侵略军大将中弹片最多的世界纪录。

在做手术之前，主刀军医官对白川义则说：“将军阁下，为了手术的顺利进行，也为了减少您的痛苦，我们准备为你实行全身麻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