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我们这行，一两年饿不着，但得见血，有时候还得杀人｜《杀心如焚》06|杀心如焚|村长|笑笑|胡子

我爸回来那天，给我带了可乐，黑水冒出来，喝一口是甜的；第二次他回来，带着一把枪，说他马上就要发财了；他带着我站在村口，开了一枪。

那一瞬间我崇拜过他。可我没想到，他最后一次回来，掐死了我爷爷。

我一定要找到他，并且杀了他。

前文回顾：

全民故事计划·探暗者系列004《杀心如焚》，连载继续，敬请追更。

第伍章·王行运

1976年，我出生，名字是我爷爷给取的，青松。没什么特殊的含义，我的字辈是“青”，“松”来自于一部戏，豫剧，戏名他也忘了，只记得两句词，“青松巍峨，大雪无痕”。

自打我记事起，我爷爷就喜欢听戏。他有个好嗓门，但胆子不大，不敢把这项能力显露出来，怕让人觉得浮。他常说，庄稼人，一辈子的心思只有种地，其他事儿可以拿来说，但不能寻思。因此他就只是听，听也假装不懂，别人若问他，他便说，听个解闷儿。

小时候我不喜欢戏，太吵，听不懂，还长。我喜欢电影，《谭嗣同》和《血战台儿庄》，《破袭战》也不错，小时候的梦想就是上战场，使一把三八大盖打鬼子，最好能有个狙击手的瞄准镜。这个梦想一直延续到我十二岁，七年级，我头一回因为历史书上的插画听课，结果老师告诉我一个坏消息，日本鬼子早死完了。

郝华明是我爸，亲生的，眼睛像，眉毛像，村里的大人们见到我，总会说，这小子跟华明长得真像。我对他没什么印象，家像是他的旅馆，我五六岁的时候他就走了，说去打工，等回来了，给我买很多好吃的。他走的时候牵走了家里的牛，那是头大黄牛，我记得深，瘦，老，鼻环生锈了，坐它身上，颠簸中能闻到铁臭味儿。我没有妈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从未问过为什么，我爷爷说，人在世上，一切的东西都不是选择，是安排，就像有人天生长三只眼睛一样，是命里带给我的，没办法改，我只能接受。

郝华明是离家一年后回来的，或是两年，1982年，1983年，我记不清了，总之不是春节。那是个秋天，我在村后的小学读一年级，或者两年级，只有一位老师，三堂课，语文、数学和历史。他是晚上回来的，那时我正向爷爷背诵九九乘法表，他来敲门，爷爷打开，马上又关上。他粗鲁地推开门，跨过跌倒在地上的爷爷，进入屋来，四处打探，待看清这个家仍和过去一样贫瘠之后才发现我。他的身上有酒味儿，大大的眼睛往下垂着，没有带任何东西，看着疲惫，却又贪婪。

他说，乖儿，你爹回来了。我点点头，没有说话。他拍了一下我的脑袋，说，这孩子，还怯生了，我是你爹，喊爹。我说，爹。他乐了一下，很潇洒地从兜里掏出一盒烟来，一沓钞票顺着口袋散在床上。他将烟叼在嘴上，示意我用洋火帮他点。他说，好好孝顺孝顺你爹吧，你爹马上就死了。

我帮他点上，他满意地拍了拍我的头，从钞票里抽出几张来，说，爹来得急了，没给你买玩意儿，那叫啥来着？喝的？我说，可乐。他说，对，可乐，你自己买吧。他未等我回应就转过身去，好像他要做的已经做完了。他坐到板凳上，抽烟，马上又走向橱柜寻找吃食。他发现了剩菜，闻了闻，然后端着去厨屋烧火加热，爷爷从地上爬起来，跟着出去。

那天晚上，我抓着几张钱睡着了。醒来时天还没亮，爷爷正往被子里钻，我问他，爷爷，我爹呢？他说，你爹死了。我能听出这是气话，但我没有问，只能缩起来，用汗水把钱攥湿。他说，以后有人问你，你就说你爹死了。我问，啥时候死的？他说，现在死的。我没说话。他躺下，看着房梁，叹口气说，你爹把咱家地、还有他自己给卖了。

郝华明再次回来是1985年的冬天，那是天晚上，爷爷去隔壁村听戏，我一个人留在家里。他是翻墙头进来的，驼背了，比过去还瘦，像个纸片子。他摸进屋里，小声喊我的名字，问我，你爷爷在不？我说，不在。他松了口气，喊我过去，从兜里掏出一个红色的罐子。他晃了晃，眨着眼问我，知道这是啥不？我摇头。他扣开罐子上的拉环，伴随着一阵放气的声音，一股黑色的水就涌出来。他连忙吸了几口，把罐沿都舔干净，又问我，知道是啥了不？我说，可乐。他满意地“嗯”一声，递给我，说，喝吧，村里没卖的吧？我点点头，喝了一口，入口是苦的，有气，咽下去便变得甜津津。

他靠在椅子上，点了根烟，看着我说，好喝吧？我说，好喝。他说，好喝多喝点，都是你的。我又抿了两口，然后端着，我想等爷爷回来了一起喝。他问我，你喜欢啥？跟爹说，爹下次给你带。我仔细想了一遍，方便面、火腿肠，能吃一块软糖也不错。我摇了摇头，没喜欢的。他说，玩具车喜欢不？啥车都有，塑料的，五颜六色的，可好看了。我摇了摇头。他说，衣服，城里衣服都带花，也是五颜六色的。我摇头。他不死心，继续说，吃的呢？书？连环画？我说，那就连环画吧。他问，要啥样的？我问，有啥样的？他说，那太多了，有武打的，有外国的，反正不少。我说，那就武打的吧。他说，行，爹下次给你带。我点点头，看着他。他说，喝呀，一会儿气跑完了。我喝了一口，想问问他，这些年他都去哪儿了。

他把烟扔进院子，搓了搓手，起身走动了两步说，咱家棒子卖出去了？我说，嗯。他问，卖多少钱？我说，不知道。他点点头，在屋里逛了一圈，问，你知道你爷爷把钱放哪儿了不？我睁了下眼，没说话。他说，你爹我有点事儿，急事儿，得用钱，不白拿，用完就还回来了。我问，啥事儿？他说，跟你说了你也听不懂，钱在哪儿呢？我说，我不知道。他说，那你还问我啥事儿。我看着他在屋里来回走动，说，我爷爷说你把地给卖了，说你玩牌，牛也没了。他说，你爷爷瞎说。又说，乖儿，钱在哪呢？你肯定知道，一个星期我就还回来了。

我说，我爷爷说了，不让我听你的。他又点了根烟，焦躁地说，你就听你爷爷的吧。我生的你，你跟他亲跟我亲，以后你爷爷死了，不还得我养你吗？我还给你买可乐呢，上次我来，还给你钱呢，你就这样孝顺你爹啊？我低下头，没说话。他踢了我一下脚，说，青松，快点，别腻歪，在哪呢？我想了想，问，一个星期就回来了？他说，可不，还用不了一星期呢，下次我再回来，保准给你买好吃的。

我站起来，小心地把可乐放在桌子上，拉开橱柜，打开里面的夹板，从里面把爷爷的布袋钱包拿出来。他抢过去，把粮票和油票跟钱分开，扔在地上，数了数，说，才六十来块钱啊？又问，还有吗？我摇头，他叹口气，收起钱往外走，我在他身后跟着，出了屋，到了院子，他一个飞步爬上墙头。我喊住他，说，爹，一星期。他回头看我一眼，说，知道了，瞧好吧。我又喊停他，说，我还想吃个糖，软的。他笑了笑，笑容让人心安。他说，行，记住了。

1989年农历正月初七，时隔三年，郝华明第三次回来，他胖了，这是个值得欣慰的事儿，头发像是烫了，穿着西装，大晚上的，也戴个墨镜。他拉着两个箱子，有轱辘的，像两辆小车。腰里分别别着两个寻呼机，一个白色，一个黑色，十分气派，连村长也才只有一个。他从大门敲门进来，见我便大声呼唤，一点也不避讳大家以为他早就死了。爷爷跑出来，试图关门，但没有成功。他把一个箱子甩在院子里，拉着另一个箱子抬脚往屋里走，嘴里嚷嚷着，赶了一天路，饿死我了，给我弄点饭。爷爷没有回应，而是失望地看着我。

1985年，我第一次喝到可乐那天，爷爷赶戏回来得知情况后，什么也没说，没有惩罚，没有教育，只是叹气。睡前他说，这事儿怪我，不听戏去就好了。又说，你要记住，他不是你爹了，你不能信他。那天之后，无论近或远，爷爷再没去听过戏。

郝华明从屋里露出头来，招呼我，儿啊，过来看爹给你带啥了。我看了爷爷一眼，硬着头皮走过去。他已经把箱子打开了，里面塞着方便面、火腿肠、桃酥等一些吃食。他把一包方便面扔给我，说，电视上是不是这个？三鲜伊面。我说，是，大骨汤，更浓郁。他“哈哈”一声，说，吃吧，撕开直接吃，有的是。我撕开，立马闻到一股炒面的焦香味儿。爷爷走进来，说，华明，你别折腾俺们爷俩了行吗？他看爷爷一眼，站起来，从大衣兜里掏出一沓钱，都是新票。他边数边说，上次拿你多少钱？六十？给你六百。

爷爷问，哪来的钱？他一直举着，我期盼地盯着，希望爷爷能收下来。他说，你打听那么多干啥，给你就拿着。爷爷说，你回来干什么？他说，净说废话，爹，回来能干啥？过年呗。爷爷说，你别管我叫爹，我不是你爹，咱俩不认识。他静了几秒，说，行，你不是我爹，青松总归是我儿子，我看我儿子，不犯毛病。爷爷说，你跟我们家没关系。他看着我，扣了一下我的下巴，说，儿子，喊爹。我抬起头，跟爷爷对视，话出了口才觉得难堪。我说，爹。

郝华明在家里待了十多天，都是每天晚上活动，遛弯、抓野兔、看电视或者去城里游荡。他的另一个箱子里是一台电视，天线伸出墙头去，能收到三个台，一个本地台，一个中央台，最后一个是艺术频道，半夜会放日本的电视剧，叫《阿信的故事》。他外出时会带上我，每次都是。

我跟他去了四次城里，西关街有个录像厅，老板他认识，姓高，是外地的，三十来岁，穿貂，也烫头。郝华明让我喊他大爷，还说，有事儿了就来找你大爷，你大爷厉害，啥事儿都能给你办。录像厅我一共去了三次，每次，高大爷给我单开一间小屋，让我看动画片，他们在屋外玩牌。那段日子挺开心的，对我而言，可能是小时候最快乐的时刻。

爷爷没有说什么，他是个沉默的人，他信奉着少说多做，而且自有一套理论，那是戏剧、生活和经历叠加起来感悟而生的。他不喜欢热闹，除了听戏，不喜欢与人打交道，所以没有关系亲近的人，连邻里日常的问好都会在他脸上看到疲惫。有时我会想，哪怕全世界只剩他一人，他也会过得平常和自在。他最常说：“多说无益，自己慢慢悟吧。”

89年元宵节那天，看完电视后，郝华明领我到地里散步。村前有个大土丘，年前村里人挖的，打算开春填沟渠，地理位置很好，坐在上头，能看到全村的面貌。人都睡了，村里黑漆漆的，没一点亮光。他摸黑瞧了我一眼，笑了。我也笑，问他，爹，你笑啥？他说，笑你呗，多吃点，看你瘦的，跟个小鼻嘎似的。我咧开嘴，笑笑。他说，给你爷爷说，多幺点肉，我以后常回来，不用操心钱。我说，行。他拍了拍我，继续说，下次回来，给你领个妈妈。我说，真的？他说，可不真的。我窃笑了一声，看面前黑漆漆一片。他点了根烟，突然问我，你上次让我给你带什么回来？我想说连环画，但还是说，忘了。他说，想想。我假装想，后说，真忘了。

他从怀里掏出一本书，扔我身上，说，看你这记性，故事书，是不？我说，是，对，故事书。他拱了拱我，看着书说，《连城诀》，可好看了。我翻了一遍，揣进怀里，说，我明天起来就看。他满意地“嗯”了一声，没再说话，看着村庄抽烟。

没一会儿，他又说，爹能让咱村亮起来，你信不？我说，现在？他说，对，就现在。我笑笑，不信。他也笑笑，又从兜里掏出一个黑漆漆的东西，凑近看，是一把枪。他说，把耳朵捂起来。我便捂起来。他将枪口对准村的方向，拉动套筒，又看我一眼，说，捂好了没？我说，捂好了。

“轰”的一声，骤然闪出一簇白光，在我眼前爆炸开来，余音不断，且音量不减，在田野中晃荡，好似一只逃跑的兔子。我愣住了，光、声音都很巨大，难以负荷。这时他拍醒我，兴奋地指着前方，大声说，青松！看！看！亮了！我往前看，最先亮的是焦米棍家，然后是郝青奥家、郝青宇家和程琳琳家，住在当间的程向伟家接上，传到袁佳丽家……光像是有了生命，像传递火把一样，一路蔓延，从村头亮到村尾。

89年正月十八，开学第二天。我升到了六年级，只有一个班，班里只有九个人，其余的都转进了乡镇学校，留下的要么混时间要么家里没钱。晚上多了两节自习课，要上到八点。放学后我跟程琳琳一起回家，边走边讨论前天的枪声。村里人都知道了这回事，正月十五，晚上哪里打了枪。村里还调查过，当然没什么头绪，因此众说纷纭。程琳琳说，她爸说是有人杀人了，把人埋起来了，所以才找不到。我一边听，一边忍着笑，我挺想告诉她，枪是我爸打的，不知道为啥，一想到这点我就感到很骄傲。

我家的门反锁着，院里有脚步走动的动静。我敲门，喊爷爷，好几下，好几声，没有动静。我绕到侧面，发现墙头倒了半扇，泥块碎成小块，散到路边。我爬上墙顶，看到院子有四五个大人，村长和书记坐着，另两个男人和爷爷站着，都在抽烟。我翻下去，喊了声爷爷，然后依次村长、书记。

村长抬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他们脸上都很凝重，我爷爷也是。我进了屋，发现屋里乱得连站都困难，衣服、桌子、电视机，全都被拖拽出来，只剩下一个行李箱，掀开，倒在地上。我挤进去，揪着书包带子，不知道该干点啥。我听到书记说，老全，你是不是在这胡诌人呢？我认识他，他以前是队长，我家的地就是卖给他的。我又钻出屋去，警戒地看着他们。

村长发现我，问我，青松，你知道你爹能去哪儿不？我说，不知道。他说，这几天，你爹都领你上哪儿去了？我说，我爹没回来。村长叹口气，看书记，说，这咋整吧。书记看我一眼，又看向爷爷。爷爷说，青松，跟村长说吧。我哭了，说，我爹没回来。爷爷第一次发起火，喊道，就是贱命！赖狗送不上墙头！

村长拦了一下，行了，小点声。又转头对一个人说，老牛，这事儿咋办？叫老牛的人说，难办，人没死，查到咱都跑不了。侵占国家资源，你俩当官的，肯定比我懂得多。村长叹口气，问爷爷，回来几次了？爷爷说，两次。村长说，两次这次才说？爷爷看我一眼，上次没赶趟。书记皱着眉头，烦闷地说，他都跟我保证了，再也不回来。村长撇他一眼，说，跟个赌鬼讲条件，你这政治，真白干了。另一个大汉说，那找去呗现在。村长说，上哪找去？你咋找？大汉指着我，他知道，问他。村长看我一眼，又叹口气，说，算了，城里不比农村，他还有枪。又跟爷爷说，下次他要再来，第一时间跟我说。爷爷说，知道了。

我躺在床上，心里有气，委屈，眼泪一直流。爷爷从屋外进来，拾掇了下屋子，然后站在我身边，良久。他说，起来吃饭吧。我不说话。他说，你也不小了，得懂点事儿。他说，有些东西你也该知道好孬了，认识晚了，能跟你一辈子。我爬起来，哭着说，是你跟他们说我爹在家的。他说，他不是你爹。我激动地说，他是我爹，他就是我爹。他叹口气，转身，到堂屋门前坐下。我趴在床上，“呜呜”哭。

半晌，我哭累了，他又进来，说，他是你爹，为啥不带你走呢？我没说话，心里较劲。他说，他是你爹，两次回来，为啥都不是为了你呢？我说，他就是我爹。他喊，你没那个爹！我喊，他就是我爹！他气得发抖，右脸一阵痉挛，粗重的鼻息填满整间屋子。我半跪在床上，握着拳头，恶狠狠地跟他对视着。他的眼眶竟然红了，睫毛闪起来，他咬着牙说，有钱没钱，人得本分，生下你爹是我造孽，但你不能成为他。他说，你永远，永远都不能成为他那样的人。我忽然松懈下来，力气没了，好像身体都变小了，看着他，只感到雄壮。他说，我老了，什么也给不了你，只能让你不走歪路。

几个月后，我翻弄郝华明留下来的行李箱时，在拉链夹层里发现了那把枪。我模仿他的动作按下释放仓，弹匣退出来，里面还有五发子弹。我没有告诉爷爷，把枪藏了起来。那枪沉甸甸的，枪管有褪色，拿在手上老往下坠。长大后我总会想到这件事。我十几岁的时候，握着一把枪，感到重量，心情却很轻快。每次举起，枪口都会埋低，我却总想着把它握正，握直。我不恐惧，而是兴奋，并且有无数次的念头想把子弹射出去。

1992年，我十六岁，辍学后加入了孙刘村治安保卫委员会，全天班，主要工作是巡逻和打扫卫生。组建保卫队的目的并非保卫，而是为了向政府要拨款，所以队里在职八人，实际只有四人，算上我，还有两人分别是郝青奥和村长的儿子，平均年龄不超过十六岁。因是虚差，待遇不错，每月三十块钱，中午村委会管饭，空闲时间也多，逢农忙，可以先紧着收粮来。

那天是1992年的9月20号，正值秋收，地里玉米熟了。村长家地多，他花钱，雇我们帮他家收，白天忙活一整天，等到晚上收工后才有闲空去照顾自己家的地。我家有两块地，一块三亩，一块二亩半，收成不错，玉米棒又大又满，收不了半列，地板车就装满满当当的了。

那天是帮工的最后一天，收工晚了些，村长一人加了两块钱，晚上八九点钟才放我们回去。我回家的时候爷爷已经躺下了，那两天他拉地板车伤到了腰，难活动，只有躺着才能好受一点。他问我，忙完啦？我把钱给他，十二块钱，两块的还是张新票，说，完了，村长多给了两块。

他接过去，塞在枕头底下，说，锅里有饭，你热热。我说，村长说，等庄上收完棒子，他请个戏班子来。他撇头看我，来了兴趣，是吗？我说，说请商丘的，团里的。他放大了音量，是吗？我说，你可有福了。他语调高昂起来，商丘那是正规军，啥都能唱，刘忠河就是商丘的。我说，你听过？他说，十里铺，牡丹的，就咱隔壁，之前卖蒜的时候听过，唱得不错。我搬了把板凳坐下，问，你爱听啥？他想了想说，《血溅乌纱》。

我说，唱两句。他看我一眼，唱两句？我说，唱两句。唱两句就唱两句！他拍了下床，坐起来，靠着衣柜，尖声哼唱起来：“人踪灭鸟飞绝萧杀景象……”我木愣愣地看着他，说，真好听，以前没仔细听过，还真好听。他笑笑，你小孩。我说，大了就喜欢听了？他说，不是，大了就知道用心了。我说，爷，等我长大了，有钱了也给你请戏班子。他看着我，笑着。我说，真的。他说，不用，你有钱了，给我买个录音机就行，哪儿听不是听？我说，行！买录音机！他又说，也不用买，你长大了，我就放心了。我说，买！必须得买！天天给你放！他笑得乐不可支，一个劲点头，行！买！

吃完饭，我把门锁上，赶黑去地里收玉米。玉米能放，但不能住在根上，必须得赶在十月前全部收完。晚上十二点多，我把刚摘下的玉米挪到地头，打算再摘两列，然后一起往家送。这时隔壁地里传来窸窣，一个人影，伏着身子，正鬼祟地朝我移动。我喊了一声，谁啊？人影停住了，站直，很轻快地走到我面前，笑着。他比之前胖得多，就是头发变少了。

我很惊讶，说，你咋来了？他笑着拍了我一下，咋说话呢，喊爹。我说，爹。他掐着腰，四处看了一下，说，咋大晚上摘啊？我把帮村长干活以及进入了保卫队的事儿跟他说了一遍。他点点头，仔细看我一眼，真行，大小伙子了。我笑笑，问他，你回家啦？他说，回了，你爷爷说的，你在这儿。又说，还有多少啊？我挥了一下手，还差半亩。他四处望了一眼，编起袖子，捡起玉米往地头扔。他说，赶紧的，别闲着了。

我们两人一人一列，挨着，步伐一致，连扒下玉米棒往蛇皮袋里扔的动作都很协调和默契。我问他，爹，这几年你都去哪了？他说，没走远，就这一片。我说，济宁吗？他说，牡丹你去过没？我摇摇头。他说，我在那上班，出门就是个牌坊，几百年历史呢，老气派了。我说，好看吗？他说，还行。看我一眼接着说，等哪天我领你去看看，领你玩玩。我说，行。他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说话，专心扒玉米，时不时撩开漫在头上的玉米穗。

月光从叶子缝隙中透出来，碎屑在空中闪着，射出灰来，如同迷雾。他忽然喊我的名字，问我，我的行李箱你知道去哪儿了不？我说，爷爷扔了。他说，啥时候扔的？我说，有一两年了。他说，行。又说，里面你看见有啥东西没有。我停下，看着他，啥东西？他笑了笑，没事儿，扒吧。

我们专心扒玉米，两列地，不到一小时就清空了，然后我们互相传递着，往地头送，很快弄完。他坐在田埂上，拍身上的灰。我说，你先歇会，我回家取车。他拦住我，不急，你也歇会，我这就走了。我挨着他身边坐下，这就走啊？他说，对，有点事儿。我低头想了想，我爷爷是不是骂你了。他点点头，张嘴，但没能说出来，只呼出一大口气。他调整了几秒，眨眨眼说，你咋想的？也不能一直在这儿待着。我说，为啥不能？他看我几秒，说，没说不能，就说你大了，应该换个活法。

我不知道怎么回复，只能点头，忽然，我想起另一件事儿，说，我爷爷腰伤了。他说，是吗？我说，还挺厉害，这两天床都难下。他点头。我说，牛大夫说有个药，吃了就能好，但只有城里有……他哭了，我吓了一跳，咋了，爹？他摇摇头，擦了下脸，行，我下次来就给他带回来。我说，不用，一会儿送完棒子，我跟你去吧，明天买到药了，我自己回来。

他反应很快地说，不行。又说，咱俩不一路，我不往城里走，过两天我就送过来。我抓了把土，从指缝里慢慢泄，说，行。我陪他坐了十多分钟，什么话也没说，然后他站起来，很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像是有话说不出来。他说，又忘了给你带糖了。我说，什么糖？他看着我说，你小时候说过，想吃软糖。我笑了一下，那都多久了，我吃过了，也不喜欢吃了。

他没笑，一直看着我，好像很遗憾。他点点头，说，行，就这样吧，我走了。我也站起来，送他进入隔壁的空地，空气流动起来，能闻到麦秸焚烧后留下的焦臭味儿。我在地头停住，目送他。他回了几次头，但脚步不停，直直往前走，消失在一片旷野里。

然后我回家取车子，发现堂屋亮着灯，我进去，忽视了屋里的凌乱，看见我爷爷歪倒在地上，两只脚还搭在床边，脖子上套着一圈绳子。之后的事儿我忘得很多。还记得的是我喊了他几声，但没敢靠近。

我意识到他死了，被人杀了，而那个人很有可能是我父亲，但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在担心地里的玉米。那一刻我不悲伤，只有震惊，还有无所适从。我记得我跑向村委会的画面，还有我想象中的画面——郝华明在玉米地和旷野中穿行，越走越远。

我爷爷是被勒死的。牛大夫说，死后他的头还被砸了，应该裂了条缝，但没有血，很奇怪。我站在院子里，村长从屋里出来，站我身后，犹豫了片刻说，青松，你不小了，咱们死者为大，别让你爷爷出丑了。

我呆滞地转头，看着他。他说，村里拿钱，你提要求，咱按白事儿办吧。我说，他回来是来找枪的。他说，啥？我哭了，说，他是来找枪的。他说，什么枪？我说，我日他亲娘，他把钱也拿走了，十二块钱，那是我给我爷爷的。村长说，钱我可以给你。我瞪大眼睛看着他，一直说，不停地说，他把我爷爷杀了，他把我爷爷杀了。

村里给爷爷举办了葬礼，灵堂、孝幡、纸房子、戏班子，什么都有，算得上隆重。下葬后我找到村长，提了一个要求，帮我家地里的玉米收完，卖了，钱先垫付，我需要钱。

村长没说什么，给了我六百块钱，帮我找了一辆去城里的货车，晚上就能出发。临行前我在他家吃饭，吃完一起看电视，新闻，正报导“富康”汽车的销量。他忽然叹口气，看着我说，这是历史遗留问题，被圈住的人太多了，事儿难办，你别怪罪大爷。我说，我家的事儿，跟你们没关系。他说，你想咋办？我说，找着他，杀了他。

我去了城里，到西关的录像厅，已经关门了，换成了家饭店，老板跟姓高的没关系。92年年底，我进了家歌舞厅，一边看场子一边找人。老板姓粟，原是县钢厂的供电科科长，86年跟人打群架被国家教育过，很大方，讲义气，信奉江湖那一套，我又在打架上有点天赋，因此挺赏识我。93年春节，我跟去他家过年，桌上讲了之前发生的事儿，他哭了，第二天就给我买了个录音机，十几套戏碟，跟我保证，人肯定帮我找着。

一开始我绕着金乡找，找遍了，便挑空去济宁、牡丹这些地方，都是赌场，逢人打听，收获最多的是“滚”。牡丹有个车马店，赌场，周边最大的，我在那儿蹲过两天，老板是个粗壮的大汉，下巴上的胡子又长又硬，跟针似的。他每天都会到店旁边的田地里走上一圈或两圈，时间不固定，像在找什么东西。有时他会走到地尾，在最远的距离望着车马店，行为挺让人费解，但我觉得他是个人物。

我在歌舞厅待了差不多两年，期间是打听到一些消息，但都不对，或者去的时候已经跑空了。这两年我攒了一些钱，有辞职的打算，想专心找人。粟哥没啥意见，他支持我，让我按照自己的想法来，但事儿得先摸准成，最起码得知道人在哪儿。那时候店里的情况不太好，谷秀路新开了家店，老板是放高利贷的，挺有钱，人脉也比粟哥多，花钱把我们店里的领班撬走了。领班一走，也带走了技师，剩下的都是对方瞧不上的，连开业都困难。

粟哥找中间人说和过，拿着礼，亲自去，结果连门都没让进，看店的混混把他从店门口撵到路边，跟赶狗似的。粟哥气不过，领着我们几个，又找了些人，把几个混混截住揍了一顿。粟哥有解释，揍为挣个面子，也为揍个威望，最起码能让人不小瞧咱。结果当天晚上粟哥就被开脑袋了，得亏送医快，否则都有可能救不回来。这边刚挨完打，那边店又被砸了，动手挺狠，就是奔着让我们倒闭来的，砸得基本上没剩啥，连门都被凿出好几个洞。

那年是1994年，我刚十八，有好多东西看不明白，却很自信，并且异想天开地以为已经掌握了世界。我取出枪，喊了几个人，打算报复。原计划是趁着营业点闯进去，照着棚顶开一枪，但又琢磨只有威慑力，没有实际的破坏，于是又定店里休息时过去，那时看店的人少，我们七个人，有足够的时间把店砸透。

结果到那天，一开始的情况就不太对劲。有三个人没来，挨个去家里找，家里人说人天还没亮就出去了。当时到这儿，回头其实还有救，或者说，回头就不会改变我之后的一生。但我还是去了。

我们四个人，步行，从南走到北，到地方再绕到店后门，利用树爬上二楼。我头一个，用锤子敲烂窗户，把碎玻璃清理干净，响声很大，但屋里没有动静。我们全部钻进来，二楼没人，整个楼里没有亮光，安静至极。我们下到一楼大厅，仍未看到人，还没等纳闷，只听“唰”的一声，楼上楼下忽然亮起来，随即上下左右都涌出人来，叫骂着，向我们冲过来。

我没能抵抗多久，或者说，没抵抗住几下，几秒的功夫就被打倒在地。棍棒往我身上招呼，我蜷缩起来，全身都在痛，各式各样的痛。击打停了，大概是有人喊了一声。楼上出现一个中年人，平头，很胖，穿一身运动服。我撑着地起来，忍痛蹲在地上。另外三人都躺着，老二肚子上流出血，恐慌地叫喊着。平头说，我日恁娘，偷东西是吧？我说，哥，我们错了。他说，小逼崽子。我说，哥，错了，他们得去医院，人死了也给你添麻烦。

他笑了一声，四个小偷偷东西，我打死你们都不多，添啥麻烦？一个混混笑骂一声，往我头上扇了一巴掌。我说，哥，真错了，你说怎么办，我都认。他跟旁边的人对视一眼，人小话还整得挺规矩。又说，窗户你们给我打烂了，得赔吧？我说，赔，指定赔，我现在没钱，你让我们回去，一会儿我就给你……他拦住我，那不行，窗户烂了，赔钱有啥用？我没说话。他说，赔点身上的吧，冲冲晦气。我说，行，我赔，窗户是我打烂的，他们也是跟我来的，让他们走吧。又说，他们有家，出事儿了你也麻烦，我没家，死了也没人找我。他看了我几秒，笑着说，行，办事儿挺规矩，出去了知道咋说？我忙说，自己弄的，西关街卫生院大夫我们认识，查不到你头上。他点点头，挥了下手，几个混混架着他们仨出去。

平头说，跟他几年了？我望着三人的背影，说，谁？他说，谁？你老大。我一直看着，仨人到了路边，边哭边拦路上的车。平头催促，问你话呢。我说，算上今年吗？他说，废话，今天也算。一辆三轮车停下了，司机下来，帮着把人往车上架。我松了口气，转头说，差不多两年。他摇了两下头，点了根烟说，行，就说这事儿吧。

车开走了，我站起来，看了眼两边，从怀里掏出枪来，举着，瞄着他。他愣了一下，下意识低了下身子后才反应过来，笑了，说，你是真不怕死啊。混混们举着棍棒，一点点往前凑，嘴里骂着。我朝上举，没有迟疑，扣动扳机，开了一枪。那一刻，整个大楼像晃荡了一下，所有人都弯下了腰，然后迅速退到一边。

我转身朝后走，无人再拦，通通避开。这时平头喊了一声，混混们又试探地围过来。我转过头，举起枪，红着眼说，枪里还有四发子弹，你要拦我，我就用上两发，先打死第一个人，再打死你。说完，我扫了一眼，往后走，一步一步，走得安稳，没有一个人敢有动作。就要接近大门时，我感到后背猛地一沉，连着脑袋，一瞬间，变钝了，像是血液堵住了，耳边爆发蜂鸣。我被打倒在地，一个十四五岁的男生站在我面前。

他全身发抖，双眼通红，持着一根棍子，奋力朝我身上一砸，一下，两下，他没有停顿，好像发疯，一遍遍砸，大声喊着，操你妈！打死你！谝能！我让你谝！

场上的人都傻住了，连同挨打的我，也被他的气势征服。我用手挡着，边躲边往后退，我没想到反抗，面对这个身高和体型都不如我的男孩，我只想到跑，他的决心比挨打本身更可怕。胳膊的疼痛已经被我忽略了，我不气愤，甚至有一刻感到了绝望和茫然，我怕了，那短短的几秒使我充满着恐惧，所有的自负都跑远了，一个小时前我还在想着复仇，做出一件惊心动魄的大事儿，一分钟前我还在为掏出枪而沾沾自喜，而现在我只想要活着，那超过了一切念头，能活着，让我干什么都行。

一只脚忽然从我身后踢出来，力度不小，把男孩直接踢飞了出去。我抬起头，看到一个男人，戴着一副眼镜，背头，大约三十岁的长相。他看我一眼，把我拉起来，用力地推我出去，然后从地上捡起手枪。

打红眼的男孩再次扑上来，他轻轻侧了下身，躲过棒子，接着敏捷地用枪把往男孩头上磕了一下。他的动作很快，退出来，拉住我，往对面巷子里跑，跑出巷尾，街边停着一辆摩托车。他先托我上去，让我坐到油箱上，他再上来，喊我往前趴，然后开走，整个过程不超过两分钟。

他载着我来到一个村子里，北头第一户，独门独院，三间屋，都没有住人的迹象。他架着我进堂屋，把我扔在地上，马上又回到大门前，隔着门缝观察。我想爬起来，但全身都痛，尤其左手胳膊，抬不起来，好像断了。

五分钟后，他进来，从我身上跨过去，到桌前，剥了眼镜，背头竟然也薅了下来，一瞬间老了十岁。我撑着地，靠在椅子上，说，谢了，叔。他背对着我说，报复啊？我说，啊？他转过身说，你找姓丁的，是报复啊？我低下头，没说话。他看我呲牙咧嘴，蹲下，粗暴地翻动了我两下，然后拍了拍我说，身体挺好，挺抗揍。我说，谢了啊，叔。他说，问你个事儿。他从腰里掏出手枪，比划了一下，说，这枪哪儿来的？我说，捡的。他说，哪儿捡的？我说，就是路上。他说，哪个路上？我看他一眼，静了一会儿说，我们店里客人的，我捡的。他说，你们店叫啥？我说，红日坊。他始终盯着我，大概一分钟，笑了，说，我记得我没去过你们店啊。

我看着他，想了想说，叔，你救了我，我也没啥给你的，这枪，你要想要，你就拿走，算我孝敬你的。他笑了笑，当我耍混？我说，不是，叔，你肯定不是一般人。他没回复，在板凳上坐下。我说，叔，我不多麻烦你，歇会儿我就走。他说，你开枪了，你能去哪儿？回去找抓啊？再把我供出来？我说，叔，我虽然小，懂的不多，但这种事儿我办不出来。他看我几秒，点点头，“嗯”了一声。又忽然问，你没家？我不理解他为什么会问这个，但还是摇了摇头。他站起来，把桌上的半瓶水扔给我，说，那你就在这儿待着吧。

我在那个小院里待了有一个星期，养伤，看屋子前主人留下的故事书，期间没有出去过。他每天早上出门，开着摩托车，要到下午才拿着打包好的饭菜回来。我对他一无所知，他很少说话，我问他什么，得到的也多是不回应，少有的开口讲话，一般都是“食不言寝不语”这类的。

我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但多少能猜到一些，跟粟哥的生意应该差不多，偏黑，但性质可能要更恶劣。他不是这个小院的主人，可能连关系都没有，因为堂屋门的锁是被凿开的，大门的锁也是新换的，还有摩托车，我在屋里翻到了一个驾驶本，是另一个人的。

他早上出去，下午回来，把饭放桌子上就回屋休息，中间会去趟茅房，几天下来，都是这个流程。他挺奇怪的，奇怪到让人感到无聊，连我爷爷都不会在一个什么都没有的房间里一直待着，就好像是藏了起来。

一天晚上，他从屋里出来，没有去解手，而是在门前站着。我坐直，问他，咋了叔？他看了我一会儿，没有说话，进屋，把门关上。二十多分钟后，我刚迷瞪，他又出来，站着。我说，咋了？他说，说两句话。我坐直，看着他。他说，金迎杰你认识？我说，认识，俺们店里的，老二，上次就他跟我一起去的。他点点头，说，警察查这事儿了，人找着了，另外那俩进去了，金迎杰住院，好了也得进去。我翻下来，急切地说，这事儿跟他仨没关系啊！是我找的他们。他说，嗯，你是主谋，他们是从犯，警察也找你呢。我没说话。

他说，明天我也要走了。我抬头看他，啥时候？他说，你不是问我干啥的吗？他进屋，提出一个黑色袋子，掀住底，往下倒，“咣当咣当”，掉出好几把枪来。他说，你上次找的那个老板，叫丁贺，有人花钱找我，让我把他杀了。那天我本该动手的，结果你来了，你要没来，吃埋伏的就是我了。

我看着他。他说，我干的就是这一行，干一趟，一两年饿不着，但得见血，有时候杀人，有时候卸个部件。说这些，是给你指条道，你没家，警察正找你，进去不往多了说，最起码得有五年。你现在走，我跟你打赌，不出两天，警察就能抓住你。要么你就跟我走，给我打下手，咱俩一起干。

我没说话。他收起枪，把袋子抗肩膀上，从兜里掏出一把钱放桌上，说，我现在就去，你自己想想，就这两条路，哪一条都难，是一辈子的事儿。你要走，趁我没回来走。如果跑，往南，往外跑，从山东跑出去，一直往南。他说完，把袋子放摩托车车篮里，打开大门，开了出去。我坐着，望着钱，突然有些心酸，眼泪流下来，我想起1992年的那个晚上，郝华明来地里找我，陪我扒玉米，问我枪，然后说了一堆废话。我想不通，连一个认识只有一个星期的陌生人都能说出“跟我走”这三个字，为什么郝华明不能呢？他为什么不肯带我走呢？

我等到六点过，大门开了，他推着车子进来，我往外迎。他很平静，撂下脚撑，往里走了几步才看我，问，想通了？我说，嗯，你说的时候我就想通了。他没有过多的反应，点头往里走，说，行，收拾吧。我说，但我有个事儿。他停下，说吧。我说，枪不是我捡的，是我爸的，他把我爷爷杀了，我得找他，把他杀了。他思考了几秒，说，几几年？我说，92年。他说，枪？我说，不是，我爷爷，他是92年死的，枪是89年。他静了很久，然后说，行，我陪你找。我说，啊？他推开我，边走边说，你不是要找你爸吗？

我们把屋收拾了一遍，扫了地，扔了垃圾，烧了衣服，摩托车擦了，汽油灌满了，被子叠好塞进橱柜里了，连粪坑都埋上了。临走前，他把桌上的钱铺好，又从兜里掏了几张，约摸五六百块钱，折起来，用一只碗扣上。他看我一眼，问，你不问为啥？我说，我知道，职业操守。他摇头笑了。我说，还有，等主人回来，发现钱，就不会往外传消息，财不露白。他说，传啥消息？我说，传有人在他家住过。他说，年纪不大，挺老成。我说，我爷爷教的。他点点头，没说话。

我们出了院子，到大门，他从包里掏出一把旧锁来，换下新锁，将门锁上。太阳出来了，暖光从乡间地头蔓延过来，金灿灿的，照得大地闪耀。我们迎着朝阳往前走，走过田地，穿过树林，蹚过两条没有特征的河，路过一大片我从未接触过的风景，四野寂静，阳光正盛，太阳照射在玉米地和其他农作物上，五颜六色。

我们走了很久，然后在一个被桦树林占据的土坡上停下休息。他把水壶递给我，问我，你叫什么？我说，郝青松。他说，青松，还挺好听。我说，我是青字辈的。他点点头，说，我叫王启宏，启字辈的，但一般人都叫我王宏。我说，王叔。他说，你入行了，得改个名字。我说，我喜欢胡铁花，叫铁花吧？他说，胡铁花是谁？我说，楚留香里面的。他说，名字，不是外号。我说，那你给我想一个。他说，行，我给你想一个。他想了一会儿，说，我是启字辈，再往下行字辈、春字辈……行运怎么样？我说，行！他说，那你以后就叫王行运。

我说，行，我叫王行运。

他难得乐了两声，站起来，拍拍屁股说，走吧。他收拾着行李，我站起来，看到四面都是树，没有路，我忘了是从哪儿上来的了。爷爷说，城市就是从树林里走出去的，北京、上海都是从树林里走出去的，他们在树林的东南西北。我摸不着方向，问他，往哪儿走？他挎上袋子，顺着坡往下走，说，往前走。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