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3月,随着孙中山的逝世,广州国民党高层出现了权力真空,由大元帅府改组而成的国民政府,虽然选举产生了五位国民政府常务委员(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林森),但关于权力的博弈却没有消减,相反却愈演愈烈。
一来,随着黄埔势力的膨胀,党代表廖仲恺引起了以胡汉民为首的“元老派”和以许崇智为首的粤军将领的强烈不满,其他的地方军阀和政客也持敌视态度。到了8月,广州城的空气已十分紧张,刺杀廖仲恺的传言甚嚣尘上;二来,掌握黄埔学生军并在第一次东征中取得不俗战绩的蒋介石,被排除在五人常务委员外,在枭雄野心的驱使下,他必不能甘心,一定会伺机而动,向最高权力发起挑战。
1925年8月20日上午,廖仲恺携何香凝乘车前往党部开会,在党部门前遭遇暗杀。
廖仲恺的突然身亡,犹如捅破了权力博弈的最后一层窗纸,野心家们终于按捺不住,开始了各自的表演。
廖案发生当天,汪精卫紧急召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经过讨论,决定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特别委员会,并授以政治、军事及警察全权,负责处理廖案及应付时局。
这是蒋介石第一次进入国民党临时最高机关。
从三人特别委员会的构成看,汪精卫居于核心地位,但军权掌握在许崇智和蒋介石手中,这种微妙的一比二,其中大有玄机。
当晚,特委会在粤军总司令部召开会议。
先就搜查、审讯拿获的刺客陈顺所获证据、供词进行汇总:在陈顺身上搜查出襟章、分银单和粤军南路司令部参谋长梅光培的枪照。
经审讯,陈顺供认,他的同伙共有梁博、冯灿等6人,廖仲恺、汪精卫、谭平山、蒋介石、陈公博等8个“猛人”是他们的刺杀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特委会三巨头中,唯有许崇智不在刺杀名单中。
随着审讯的深入,陈顺时而陷入昏迷,时而醒来,不时大喊“大声佬”!经过调查得知,“大声佬”指的是国民党右派小团体“文华堂”的骨干朱卓文,此人与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是密友。当日,根据枪照和分银单上的名字,广州公安局传梅光培到局讯问,同时逮捕了借枪给陈顺的郭敏卿和分银单上有名字的梁博,但“大声佬”朱卓文已经潜逃。
调查至此,胡汉民因堂弟胡毅生及其部下卷入其中,处境不妙。
然而,蒋介石还觉得不够,于是他急忙召来黄埔军第一师师长何应钦,他自己兼任师长的第二师副师长王懋功、参谋长张治中,命令他们调集部队,分区警备,控制制高点,连夜布告省城戒严。
很显然,蒋介石的这个动作是为了防范粤军及其背后的许崇智。
经过几天的深入调查,案情果然又有了新的进展:据查,国民党右派团体文华堂,策划实施了此次谋杀案,粤军军长梁鸿楷、旅长杨锦龙、师长张国祯、装备司令梁士峰、海军司令招桂章暗中支持。
调查到此,许崇智及其粤军部下也卷入其中,局面变得越来越复杂。
在当时,汪精卫的主要政治对手就是胡汉民,而在军事上压过蒋介石一头的正是许崇智。也就是说,在这一场四方权力博弈中,汪精卫和蒋介石各有一个对手,而这两个对手因卷入廖案正面临不利局面。这个时候,如果蒋介石支持汪精卫,胡汉民将无还手之力。同样的道理,如果汪精卫支持蒋介石,许崇智将陷入极大被动。更微妙的是,胡许二人明知自身处境不妙,却无法联手,因为一旦联手,将授人以更大的把柄,必有人攻击他们联手制造了廖案,那样他们在政治上将更加凶险。
汪精卫和蒋介石,一个精明似鬼,一个满腹权谋,处在这种局面下,他们不用挑明,很快就达成了互相利用的默契。简而言之,你帮我搞胡汉民,我帮你弄许崇智。
因为胡汉民手中没有军权,所以率先针对的必然是他。
这个时候,蒋介石很默契地唱起了黑脸,言称,依靠现有证据,胡汉民必须对廖案负全面责任。
汪精卫则适时唱起了红脸,一再表示,展堂兄(胡汉民)与廖案并无直接关系,惟负有政治责任,但不负有法律责任。
这就是民国政治。
嘴上喊哥哥,背地里掏家伙。
越是为你开脱,越是要搞掉你。
廖案发生的第五天,蒋介石侍卫长王世和带领黄埔学生军搜查了胡汉民的住宅,随后便以省城环境复杂,为保护其安全为由,将胡汉民“请”到黄埔军校,名为暂时避居,实为囚禁。
究竟该怎样处置胡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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