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下旬,向湘黔边界芷江前进的路上,第5兵团第17军正在徒步急行军。

“报告,兵团来电!”正在队伍中行进的第17军军长兼政委赵健民接过电报员呈递过来的一份紧急电报。

“现命令你军迅速转兵南下!”第17军未敢怠慢,赵健民立即按照电报要求向全军作了通告,并开始掉转方向,向南急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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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前往湘西准备大西南作战的第17军,是接到什么样的任务而匆匆改向南下的呢?还有比进军西南更重要、更紧急的任务吗?

动员

动员

江西上饶,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的驻扎地。

上饶市,传说中因“上乘富饶”而得名,古称“信州”、“广信”,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其东邻浙江省,西接抚州市、南昌市、九江市,南靠福建省和江西省鹰潭市,北依景德镇市、安徽省黄山市。

虽然沾点“富饶”的字义之光,但上饶市以丘陵为主,南东高、北西低,在解放战争时期还是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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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的上饶,正值盛夏,酷暑难耐。就在这样一个闷热的天气里,第5兵团党委扩大会议站在召开。会议由刚刚参加完南京野战军作战会议归来的兵团司令杨勇主持,会议的议题是传达野战军西南作战命令,研究本兵团作战部署。

“同志们,按照野战军前委的部署,我兵团的任务是于10月份隐蔽地集结于湖南邵阳地区待命。”杨勇开门见山地向在座的各位军长、师长介绍起兵团的任务:“然后直出贵州,计划于11月20日前攻下贵阳,切断胡宗南部与白崇禧部之间的联系。随后,我兵团主力从毕节进入四川,与第3兵团和第18兵团配合,一起解放整个四川。”

“另外,我兵团还有接手贵州地方行政工作的任务。”杨勇补充说道。

渡江作战后,部队一直在休整,这些军长、师长们都盼着能来个“大活”。现在活来了。没想到挑战性还不小,于是,在座的各位指挥员你一言我一句,纷纷聊起自己对进军贵州的想法。

“这次进军大西南、进军贵州,我的想法是重点是在行军上,作战反而成了次要的。”第16军军长尹先炳首先说道:“从距离上看,上饶到湘西,有上千里路,现在上级又要求我们秘密行军,这与以往还是有些不一样,需要认真地筹划,尽量考虑到行军中遇到的问题和应对措施。”

“我同意尹军长的说法。但还有一点需要我们也要重视起来,那就是兵团还要经营贵州。”紧接着尹先炳,第17军军长兼政委赵建民说起了自己的看法:“进入贵州后,除了作战,我们还面临着解放后的大量地方工作。贵州少数民族多,很多风俗习惯与我们不一样,所以我们必须提前在干部和战士中进行城市政策和少数民族政策教育。”

赵健民的建议一说完,在座的各位都纷纷点头表示认同。

困难

困难

杨勇是湖南浏阳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豫北攻势。在鲁西南战役,突破国民党军黄河防线,一举攻克郓城,创造了晋冀鲁豫野战军单独攻坚和全歼国民党军1个师又2个旅的先例。

1949年2月,杨勇出任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司令员,参加了渡江战役,直出浙赣线,解放衢州、景德镇、上饶等20余座城镇。此次奉野战军前指命令,他感到身上的担子特别重。

在第二野战军整个进军西南的大盘子里,第5兵团担负的是一个南翼进攻的任务,这是一个大迂回的作战路线。一旦西南决战打响,第5兵团必须像一把尖刀一样从贵州插进去,阻止胡宗南、白崇禧汇合到一起,同时要控制住贵州,为后续的解放军大部队入川、入滇作战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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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任务,杨勇自然乐意接受,但是同时又面临着许多实际的困难。远距离追击作战,指挥、通信、后勤等一系列问题如何衔接、处理、保障,在长驱直入、大迂回、大包围的条件下会更困难、更复杂。这对于一个兵团来说,绝对是一次大的考验。

另外一方面,对于接手贵州的地方行政工作,在杨勇看来,也是第5兵团一个不小的挑战。不熟悉贵州的情况、类似经验缺乏和相关干部不足,就像三座石头一样,挡在了面前。

要知道,接管一个省,不像接管一个小地方,所遇到的问题会呈现几何倍数增长。这对于第5兵团的指挥员来说,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许多工作正在等待着解决。

但不管怎样,既然接受了任务,解决是唯一的出路。这个时候更能考验杨勇及其他指战员的能力与魄力。

两手抓

两手抓

尽管会遇到很多问题,但是西行的准备工作还是在各级指挥员的带领下,轰轰烈烈地展开了。针对问题,兵团司令部提出了“两手抓”,一手抓行军,一手抓培训。

从第5兵团的驻地上饶,向湖南西部进军,沿途要经过湘赣交界地区,那里大多是崇山峻岭、人烟稀少的地方。这一路上,道路条件非常不理想,所以第5兵团的大部队往西开进,几乎都是独步行军。

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首长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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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首长合影

还有一个叠加的更不利的情况,就是当时的湘西地区集结了第四野战军的主力部队,准备与桂系的白崇禧集团进行决战。这就造成了西进部队一时间的粮食供应和行进路线都十分紧张。

“那就派出西进先遣队,做好前期的准备的工作。”杨勇与兵团的几位首长商量后,决定派兵团政治部副主任石新安为司令员兼政委,率领4000余人的工兵和侦察部队先期出发。

先遣队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西进中沿途遇到的重重困难,主要任务是同行军路线沿途的党政军联系,遇到桥塌就修桥,遇到路坏就补路,同时还要筹集粮食、刺探敌情、了解当地的民俗习惯、布置尾声救护和收容等工作,为后续第5兵团大部队的顺利开进保驾护航。

在西进先遣部队出发的同时,第5兵团政治部也着手组建和配备新解放区的区、县两级领导班子,提出的要求就是:快且稳。

随着解放区的扩大,一批批新兴的革命政权纷纷建立起来。当旧政权及其军队被扫除后,只能由新的胜利者来组织政权,这就需要各个兵团不但善战,而且能文。

为了完成野战军的任务,为了解决贵州79个县、8个地区的干部,第5兵团政治部动员了冀鲁豫随军南下的3000多名干部。除此以外,还从第16军、第17军各抽调了800名干部,加上兵团军大分校的1800名毕业学员,总计6000余名,基本上备齐了贵州省干部队伍的需求人数。

转兵南下的第17军

转兵南下的第17军

1949年9月初,经过前期的准备,第5兵团第16军、第17军从上饶出发,隐蔽向湘西开进。当时正是南方的酷暑季节,在湘赣两省交界处的崇山峻岭中行军,部队前进得异常艰难。

9月下旬,正在向湘黔边界芷江前进的第17军,突然接到了兵团转来的第二野战军司令部发来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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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要求第17军暂时划归到第四野战军指挥,南下参加衡宝战役,参加围歼白崇禧集团的作战。突然而来的命令,而且又是配合兄弟部队作战,涉及到二野与四野之间的战略配合,容不得半点闪失,所以第17军不敢耽误,迅速转兵南下。

9月28日,抵达长沙以东上栗地区的第17军,在军长兼政委赵健民过得率领下,由西转南,以每日120里的速度急行军,按照要求经过湘潭、白果,向衡阳西的演坡桥急进。

10月中旬,第17军抵达衡阳地区,此时衡宝战役已经胜利结束,被击败的白崇禧已逃往广西。

原来,衡宝战役中,白崇禧施了一个障眼法,把他的主力部队集结在衡阳至宝庆一线,摆出了与第四野战军决战的架势。针对这一变化,中央军委采取及时的应对措施,紧急命令千里之外的第二野战军第17军南下,对衡宝战役进行驰援,以防不测发生。

衡宝战役中部队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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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宝战役中部队行军

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白崇禧只是做了做样子,也许是为了给蒋介石看的。然后他在虚晃一枪后,便率领主力部队迅速后退,逃往广西。这样一来,衡宝战役没有遇到多大阻抗就取得了胜利。

10月下旬,在确认无战可打后,第17军奉命令归建第5兵团,途经邵阳到达原定的集结地区:芷江。与此同时,第5兵团的其他部队也都秘密抵达芷江地区。

为了隐蔽进军大西南的作战意图,第5兵团各军的电台被要求一律不得暴露部队位置,通信联络、命令下达暂时由第四野战军转达。

同时,第5兵团严密封锁了湘黔边界,对于从川滇黔返归的俘虏一律不准入省界,防止敌军刺探情报,暴露第二野战军进军大西南的作战意图。

随着各部队战前训练、道路抢修、物资补充等战前准备工作的陆续展开,进军大西南的作战很快就要打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