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张闻天，很多人可能对这个名字十分熟悉。张闻天（化名“洛甫”）是我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34年，张闻天自苏联回国，并被选举为党主席，这一年，他只有34岁。此后，张闻天一直担任我党的最高领导人，直至1938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

期间，虽然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毛主席开始进入决策核心，但张闻天作为党主席，仍然在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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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却在建国后逐渐淡出了大众视野，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实际上，我们查阅历史不难发现，建国后，张闻天仍然担任重要职务，虽此时的张闻天已不在中央工作，但他仍然是政治局委员，并且先后担任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一职。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张闻天继续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建国初期的我国方方面面都要依靠苏联的帮助，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委派张闻天担任驻苏联大使，可见对他的信任，以及张闻天在我国外交事业中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

真正让情形发生变化的，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在这一次会议上，张闻天和彭总一起，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并被撤销一切职务，直到1976年含冤去世。

众所周知，庐山会议本是为了纠正左倾错误而召开，然而，随着会议中期彭总写给主席的信引起轩然大波，会议的方向也开始180度转向，转而“批彭”。7月14日，眼看庐山会议即将进行到尾声，感到纠左未能完全进行的彭总心急如焚。为彻底反映大跃进中存在的严重冒进主义问题，彭总按捺不住内心的心情，提笔向主席写了一封长信，按彭总的说法，这封信是“供主席个人参考”。殊不知，主席看过信后，随即给信加上了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并要求将其作为会议文件，下发给各组讨论。

由于彭总信中直言提出了当前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因此，在开始得到了很多高层领导的支持。这其中就包括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张闻天。虽然在小组讨论时，有一些人对信的内容提出质疑，但基本还是针对着信本身，而没有上升到批判的程度。

张闻天看过彭总的信后，深以为然。自从1942年离开党的领导岗位后，张闻天更加注重实事求是、关心群众生活。建国初期在东北任职，张闻天就深入到生产一线，对农民生产状况开展调研，很多调研成果后来都被中央采纳。担任苏联大使后，张闻天将介绍苏联经验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在注意到苏联历史上曾发生的一系列左倾错误后，张闻天立即撰写报告，以提醒国内同志们避免犯同样的错误。

在贺龙等人对彭总的信提出质疑，尤其是听说主席对信的内容可能也持不同意见后，张闻天深感自己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在这样重大的历史时刻，不能不挺身而出，澄清事实、纠正错误。因此，张闻天结合自己十年来的调研成果和彭总的信，起草了一份长的发言，并在7月21日的小组会上，作了长达3个小时的发言。

就在张闻天作《发言》的前夕，关于彭总的信的非难已经很多，诸如“这封信是针对毛主席”等夸张的言论也已经多见。胡乔木打电话给张闻天，劝其“不要讲了”，然而，张闻天秉承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还是作了这个发言。

张闻天的《发言》相比彭总的信，实际上更为尖锐。张闻天指出，当前确实存在很多问题，错误，要把错误谈的具体，才有改正的可能。当前粮食分配等比例失调就是因为指标定的过高，忽略了实际生产力；浮夸风主要是不允许讲真话所致，讲了真话就要被扣上右派的帽子；全民炼钢预计要赔几十亿，还有一亿人浪费了生产时间，造成的损失更加难以估量；大跃进什么事都提倡全民，甚至作诗也要全民，完全脱离了实际，等等。

在张闻天发言的最后，才提到彭总的信。张闻天认为，信的中心内容是好的，是希望我党改正当前工作中的错误，对于信中某些措辞的错误，张闻天认为那都是“小事一桩”，“（彭老总作为）一个政治局委员，为了人民给中央写信，写错了也无可厚非”。

然而，就在张闻天的这篇长篇发言2天后的7月23日，主席突然召集全体与会人员，针对彭总的信作了声色俱厉的讲话，会议的方向也随之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张闻天也和彭总一起，被打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