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个新闻。说宋彬彬于美国纽约时间2024年9月16日逝世，享年77岁。
我相信年轻一点的读者压根没听过这名字，更不会了解她做了什么。
所以这一期，我们聊聊宋彬彬。
宋彬彬出生于1947年-2024年9月16日，父亲是开国上将宋仁穷，母亲是全国政协委员钟月林。
所以，宋彬彬是真正根正苗红的红孩儿。
她的走红网络，是来自于袁老师的一个上课视频。
当时袁老师在讲课中提到了宋彬彬，说她在特殊期间亲手打死了七个人，还积极组织、参与如“破四旧”和“抄家”等活动，因为表现出色加家庭成分，毛主席亲自接见了她，并鼓励她：“不要彬彬，要武嘛”，于是她改名为了宋要武。
那么袁老师说的东西有没有夸大，我不知道，我没经历过那年代，我只能按照自己从文献中了解到的一些内容来讲这件事情。
写这个内容不是为了在历史中仇恨谁，而是要铭记我们这个民族的苦难与折磨，是为了警醒，不再重演历史倒退的悲剧。
宋彬彬的父亲宋任穷是开国上将，除了开国上将这层身份，还是毛主席是同乡，并且属于第一批追随毛主席投身革命的将领。
1927年8月，毛主席在湘赣边界领导了《秋收起义》，此刻的宋任穷便出现在起义队伍当中，之后一路追随毛主席，历经《三湾改编》，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红军长征，以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一系列我党历史上重大的转折点。
所以，按照古代的理解，宋任穷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奠基人之一，位列《凌烟阁》功臣的人物。
而宋彬彬的母亲钟月林也与毛主席一家有着一段不解之缘。
在艰苦的红军长征期间，钟岳霖在贺子珍带领下，积极参与妇女工作团工作。
当时他在队伍中年龄最小，贺子珍特别关心他，经常将自己省下来的东西给她吃，还曾用包手枪的绸子给钟月林做过一个背心，可以说没有贺子珍的照顾，钟月林很难坚持下来。
另外，钟岳霖之所以能够与宋任穷情喜结连理，是贺子珍做的媒。
因此，宋任穷夫妇十分感激毛主席和贺子珍。
正是由于父母的缘故，宋彬彬也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了毛主席思想，在父母的熏陶下，十分崇拜毛主席，并对他们父母所处的那个革命年代心向往。
到了十一岁，宋彬彬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
这所学校是北京当时最好的女子中学。
那时的宋彬彬最懊悔的就是没生活在在革命战争时期，无法和先辈们一样冲锋陷阵、建功立业，有可能是这样的“雄心”，是导致之后她在特殊时期
丧心病狂的原因。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
次日，师大女附中正在锻炼的刘进听到了广播里播放的北大聂元的大字报，“特别激动”。立刻找到了同学马德秀以及住校的宋彬彬，一起署名发表了《师大女附中》第一张大字报。
这次署名发表，被认为是该校“文革”的开始。
两天后，在中央统一部署下，工作组进入师大女附中。在工作组的主持下，师大女附中成立了“革命师生代表会”，这个会由七人组成，而拥有特殊身份的宋彬彬被推举为副主席之一。
当时的她正处于气血方刚的青年时期，再加上他从小便对革命生活十分向往。
随后，在愈演愈烈的革命浪潮中，宋彬彬更是带领革命师生代表会的成员们，成为了红卫兵的一员，投身这席卷全国的洪流当中。
在这场洪流冲击下，当时北师大女附中的教学工作难以正常开展。学生们在红卫兵的带领下罢课、开大会，而学校的老师及校长们就成为他们眼中的猎物。
时任附中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的卞仲耘便首当其中，成为了第一个时代的受害者。
8月5日，卞仲耘被红卫兵押到学校广场上面，期间，宋彬彬强硬的要求卞仲耘向学生们下跪，承认自己的错误。
卞仲耘压根不知道自己错在什么地方，所以不愿下跪承认错误，随之遭到了红卫兵们的拳打脚踢，最终重伤致死，终年50岁。
就这样，卞仲耘成为北京市第一个死于洪流中的教育工作者。
之后，另外一位副校长胡志涛也遭到红卫兵的毒打，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重伤下不了床。
其他老师们也遭受了严重的摧残。
这些事情，宋彬彬正是这场校园暴乱的组织者之一，也因此，在同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时，作为代表向毛主席献了红卫兵袖章。
当时，毛主席正询问她的名字，他当即回答道：“报告，我叫宋彬彬”。
毛主席随即又问道：“是文质彬彬的那个彬彬吗？”
宋彬彬回答说：“是的，主席。”
老毛哈哈大笑，继续说道：“依我看，文质彬彬还不够的，不能只要文的，我们还要武的嘛。”
当天下午，《光明日报》记者闻着味就专程采访了宋彬彬。
两日后，一篇笔者署名为“宋要武”，题为《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的文章，被刊登在光明日报上。
这篇文章中写道：为毛主席佩戴红袖章，对我来说是一生非常难忘而且具有伟大意义的时刻。在那天，我不仅见到了毛主席，而且还获得了毛主席给我的名字，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毛主席的指示，不仅文，还要武。
这篇文章迅速被《人民日报》转载。
从此，宋要武的名字响彻大江南北，不少青年学生都主动给宋彬彬写信，将宋彬彬看作是他们的精神偶像。
同年十月，红卫兵作为一个兴起的政治势力登上历史舞台，宋彬彬的身份也随着水涨船高。宋要武的暴力logo地位也日益凸显。
同时给她的信件也开始增多，一半是向要武致敬，向宋要武学习，另一半是请宋要武去支援他们。甚至全国很多学校都改名为《要武小学》，《要武中学》。各地政治势力纷纷声称，希望宋要武在当地支持他们，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学校要找宋要武带领自己。
有句话说的好，因果有轮回,苍天绕过谁。
没多久，特殊时期的回旋镖就打到了宋彬彬身上。
1968年4月，因父亲宋任穷也遭到了铁拳，宋彬彬和母亲钟月林被迫离开北京，前往沈阳接受隔离审查。
次年，宋彬彬挣脱牢笼，逃往内蒙古锡蒙阿巴嘎旗插队。
所谓人大名、数大影，宋彬彬人还没到，当地人已经听说了宋彬彬到来的消息。当地人知道宋彬彬干的那些事，不敢按普通的插队知情来收留她，要把她赶走，好在在一些相识的北京知青恳求下，才留了下来。
这此下乡，一下就是三年。
宋彬彬毕竟也是红孩儿，上一代的事情不会过多的连累下一代，所以宋彬彬也没吃什么苦头，甚至还被大队推荐到长春地质学院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矿产研究所》担任研究助理。
1978年，宋彬彬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考生，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读研究生。
1980年，四人帮被打倒，宋彬彬担心自己遭到清算，直接选择赴美留学。
随后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先后取得了《波士顿大学》地球化学专业硕士学位、《麻省理工学院》地球化学专业博士学位。
之后，更是索性加入了美国国籍，并进入《美国马萨诸塞州环保局》担任环境分析官员。
从此，她就开始淡出了所有国人的视线。
她开拒绝一切媒体采访，也不理网络上关于宋要武的种种传言。
直到《八九点钟的太阳纪录片》拍摄，宋彬彬接受采访，首次公开声明，称自己在特殊时期，从未组织、参与打人、抄家、破四旧等暴力行动，这一切都是污蔑！就连《光明日报》署名宋要武的文章，宋彬彬也否认为本人撰写。
顿时引发轩然大波。
2003年，宋彬彬辞去环境分析官员的职务，选择回国定居。
回国后，她十分低调，很少出现人前。直到2007年9月，《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九十周年校庆，宋彬彬被评为知名校友之一，此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那些在特殊时期被害人的家人们纷纷站出指责她，认为她不配当知名校友，网上更是掀起了千层波浪。
尤其是袁老师在课堂上的那段经典台词，有兴趣的自己去找，我讲不了。反正这段台词在当年那个互联网还没怎么普及的年代就超过了
3000万次点击。
当时，她家里人准备起诉袁腾飞，但被宋彬彬拦了下来，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是内心的愧疚还是不在意，这个就没人知道了。
最终，迫于压力下，宋彬彬决定于2014年1月12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举办公开道歉会。
但是作为当年受害人之一的卞仲耘的丈夫，时年九十三岁的王晶尧对此并不买账，并且还认为这就是在作秀，表示宋彬彬等人举轻避重，掩饰当年恶行，强调在亡妻在死亡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他绝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宋彬彬当年的所作所为，究竟是历史时代背景下迫不得已的选择，还是出自于自己的恶意。这个我也说不好。
现在中国很难找到文革时的资料了，不少年轻人都说不知道那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所以如果要建文革博物馆，我举双手赞成。
这个博物馆提了很多年了，但是始终建不起来。
所以，到底是谁在害怕？到底是谁实施迫害？到底谁是受迫害者？
当年的造反派已经垂垂老矣，受害者也早就只留下自己的名字，难道要把这一切带进坟墓吗?
我想，纵然过了追诉时期，至少要让我们，让我们的后代知道，那曾经是个什么样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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