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天津银号与华北区域金融市场化研究（1900—1937）》（左海军著.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2024. 7）是笔者对自己博士学位论文的进一步修订，是笔者主持的 201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8FZS045）的结项成果，也是对笔者近十年来关注近代中国商业金融发展问题的一个阶段性总结。
从博士论文选题算起，关注钱庄业的问题已在十年开外。敝帚自珍，人之常情。当自己多年来的一些思考结集成书时，难免心中有些欣喜。但是，当下更多的是忧虑。文字印在纸上，便定格为历史。一方面，自己学识浅陋，尤其是金融学理论的欠缺，导致在研究中难免存在很多不足；另一方面，近代中国商业金融发展是个庞大的课题，以天津银号作为研究对象，还有很多方面的工作没有完成。因此，在书稿即将出版之时，反而感觉到另一份沉重，一些遗憾只能在未来的研究中努力弥补。
近年来，关注的问题往大了说是近代中国金融发展的结构与功能，具体到本书，核心的问题是“近代钱庄是什么？”或者说，中国商业发展孕育的本土金融机构在近代发生了哪些变化？这本身不是一个新问题，学界前期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仍存在有待进一步挖掘的空间。例如，多年来，论者多笼统地将当铺、票号、钱庄视为“传统金融机构”或“旧式金融机构”；对不同历史时期，钱庄性质、业务、功能、结构的阶段性发展与演变研究不足；对于同一时期，同一区域市场中，钱庄的行业结构、细分市场、功能层次缺乏深入探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洪葭管、黄鉴晖、张国辉等先生围绕钱庄资本属于“货币经营资本”还是“借贷资本”的问题做了很好的研究，他们的思想为后来钱庄性质问题的讨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钱庄资本所发挥的职能及其与产业资本的关系，在推动对钱庄的认识上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但却不能完全由此来界定钱庄本身的性质。钱庄性质问题的本质是其金融功能及实现此项金融功能的结构与制度。功能金融理论认为金融功能的扩展与提升即金融演进，金融功能的演进即金融发展。从金融功能角度考察，中国钱庄的发展从未停滞，业务是功能的体现，机构是功能的载体，商品交易需求决定了金融的结构与制度，创新与竞争的本质体现为融资效率。所以，明清时期，伴随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商业金融逐渐活跃，钱业内部，钱铺、账局、票号、钱庄等金融机构不断发展演进，本质上是商业金融功能与制度的不断完善。
明清至近代，中国金融发展具有鲜明的阶段性，金融机构的性质、形态及行业结构的演变，本质上是金融功能的不断优化。例如，封建经济条件下，流通中的货币数量有限，资金融通必然以抵押借贷的形式出现，因此典当是中国封建经济条件下最重要的金融机构之一。早期钱铺起源于货币经营性业务，这在世界不同区域都具有一定共性。账局虽然存在于北京、山西、张家口等个别区域，但其主要是以自有资本经营放款业务。明清时期，长途贩运贸易中商人普遍使用会票完成异地结算，因此，道光初年山西票号的出现是汇兑功能不断深化的结果。到了清中后期，钱庄的核心功能是通过私帖的发行扩大商业信用，为社会提供更多的交易媒介，同时创造了更多的商业资本。从长时段去观察钱铺、账局、票号、近代钱庄等，本质上就是兑换、存放款、汇兑、信用发行等金融功能的外化。
从明代的钱铺，到清代的账局、票号，再到民国时期各类钱庄，所有的发展与演变本质是钱业内部商业金融功能的新陈代谢。到晚清及民国时期，钱庄逐渐成为一个较为完善的商业金融体系。横向来看，不仅上海、天津、汉口等重要商埠存在数量众多的钱庄，即便是在偏远的乡村，货币兑换、银钱存放、异地汇兑、信用往来、交易结算等各种金融需求，彼此之间均能通过钱庄网络完成交易。纵向来看，同一城市中的钱庄，按照规模、业务、帮别形成了各类较为精准的细分市场。汇划钱庄经营存放，在贸易往来中协助客户进行信用结算；“现事”钱庄侧重投资；门市钱庄则围绕货币的兑换、流通进行深度经营。这一结构特点，在民国时期各重要商埠都有所体现。从明代至民国，钱业的演进中所闪现的“现代性”，体现了中国商业发展的内生需求与本土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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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天津银号与华北区域金融市场化研究（1900—1937）》以近代天津银号为研究对象，在系统分析中国内生钱业的阶段性发展基础上，揭示近代开埠以后中国内生金融制度的机构形态、业务体系、资金运作、社会网络及其与金融市场关系的发展与演变，具体探讨了银号的组织方式、运作方式、社会金融网络以及资本与资力的关系，并尝试对钱庄、银号在近代金融格局中的定位、作用以及发挥作用的核心机制做出解释。
整体来看，《近代天津银号与华北区域金融市场化研究（1900—1937）》在以下两个方面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第一，将近代天津银号纳入中国本土钱业发展的谱系，考察了明清以来中国本土金融机构的发展脉络，从中寻找钱业演进的内在动力。该书认为，明清至近代，中国金融发展具有较为明显的阶段性，金融机构的性质、形态，以及行业结构的演变本质上是金融功能的不断优化。例如，封建社会条件下流通中的货币数量有限，资金融通必然以抵押借贷的形式出现，因此典当是中国封建经济条件下最重要的金融行业之一。账局存在于北京、山西、张家口等特定区域，其业务主要是用自有资本经营放款业务，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明清时期，长途贩运贸易中商人普遍使用会票完成异地结算。因此，道光初年，山西票号的出现是汇兑功能不断深化的结果。到了清中后期，钱庄的核心功能转变为通过发行私帖扩大商业信用，为社会提供更多的交易媒介，同时创造更多的商业资本。从长时段去观察，钱铺、账局、票号、近代钱庄是中国本土钱业兑换、存放款、汇兑、信用发行等金融功能的外化。
第二，该书认为与账局、票号相较，近代钱庄的行业结构与金融功能更加完善。近代钱庄的金融功能包括兑换、存放、汇兑、信用发行、贸易结算、资金清算等。贸易发展形成多元化的金融需求，必然推动金融业相应的制度创新，在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市场等方面均有体现。金融结构进一步复杂化，各类规模不等、形态各异、业务纷杂的金融机构在细分市场发挥作用，形成行业性的金融网络，为商品流通提供多层次的金融服务。
从长时段来考察近代中国本土金融业的发展，这些观点的提出对钱庄性质的讨论具有一定的价值。希望海军在以后的学习工作中继续努力和坚持，树立远大目标，在学术道路上走得更高、更远，期待他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中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
朱 英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2024 年6 月
本书主要基于丰富系统的原始档案和报刊资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近代天津银号的演进历程进行了考察并着重论述了银号的组织方式、业务体系和资金动员能力，以及银号与商业、政府的关系等，尤其在剖析银号网络体系建构及其与商帮关系等方面提出了具有创新性的学术观点。这些分析深化了近代天津金融史的研究，对推进中国近代金融史的研究也有一定意义。
该书关注了金融政策的变化对银号的影响，指出银号在资金使用效率方面的优势，认为经营秩序的维护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商会、同业公会的支持，这些观点对考察传统金融组织的近代转型具有一定创新性。
本文摘编自《近代天津银号与华北区域金融市场化研究（1900—1937）》（左海军著.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2024. 7）一书“后记”“序”，有删减修改，标题为编者所加。
ISBN 978-7-03-078704-0
责任编辑：李春伶 李秉乾
中国内生金融制度的创新与发展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本书以近代天津银号为研究对象，在系统分析中国内生钱业的阶段性发展基础上，揭示近代开埠以后中国内生金融制度的机构形态、业务体系、资金运作、社会网络及其与金融市场关系的发展与演变，具体探讨了银号的组织方式、运作方式、社会金融网络以及资本与资力的关系，并尝试对钱庄、银号在近代金融格局中的定位、作用以及发挥作用的核心机制做出解释，有助于拓展近代中国金融细分市场、金融需求与差异性化金融供给关系等方面的研究。
本书适合对中国近代史、金融史、天津发展历史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本文编辑：刘四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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