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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第三帝国三部曲，很有感触。
看完后得出一个结论，当时的德国之所以抛弃了民主的魏玛政府，与一战后恶劣的外部环境密切相关。英法逼迫德国签下的《凡尔赛条约》内容过于苛刻，叠加30年代的经济危机，让魏玛政府几乎无法生存，在极度的困窘下德国人拥抱了渴望打破现状，不惜进行军事扩张的纳粹。
《凡尔赛条约》签订后的72年，西方阵营再次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在俄罗斯转型的关键时期没有给予充分的援助，直接导致俄罗斯转型失败，民众重新拥抱威权主义，考虑当时各国的形势，第二次错误比第一次错误更加不可饶恕。
第一个错误是一战后对德国的处置。《凡尔赛条约》不仅要求德国割地，还要求德国赔偿1320亿金马克，以黄金、商品、舰船、股票的形式支付，为保证条约的执行，莱茵兰及莱茵河以东桥头堡将由协约国军队占领，为期十五年。
在《凡尔赛条约》的框架下，德国失去了2.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近700万的人口，德国军队也被限制在10万人以下。
领土的丧失让主导魏玛政府的社民党一开始就陷入了“卖国贼”的困境，而巨额的赔款则让新政府陷入了财政崩溃的境地，政府不得不滥发货币以至于物价飞涨。
1918年战争刚结束时，1美元可以兑换47马克，到1922年年底1美元已经可以兑换7000马克，到1923年7月，1美元已经相当于35万马克。
在通胀最剧烈的时期，一件商品在同一天内的上下午价格就会发生剧烈波动，比如一杯咖啡价格是5000马克，一小时后起身结账，价格已经变为8000马克。在当时，常见的景象是人们刚领取工资就飞奔向商店，将所有货币兑换为实物，以尽量降低恶性通胀的影响。当时普通家庭90%的收入都用来购买商品。
从1918年到1933年，德国的物价高达战前水平的10000亿倍，萧条程度前所未有，相比之下，其他战败国的情况要轻微得多，奥地利的通胀水平是战前的14000倍，新生国家波兰是250万倍，而苏俄是40亿倍，情况都好于德国。
在战前，德国是欧洲相对富裕的国家，但在战后，德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一落千丈，几乎成为最贫困的国家之一。
除了通胀，德国的工业产量还迅速下滑，按照《条约》，德国发达的工业区洛林和西里西亚已经被割让，导致1919年德国的工业产量只相当于战前的42%，粮食产量下降了50%，企业陷入崩溃，政府拿不到税收。到大萧条期间，德法的失业人数已经达到600万，算上他们的亲属一共1300万，达到德国人口的1/5。
恶性通胀和税源减少让魏玛政府不得不削减开支，这直接导致公务员、退伍军人对政府不满。比如1923-1924年，一年内82万公务员中就有13.5万人被裁员。剩下的人也遭遇减薪，幅度在19%-23%。
更糟的是，魏玛政府无力支付军人的退伍金，战后大量前线军人回到后方，他们大都身有残疾，需要政府供养，但崩溃的财政让政府无力支付福利，魏玛政府只能不断缩小福利发放的范围，制定更加苛刻的条件，并想方设法拖欠福利发放，这让庞大的退伍军人群体完全站到了政府的对立面。
可以说，在20-30年代，整个德国几乎没有一个阶层对现状满意，他们对魏玛政府充满了仇恨，进而开始抱怨民主制度，由于战前的水平远高于战后，他们开始怀念君主制度和军国主义，并认为是共产主义者和犹太人的背刺才让德国输掉了战争，他们希望有一个领袖能重新让德国获得尊严，这是纳粹崛起的民意土壤。
现在会有学者分析魏玛德国出现民主倒退是因为魏玛的民主制度不成熟或者民众仍缺乏民主文化，但更根本的原因是当时的经济状况让德国民众完全丧失了信心，没有人能在饿肚子的情况下保持理智。
一战后协约国对德国的处置一开始就埋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伏笔。
也正因为一战的教训，在二战德国失败后，美国没有急于让德国缴纳赔款，而是施行了马歇尔计划，帮助德国恢复工业，在苏联围困柏林期间，美国更是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柏林空运”，以保障柏林市民的基本生活，这次空运让德国人对盟军充满信心，并愿意接受与盟军和解的民主政府。苏联这一共同敌人也帮助西德融入了西方阵营。
在美国帮助下，二战结束十年后，德国经济已经基本恢复，并在60年代实现了经济腾飞，1960年经济增长更是高达8.8%，生活水平远超战前，成为了最受瞩目的经济体。在融入西方后过得更好，让德国人开始完全接受民主制度和自由主义。
实际上，今天德国采取的政治制度，包括议会制、比例代表制、州为行政单位，与魏玛共和国别无二致，今天德国的国旗也是魏玛的旗帜，为什么同样的制度在两个时间段的评价截然不同，根本原因就是所处的外部环境，尤其是经济环境不同。魏玛时期德国遭遇的困境已经无法用强调法治和程序的民主制度解决，德国除了拥抱军国主义，似乎也没有第二个选项。
遗憾的是，即使有一战后的教训和二战后的经验，在1991年苏联解体时西方阵营却再次妄自尊大，没有趁势彻底解决俄罗斯问题。
作为一个完全实行列宁主义和计划经济的国家，俄罗斯的转型难度远大于其他东欧国家，俄罗斯要想转型成功需要外界的支持。但在转型的关键时期，西方既没有给俄罗斯足够的援助，也没有深度介入俄罗斯的转型进程，反而纵容俄罗斯的资本外逃，导致俄罗斯的金融系统趋于崩溃。
1991-1995年，俄罗斯的GDP下降了42%，工业产值下降了46%，投资下降了66%，和1990年对比，居民消费价格上涨了3668倍。因为经济全面崩溃，俄罗斯的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在去除通胀因素后，1995年俄罗斯人的收入仅相当于1990年的48%，人均寿命也下降了8岁，其中男性不足60岁。
与一战后的德国一样，经济状况的急剧恶化让俄罗斯政府的财政枯竭，很快无法维护苏联时期的公共服务，这导致俄罗斯治安恶化，医疗、教育、公共交通趋于瘫痪，这是俄罗斯人人均寿命下降的根本原因。
除了老百姓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俄罗斯的转型过程完全被苏联的官僚主导，他们化公为私，用不正当的手段迅速侵吞国家资产，到1997年，俄罗斯7个最大的寡头掌握了50%的俄罗斯经济产值，他们在获得钱财后又将财富转移到欧美，这直接导致俄罗斯财产的流失。
也正是因为转型后的混乱，俄罗斯人谈“改革”色变，对于市场经济也敬而远之，他们也不信任民主制度，而是希望一个强人出来带领俄罗斯走出困境。
俄罗斯在叶利钦时代遭遇的困境已经为普京的出现创造了舞台。
在俄罗斯人看来，俄罗斯人遵照了西方的意愿，希望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中找到角色，但最终西方没有接纳他们，他们得不到西方的援助，还丧失了过去的一切，成为了失败国家，这种怨恨情绪是俄罗斯挑衅国际秩序的根源。
现在的全球化秩序，俄罗斯人所获甚少，对他们来说，没有比现在更差的情况，既然本就一无所有，不如进行军事冒险。
苏联解体后，西方阵营志得意满，福山甚至说出了“历史的终结”，这让整个西方没有意识到现实的严峻性，没有在最好的时机解决二战遗留问题。西方在90年代的失误直接导致了2020年代的困局。
相对而言，1991年西方的失误甚至比1918年更不可饶恕，1918年，英法等国也损失惨重，没有余力顾及德国，美国还不是首屈一指的世界霸主，仍是强国之一，也没有义务深度介入欧陆事务。
而1991年，美国国力达到鼎盛，西方阵营无论是经济、财政、军事都是绝对优势的状态，但他们依然没有对俄罗斯的情况做出正确回应。
一个国家处在转型阶段时是最为脆弱的，那时旧制度已经崩溃，新制度还未建立，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几乎不可能顺利转型。
人们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取决于他们的生活状态是否改善，或者至少保持稳定，如果连基本的温饱和安全都不能保证，则民主带来的自由一文不值。即使美国这样民主传统深厚的国家，在大萧条时期也会出现罗斯福这样，独掌乾坤的强人总统，更何况那些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呢？
这其中也揭示出西方民主国家的弱点，外交是一门需要专业知识的学科，只有精英才有能力站在国家的角度去考虑，而民众只会在乎短暂的经济利益，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思考长期问题。但在普选制下，民众对外交政策又是具有巨大影响的。
比如30年代，出于理性英法早应遏制羽翼未丰的纳粹，但民众因为极度厌战，英法采取了绥靖政策，直到德国狼子野心完全暴露民众才支持开战，但那时付出的代价要多十几倍。
1991年也是如此，西方民众只会在乎眼前的福利，不会去思考重大问题，直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欧洲人才如梦初醒，但即使如此，也不足以让欧美改变，承平日久，民众厌恶战争，不愿意为支持乌克兰而牺牲福利，除非俄罗斯正式进攻北约成员国，否则西方阵营都不会真正予以反应，这种短视是实行普选制度的西方国家难以克服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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