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全球化媒体,就难有现代化中国。

近日,深圳某男童遇袭被害,日本驻华大使馆降半旗哀悼,有关方面借机炒作、大力声讨中国所谓“仇恨教育”与“仇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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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中国媒体、专家学者在当地警方没有任何有关行凶者作案动机调查通报的情况下,亦步亦趋、将自己固囿在日本“仇恨说”中,自动放弃话语权、怯于说理,无异于在国际舆论场主动投降,陷国家形象和声誉于不仁,实在令人唏嘘。

更有部分媒体、网红大v则煽风点火、将自我道德无限拔高到宇宙至尊的段位,指点江山,大力说教、大献殷勤,其唯利是图、欲浑水摸鱼的模样既滑稽又可恶。

我们的部分媒体、专家学者失能缺位至如此,后果难以预期,实在令人忧虑。

其实,只要稍有常识的人,就可知道所谓“仇恨说”根本是无稽之谈、站不住脚。

2024年4月,日本外务省发布2022年《对海外日本人援助统计》,即日本国民在其他各国遭遇当地刑事、暴力、治安、自然天灾等事故时,向日本驻所在国大使馆请求援助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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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客观来说,这种数据对研究分析其他国家是否存在“仇日”、“反日”现象,还是有一定参考作用的。

其中,数据表明,第一、二、三名分别是英国、韩国、新加坡。中国连前二十位都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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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人口之多、地域之广,在华日本企业之多,却无多少日本人因事请求日本驻华大使馆援助,因此,足以说明日本人在中国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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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日本外务省自己的数据是不会说谎的。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又何以谈中国“反日”之“”仇恨”呢?

我们媒体、专家学者完全可以大大方方、理直气壮与日本有关方面摆事实。

更重要的是,世界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

“仇恨”说,既然是谈“仇恨”,那么,理论上,就有一个仇恨溯源的因果关联和先后逻辑的问题。

众所周知,二战期间,侵华日军犯下各种罄竹难书的反人道滔天罪行,光南京一城就屠杀我同胞30万人,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带来史无前例的伤痛。

当前,日本政府仍与二战时的国体、政治模式一脉相承,却迄今根本没有彻底清算当年侵略历史罪责。

更让中国人愤怒的是,包括日本首相在内的日本政府高官,经常选择特殊日子去朝拜存有多位二战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恶意伤害、公开挑衅中国人民朴素感情。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甚至倒行逆施、公开叫嚣“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更是极尽侮辱之能事。

日本政界如此疯狂颠倒黑白,到底又是谁在一而再、再而三“散布仇恨”、“制造对立”呢?

回顾历史,从日本核污染水排放到菲律宾军舰坐滩捣乱,从俄乌冲突到巴以冲突,从中美大国博弈到中欧关税去风险,如果我们的媒体、专家学者面对国际舆论场上各种处心积虑的地缘政治风云,不脚踏实地搞调研,不在第一时间去第一现场调查研究,习惯坐在空调房里指点江山,喊口号,被动反应、缺乏对策,那么,就极有可能让中国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声誉和形象毁于一旦。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

正如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描述:“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百年大变局下,中国何去何从,民族伟大复兴如何平稳、快速、有效实现,都离不开现代化的媒体传播战略与策略。

一个显而易见的变化就是: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舆论场,媒体再也不能继续过去那种高举高打、假大空的傻传播模式了。

《道德经》有云:“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

古人先人智慧,值得新时代媒体、专家学者仔细学习、揣摩。

在美国纽约东北部的撒拉纳克湖畔,有一处墓碑,上面镌刻着“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几行大字。

那是全世界第一家肺结核病疗养院创建者、爱德华.利文斯顿.特鲁多医生的墓志铭。

中文意思是“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永远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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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这段话也已成为全世界许许多多医务工作者的座右铭。

作为立体式大国战略谋略创始人,我一直认为:媒体就是社会的医生。

只是全球化时代,叠加互联网、AI人工智能科技后,各种信息无孔不入,传统媒体相对不再具有信息垄断和信息差优势。

因此,任何传媒要想做不躺平的现代媒体,那么,它们就应适应去中心化、多向交互式的网络时代特点。

换而言之,就是重塑媒体功能与定位。由过去简单的“喉舌复读”转变、成长为国家治理中的“大脑参谋”。

直白一点说,21世纪,人民已不再需要传统媒体那种高高在上、不痛不痒的传统口号和说教了。他们需要干货,需要实实在在、能真正解决现实问题的谋略思路和解决方案。

参考特鲁多医生的墓志铭,现代媒体就当以“有时安慰,常常帮助,永远治愈”作为自己新的座右铭。

《礼记》中有这样一句话:“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

互联网时代,媒体在民族复兴伟业全过程中的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更应躬身入局、虚心向一切有利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人和事求实请教。

著名史学家钱穆老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说,任何一项制度,绝不是孤立存在的,必然互相配合,形成一整套完整的体系才能推行。

作为立体式大国战略谋略创始人,我一直认为现代国家是一部精密机器。并将一个社会分为领导、行政、生产、安保、支持和润滑六大系统。

只有六大系统协同并进、统一发展,国家治理才会政通人和、相得益彰。

其中,媒体既是出谋划策的支持系统之一,也是释疑解惑、疏通社会经络的润滑系统之一,地位独特,作用巨大。

理论上,我们有杰出伟大的政治领袖带头,有勤劳聪明肯奋斗的广大人民托底,只要媒体专家学者能正常尽责履职、发挥应有的参谋、监督之功用,那些贪官污吏的心理本应是最恐惧、最不敢犯事的。

若此,让老百姓深恶痛绝、甚至有可能导致发生颠覆性危害的贪污腐败毒瘤又何以存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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