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霞姐。

对越自卫还击战终于进了历史教科书,当年的老兵们等了45年

有老兵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留言问具体在哪个学年的哪本书?‍‍

老兵们等这一天实在是等得够久了。

今天给大家讲述故事的,也是一名对越自卫还击战老兵。

他的父亲是老红军,上战场前,连长当着他的家人打下保票,要保护他的安全。

但在215高地的攻坚战斗中,一个个战友倒在了他的眼前,他还能藏在连长的庇护下吗?‍‍‍‍‍‍‍‍‍‍‍‍‍‍‍‍‍‍‍‍‍‍

215高地 作者:杨裕东

215高地 作者:杨裕东

在黄昏时分,经过下午的血战,我们连终于突破了越军的第一道战壕。

215高地上一股强大的火焰映红了天空,是喷火班战友在高地上打出了第一枪。

横着向越军战壕喷射的火焰,在我们的面前形成了一堵火墙。

紧接着他又打出了第二枪,“呼!”又是第三枪。

可第三枪是冲着自己头顶上喷出的。

火焰落下来,烧到他的身上,只见一个火球动了一下,就再也不动了……

此时,天色已暗,我们看不清自己的战友,也看不见越军。

连长不停发出请求支援的呼叫,“我们连突破了!但还没有占领,让1连再打一下!”

天很快就完全黑了下来,我们接到命令回撤,清理伤员和武器。

如果不再次进攻,那些牺牲的战友都不能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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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2月20日,我们13军39师115团1营接到命令,向215高地当面之敌进攻。

当我们助攻连2连奔赴高地时,主攻连3连已经接敌。

敌阵上那激烈的枪声,使我根本分不清有多少敌人、有多少武器在向我们的战友射击。

弹幕袭来,眼前,一幕悲壮的情景发生了。

一瞬间,连队冲在前面的很多3排战友被打倒在地上,我们也全部卧倒。

“我排大部伤亡!失去进攻能力!快来救我们!”3排长报告着。

我们此时已经分不清枪声和炮声,也弄不清3连进攻哪个方向上的情况。

我爬上了无名高地左侧的顶端,在一窝草丛边架好了枪。

此时看到越军的身影在215高地上来回的滚动,不停地从3连方向上朝我方扑来。

他们运动得极快,很多动作是跃起后卧倒,是在向我方一侧的阵地上转移。

我根本来不及瞄准,只能将枪口对准那些运动的人影不停射击,同时不停变换自己的位置。

我的军装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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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军装照

据我观察,我们的位置和敌阵之间的距离不过100多米。越军阵地非常隐蔽,被茂密低矮的灌木和茅草覆盖。

而我们所在的无名高地以及小路上,除了少量的茅草外,就只有一棵大树在高地的正中孤零零地立着。

下午时分的太阳正对着我们,烈焰般的阳光照得我的眼睛难以发现越军射击的位置。

越军凭借着良好的隐蔽和阳光的帮助,在这么近的距离上,完全可以像打胸环靶一样的瞄准我们射击。

我身边的一个战友趴在地上观察,子弹竟然打在了他下巴下的泥土里,溅起的尘土中只见他往后一倒,我还以为他中弹,迅速地向他扑去。

结果只是溅起来的泥土扑了他一脸,他呸!呸!嘴里直往外吐着泥土,还咧着嘴笑着对我说:

“好险啊!还好,没有打着!没事!没事!”他边说边傻笑着,那样子好像不是在打仗,而是在玩游戏,一点也不紧张。

其实,不是不紧张,而是太紧张了,又想不让别人看出来,就只能傻笑了。

此刻,盲目的冲击进攻,使我们面临进入越南以来从未有过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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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异常的紧急,连长定下了重新进攻的决心,命令2排迅速改变为主攻排,接替3排投入战斗。

副指导员刘增武,看到副连长要带2排主攻时的犹豫,立即站了出来说:“连长,主攻排我来带!”

很明显,副指导员在请战,要求接替副连长的位置,带领2排参加战斗。

刘增武是我团为数不多的军体标兵之一,战前扩编,被提拔为连队副指导员。

像他这样的刚强铁汉,任务却多是前送后运,保障全连的弹药补充和战时伤亡战友的抢救和后送,心中很是不甘。

最后,连长作出决定:“副指导员刘增武,你带2排正面上。”

“副连长李林,你带1排从左面的山谷里上,向215的左侧攻击,协助副指导员他们主攻。”

我和三班的战友们留在了连长的身边,在这里还有82无后坐力炮排的两门火炮,2门60迫击炮,5具喷火器。

随着连长的命令,我们全连战友又重新组织了进攻。

我跟随着连长和三班战友,也在2排的后面冲了上去,炊事班和卫生员都冲了上去。

这时,2排已经冲到215高地的前沿,离越军的阵地就剩下一个小坡,突破在即。

“上!”连长吼了一声,随即消失在草丛中。

我和他们间隔6、7米的距离,采用跃进和匍匐前进交替进行的运动方式。

我卧在地上,越军的子弹不停地打在的周围,加上看不见身边的战友都在何处,心中恐惧和紧张。

突然间,仿佛有人在提醒我说,别急啊,别急,冷静一下。

其实,这是一种幻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它使我脑子突然一下清醒了许多。

我一下子冷静了许多,定下神来观察自己周围的一切。

抬头向前望去,那是一片茅草和低矮的灌木,穿过这一切的前方是越军的阵地,上面的丛林中不停地有枪口射击的青烟冒出……

左侧一片丛林,没有我的战友,只有战友撒落在地上的弹匣、急救包、三角巾。

右边,能看见右后方两个战友倒在地上,其中一个正痛苦挣扎,嘴里呼喊着什么,但又没有声音。

身后则是我们先前所在的无名高地,我们的两挺机枪正冒着青烟……

我突然冒出个念头,今天也许是自己活在世上的最后一天了。

得记住这个时刻,记住这个地方吧,要不然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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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所看到的一切,仿佛都没有声音,只能看见爆炸所产生的硝烟,只能看见武器射击时的震动,却听不见任何响声。

是我的耳朵聋了吗?为什么会没有声音?

20多年后,电影《拯救大兵瑞恩》还原了那种战场感受。

电影中的上尉连长无奈地靠在一个沙包上,只能任凭德军的坦克疯狂的进攻。

在他的感受里,眼前的一切都没有声音。

看电影时触景生情,一下让我回到了战斗的现场。

与此同时,我们的卫生员袁学高在为一个战友包扎的过程中,被越军集中射击,腹部中弹。

他给战友说:“不要包了,把急救包给别的伤员用吧!我活不了啦……”

3排长身上也是多处中弹,他在我身后不停地喊着,“我负伤了!快来人啊!”

他侧躺在我身后30多米处的斜坡上,整个右侧暴露在越军的方向,没有隐蔽物,很危险。

“3排长!你叫个球!快隐蔽!滚到草丛里去,快!”连长生气地喊道。

“我们排已经没有人了……”他痛苦喊着。

我的内心也充满了无奈, 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看到成功占领215高地的那一刻。

我和我的战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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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战友合影

战场上,我继续向前跃进,发现在我的右前方有一个弹坑,那弹坑很大,直径有2米多,就像一口大锅。

我刚跃进去,看见弹坑里还有两人。

我们的腿只能蜷曲着,越军的子弹就打在弹坑的后壁上,那种震动和泥土的飞溅让人不寒而栗。

情况十分危险。‍

越军发现弹坑里有人,就有人必须离开,转移越军火力,否则三个人都要被炮火瞄准。

我等待一个越军射击间隙,起身向左边滚出了弹坑,还连续地滚了好几圈,滚出了好几米。

环视周围,看到我左前方有一个战友,赶快爬了上去。那哥们儿听见招呼回过头来,原来是我的老乡何田忠。

“我和他们走散了,他们拿着武器冲到前面去了。”他对我说。

“那我们也要上去啊。”我回答。

他说:“是!现在越军打得很猛,我们要观察一下再动!”

“好!注意安全!看好以后再动!”

这一段对话,竟是我俩的最后对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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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俩匍匐前进,选择好一个地形停下。

那是一个小坡,面向敌阵一方要高一些,坡上长满了半米高的茅草。

何田忠爬在我的左边不到两米地方,我们两人都采用侧卧的姿势,用左肘支撑着身体,右腿蹬着地面,随时准备跃起前冲。

我小心地抬起了头,侧着脸,好让我的右眼刚刚越过茅草的高度,仔细地观察着我前面的地形。

何田忠却把头抬得很高,想越过茅草,更清楚地看清前方的情况。

我还没有来得及提醒他,就听见“碰!”的一声,巨大、沉闷的声音震动了我的鼓膜。

那声音像是用砖头敲到了木桶上。

同时听到的是何田忠“嗷!”的一声惨叫,那粒子弹足足地把他掀了个滚儿。

我立即向他滚去,拉住他的双脚,使劲地向后面一个凹地处拉。

同时向周围的战友喊着:“快来人帮我!何田忠中弹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劲儿,趴在地上一下把他拉出好几米。

我迅速地从胸前纽扣上扯下了急救包,丢给了旁边的战友。同时迅速扯开他的衣服,解开背具。

何田忠眼睛微微的睁着,嘴巴大力的张开,“哦!哦!哦!”的吸着气。

我知道是胸部中弹,形成了气胸,如果不尽快地堵住伤口,胸腔形成的负压使他根本无法呼吸。

我迅速把他胸前的衣扣扯开,立即就看见了右胸前的弹洞。

那弹洞小小的,圆圆的,和子弹口径一样大小,小小的弹洞随着他那紧张的呼吸向外喷冒着血渣……

我拿着战友撕开的急救包,根本没有时间展开就直接压在了弹孔上。

几乎把全身的力量用上了,生怕再从这个弹洞里冒出空气。可战友的呼吸仍然没有改善,反而越来越微弱了。

“快!后面还有伤口!”、“肯定击穿了!”旁边战友提醒着我。

我低头一看,黄色的泥土和绿色的草皮上浸透着鲜血,那鲜血已经成了黑色,黑红黑红的好大一片。

我从战友的腰间开始往上摸,忽然左手中指就陷进了战友的体内,湿漉、滑润的感觉把我吓了一跳。

我赶紧把手抽出,大叫一声:“伤口在这里!”

这个弹孔在右后腰上,子弹横着出来,拉出了一寸长的口子。这是弹丸在体内碰到了肋骨,改变了飞行的方向。

烈士何田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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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何田忠

何田忠是火箭筒兵,又是副班长,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没带任何武器,背具上只有三枚火箭弹。

火箭筒手也需要何田忠背的弹药,我们也必须冲上高地完成任务,但其实我们本可以选择隐蔽,等待火力支援。

从中弹的那声恐怖的声音响起,到他停止“哦!哦!哦!”的呼吸,就只有十几秒的时间。

还没等我继续包扎好时,旁边的战友说,“不要包了,已经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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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使劲地对着他的脸呼喊他的名字,还趴在他的胸前倾听心脏有无跳动。

我感到非常的恐怖!

全身软弱无力,腿不停地颤抖,好像自己的心脏也停止了跳动,而且直往下坠。

那种感觉像是有一只来自地狱的黑手使劲地抓扯我的心脏,疼痛得让人撕心裂肺。

接下来的感觉是异常的悲哀、自责,还有无比的愤怒。

“何田忠牺牲了!”我向连长喊道。

这只不过是众多的人员牺牲报告中的一个罢了。

战场上还有很多喊声,各班排不停地向连队的指挥员报告着伤亡的情况:

“连长!七班长牺牲!”

“排长!江新华牺牲!”

“石现怀牺牲!”

“徐正华牺牲!”

“五班长负伤!”

“六班长重伤!”

战友们的伤亡对全连造成了很大的打击,大家不敢贸然冲锋,分散开交替跃进、匍匐接近敌人。

“为战友报仇!”、“弄死他们!”的口号在四周响起。

我清楚地听到身后高地上,张指导员那沙哑的喊声:“同志们,一定要为我们的战友报仇,为了祖国,为了人民,狠狠地打!”

战斗还没结束,活着的人得相互打气。

在我们右面主攻方向的情况,3连的战斗先于我们连十分钟打响。四个连干部三个重伤一个牺牲,接替指挥的排长也很快重伤。

以后的战斗完全是3连战士自觉的战斗,没有一个愿意撤下来,仍然加入了1连的进攻战斗。

1连的进攻也没有突破越军的防御,人员伤亡也非常大,同样被阻断在越军战壕前。

我们连的伤亡也已达到40%,3排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剩余的人员都投入到了抢救战友中。

整个215高地形成了血战的海洋,我们营从两个方向上对215高地进行冲击,与越军形成了犬牙交错的状态。

我无法将激烈的战斗场面一一描述了,有太多、太多的场面令我难忘。

可是,当我们终于突破了215高地的防线的时候,天却黑了下来。

连长不停地用步话机向营指挥所发出请求支援的呼叫,报告着自己连队的现状。

“我们连突破了!但还没有占领,让1连再打一下!”

激烈的枪声却已经稀落下来,似乎交战的双方都有停下来的需要。

营指命令我们退回到离215高地东侧的无名高地上集结待命,要我们重新组织部队,清理伤员和武器,准备再次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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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长迅速用861电台发出了回撤的命令。还叫通信员到后面的丛林里吹响了小喇叭。

“嘟——嘟——!”两声长音后,一切又安静了下来。

很快,我们回到了我们身后的无名高地,连长迅速做出了部署,令我们接应后撤的战友,其余的人构筑工事,防止敌人的反冲击。

我又一次向215高地摸去,嘴里不停地发出我们在战前规定好的回撤信号,是学蟋蟀叫。

很快,又有不少的战友回到了无名高地上。

我记不清我前出了多少次去接应战友,也记不清接回来了多少战友。

当我们大部分战友回来后,就是去接应那些丧失了行动能力的伤员战友。

经过简单的清点人数,我们一个180多人的加强连队,现在加上牺牲、受伤和完好的战士也只有100多人左右。

正当我们把伤员战友抬回来的时候,我们得知,副指导员刘增武负伤,还没有回到阵地。

“快!派人去找!一定要把他给我找回来!”连长下命令。

谁都知道,在丛林里,在黑暗中,要前出到敌人的阵地前几十米的地方,去找寻我们自己的战友,是一项非常艰巨而危险的任务。

2排长枪一提,问道:“谁跟我去?”

在周围的战友起码有6、7个人站了出来,没有人退缩。

“我!”我也同样喊出了我的要求。

随后我们20多个人,开始向黑暗中的215高地又一次沿着白天进攻的路线摸去。

为了提防越军,我们每向前走10多米,就留下几个战友担任掩护,一节一节的向前。

终于,我们在敌阵前30多米远的地方找到了刘增武副指导员,他已经昏迷,不省人事。

由于他体格健壮,我们很难将他挪动,只能一点点的将他往回拉。

除了拉他的四个战友外,其他的人全部将枪口对准了敌阵。

他浑身上下都是血,衣服没有一处干的地方,手在他身上任何地方一抓,都是粘手的血浆,全身散着刺鼻的汗味和血腥味。

我们不敢随便翻动他的身体,无法去检查他的伤处,也无法在黑暗中为他包扎。

八个战友用工兵锹和冲锋枪插在了他的身下,一边四个人,两人一组地把他小心的抬起,跪在地上向后一点点的挪动。

有人专门在前面开路,拨开树枝和丛林。有人在两侧担任警戒和护卫,周围的战友,俨然搭起了一座掩护的桥梁。

接近我们的高地时,大家才站直了身体把副指导员抬了起来,快步地向我们的阵地撤去。

“嗷!”的一声长叫,副指导员醒了过来。

毕竟不是用担架抬他啊!也许是晃动惊醒了副指导员,痛苦地惨叫。

“副指导员!忍着点,我们很快就到了!”黑暗中的战友安慰着不住嚎叫的他。

回到阵地,大家立即把他放在地上实施救护。

副指导员左肋上一道明显的伤口,有三指宽,从前到后贯穿了整个左胸,断裂的肋骨暴露在外,仿佛你能看到在胸腔里跳动的心脏。

很多身边的战友看着副指导员痛苦的样子,都流下了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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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继续担任搜救,一直到把所有进攻路线上牺牲的和受伤的战友全部都抬了回来。

约在11点左右,各分队上报了各自的伤亡情况:

1排长报告全排只有3人受伤,无人牺牲和失踪!

2排长报告,9人受伤,2人牺牲,5人失踪!

3排报告,只有9人完好,伤13人,牺牲5人!

连长恼怒地对着报告的班长问道:“准不准确?”

可没有一个人敢回答“准确!”

丛林中,黑夜里,是死、是伤、谁能说清?

连长命令开始重新清点人数,要清楚的统计伤亡,是要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实力。

这项工作通常是由连队的文书来完成的。他一直坐在旁边,静静地听着大家的对话。

当连长喊他时,他猫着腰悄悄的走了过来。右肩上缠满了绷带,一条三角巾挂在脖子上,把他的右手吊在胸前。

连长扭头一看,改口责问着文书李仁定,“你怎么还不下去?”

“连长,我能坚持,我伤得不重,我还可以压子弹啊!”

连长不容辩解地命令我,“杨云风,你送他和民工们一起下去,然后再参与清点人数!把伤亡搞准确!”

“李仁定,回去后好好养伤!不要多想了。”连长语气缓和了下来,安慰着文书。

文书哭了,用抽泣的声音回答着。

临走时,他从裤兜里掏出个东西递给连长。那是上午发的一个苹果,他没有舍得吃,一直为连长留着。

连长拿着苹果,说了声“路上小心”,就把头转了过去。

连长刘明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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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长刘明丰

在路上,我问了文书的伤势。

子弹从他右肩锁骨下打进,从右后的背阔肌中穿出,没有伤及骨头,也没有击中内脏,伤口干净而简单。

把他交给民工后,黑夜中他在我身后小声的喊着:“裕东,你一定要注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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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丛林中,开始进行伤员清点的工作。

在距离敌阵较远,无名高地反斜面的一处山凹里,那里有一处相对平坦的丛林,我们的伤员都被安置在那。

我进到丛林后才发现情况是如此糟糕,漆黑的什么也看不见,寂静地让人恐怖。

我一脚下去就踩着了一个人,他没有叫,也没有动。

我赶紧收回了脚,慢慢地蹲了下,开始用我的手去触摸脚下的战友,寻找我迈腿的空间。

当我蹲下摸到那人后,才知道自己方才踩到了一位烈士的大腿,他的身体冰凉并已经僵硬了。

我一下非常内疚,蹲在地上,手抚摸在战友的胸前,半天不知道干什么。

左前方的一位战友听见动静,小声的说:“注意哈,这里全是伤员和烈士!”

我再也不敢站起来走路,只能蹲在地上一点一点地向前摸去。

我的四周躺满了人,却没有一点声音,寂静得可怕。

我一边摸着,一边向前爬着,一边清点着人数。

黑夜中我看不见他们是谁,也无法准确地判定谁伤了、谁牺牲了。

只能用手去触摸他们的身体,去感受他们的体温,以此来判定谁是生还者、谁已经死亡……

重伤员们昏迷不醒,他们既不呻吟,也不动弹。不得已,我只能用脸来靠近战友的脸,在他们的鼻子前去感受呼吸,在他们的脸上去感受体表温度。

在爬行中,我的左手被东西扎了一下,我赶紧收回,以为是炸断的树桩,可仔细地一摸不由得不寒而栗。

那是一位战友折断的左手臂,手臂的前端已被越军的炮弹炸得没了踪影,只剩下10多公分长的手臂僵硬的矗在那里,折断的肱骨白花花的露在外面。

“啊!这个怎么没有包扎?”我小声喊了起来。

“是石现怀,他已经牺牲了。”旁边的战友冷静地回答。

石现怀?他是年初才到我们连的新兵啊,是班用机枪副射手,就是他在战前训练时,反复地问我该如何保护自己。

“安息吧,兄弟!”我把左手放在他的胸口上,轻轻地摇了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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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好友李锦勇也是受伤的战友之一,听说他伤得不轻,我非常为他担心,轻声叫他的名字。

“我在这……”一声微弱的回答在黑暗中响起。

当我向他爬去的时候,他已经伸出了手来迎接我。

李锦勇的右腿中弹,好像把膝盖打碎了,但他说不疼,已经麻木了。

黑暗中他躺在地上,头靠着一棵小树干,全身松软无力。我虽然看不见他的表情,但能感觉到他神情自若。

听着他说话的声音,我真不知怎样来安慰他,看到他还不至于是我想象的那样悲观,我悬着的心也落了地。

分别前,他说,“你去吧,不要为我担心,反倒是你自己要注意了。”

想一想也的确是那么回事,他受了伤,标志着在那一刻他在这场战争中已经有了结果,要回国,担心的只是伤残,不会再有生死问题了。

我想他是对的,虽然在那一时刻我没有身体上的痛苦,但明天自己又是怎么样呢?

一想到这里,我不知不觉的弯下了腰去拥抱他。

我感觉到,他对我的拥抱没有准备,但他没有犹豫和惊诧,迎接了我的拥抱。

我们把脸轻轻地贴在了一起,动作很轻,相互说道:“保重啊,朋友!希望我们能再见!”

那年代很少有人用拥抱,但当时,我认为只有用这种方式能表达我心中的感受。

清点结束后,我向连长汇报情况。

此次战斗全连共有35人伤亡,10人失踪,其中8人牺牲;配属分队82人,重机枪和喷火器共有12人伤亡,3人失踪,其中2人牺牲。

加上第一天战斗的伤亡,全连近有60人失去了战斗力。

连长听完我们的汇报,一个人在那里沉默。周围的许多战友忍不住抽泣起来,甚至哭出了声音。

就在这时,民工又一次上来,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噩耗——副指导员刘增武牺牲了。

同时还有我们的“二球班长”钱广平。‍

连长刘明丰在刘增武烈士墓前拜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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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长刘明丰在刘增武烈士墓前拜祭

阵地上泣嘘声更大了。

“哭个球!”连长被这样的气氛激怒了,再也不愿意看到连队里的悲观情绪在蔓延。

那天晚上我的确没有哭,不是因为我不悲痛,而是我已经麻木,脑子一片空白。

我双膝跪在地上,手中的56式冲锋枪无力的放在双腿上,满目惆怅。

但我不迷茫,我注视着黑夜里的前方,因为前方还有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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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失踪的战友陆续回来,使我们的信心得到了恢复。

阵地上暂时恢复了平静,我开始构筑自己的工事,一锹一锹的挖着,注意力一直没有离开过连长所在的区域。

有这样举动的人肯定不止我一个,因为我们都把连长和军官们当成依靠,一举一动决定着我们的命运。

连长不停地在接着电话,与营长讨论着进攻方案:

行与不行,攻与不攻,是撤下去还是继续完成任务?

记得在出征前的誓师大会上,全营战士激动的向一面发黄的锦旗宣誓。

那是一面当年上级授予我们“追歼英雄营”称号的旗帜,上面记录着我们营的光荣传统和英勇作战的历史。

“英雄营”怎么能让人家说“一个营就这么让人家打得退下来了”的闲话。

我们营又被授予“攻坚英雄营”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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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营又被授予“攻坚英雄营”称号

经过连长与营长的商量,军官们最后做出了决定:我营继续向215高地进攻,拿下215高地。

进攻时间定在拂晓天亮后,由炮兵再次进行炮火准备后进攻。

我继续挖着我的掩体,利用高地的反斜面,挖了一个跪姿射击掩体。

我趴在那个坑里,与旁边的战友标定好视界,做好了夜间战斗的准备,随时准备打击反冲击的敌人。

我举枪瞄向前方,能看到朦胧的地形,那是30多米开阔地带,上面静得出奇,手中的枪上沾满了露水,握枪的双手明显感到湿滑。

看着夜里的215高地,我发誓要在明天的战斗中好好地表现,为了那些战友,也为了我自身的名誉。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上级没有命令我们可以睡觉,但我的眼睛实在睁不开了,疲劳又一次向我袭来,我靠在枪托上睡着了……

忽然我就被身边的战友推了一下,“嘿!天要亮啦!”

我猛然惊醒,惭愧又感谢地用右手肘碰了他一下,对着他点了点头。

这时,只听见“战斗准备!”、“战斗准备!”,我们依次地向身边的战友传递着口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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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的黄连山地区被薄雾笼罩着,露水、雾气都很大。

我们每个人都在做着自己的准备,系好了鞋带,打好了绑腿,检查了武器,就等着上级的炮火重新对215高地打击了。

此时,天色大亮,攻击的时间到了,我们等待的炮火还没有打来。

原来是上级为了更准确地打击越军,避免昨天在炮火准备中打击不彻底的情况再次发生,炮兵指挥部门要求我们步兵为其指引打击目标,以便实施精确有效的打击。

这需要我们前线的步兵使用曳光弹向目标射击,来引导他们的射击方向。

连长指定了好几个人,他们都以没有看清目标,怕完不成任务的理由而推诿了。

用曳光弹给炮兵指示目标,是一项危险的任务。

要到远离阵地的位置进行射击,没有掩体,只能依靠自然的地形地物。

还要对一个目标进行多次点射,这会使自己更容易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下。

“谁来指引目标?”连长的头向他的左右两边扫视着问,可并没有得到很多人的回应。

“连长,我来!”我举起了手。

连长的头迅速转向了我,他目光迟疑,因为他曾拍着胸脯对我的家人说过:“有我刘某人在,就有杨裕东在。”

我知道危险,但我不能一直在他的保护下作战,不论我是面对家人还是我的战友,我都不能这样做。

我很坚决地再一次对连长喊:“我来!”

连长没有再犹豫了,让大家把曳光弹都拿出来给我,让我注意安全。

身边的战友纷纷从我手中接过收集的弹药为我压弹,连长把他的望远镜也递给了我。

我和母亲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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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母亲的合影

我拿着望远镜爬出了掩体,开始观察敌阵,以确定我要指引的目标。

我爬到了一棵高大的独立树下,站起来后向树上爬去。

所有的战友都屏住了呼吸,看着我的举动,他们非常惊讶。

当我抓着树枝爬了2米高后,连长喊住了我,“不行,下来!太危险了!”

的确,向上的树木越来越细,攀爬会产生树木摇动,增大了暴露的风险,如果被越军发现,他们会像打鸟一样把你打下来。

我停在那个高度,勾住树枝开始观察,确定了几处对我正面威胁最大的目标。

战友们这时已经压完了子弹,他们很快就将4个压满了曳光弹的弹匣递到了我的手中。

我将弹匣仔细地插入胸前弹袋的空隙中,一个个排好并拉紧了弹袋的背带以防它们滑落。

同时取下了水壶、手榴弹等多余的装备,解开了所有弹袋的扣带,迅速跃出了掩体,向左面的正斜面滚了出去。

全连战友都在注视着我,我突然有了一种做英雄的感觉。

像黄继光、董存瑞迎着敌人的枪口而上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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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爬到远离阵地左前方几十米的位置,掏出了两个弹匣放在我选择好的位置,又向左侧前进选择了另一处位置便出枪做好了准备。

我举枪对着目标,左右选择了一下射击顺序后便扣动了扳机。

为了使后方山头上的炮兵观察员能看清目标,我采用4、6发的长点射从左至右依次射击。

在我打出三个点射后,越军阵地上的枪响了,他们向我的方向进行还击,子弹拖着嗖嗖的声音掠过了我的头顶。

我没有躲闪,一直打完了一个弹匣,才收枪滚向我的右方,重新换弹匣对目标射击。

我不停地对敌阵射击,对所有我怀疑的目标进行射击,对所有在我正面的敌人工事进行射击。

同时我还不停地变换着射击位置,不停的从左至右,又从右至左的在那些可疑的目标上进行打击。

枪口射出的子弹拖着绿色的弹迹,划过丛林打在越军的阵地上!

随着我的射击,炮兵迅速做出了反应。“轰!轰!轰!”的爆炸声震耳欲聋,敌目标被炮弹爆炸的黑烟所覆盖。

“打!”阵地上连长跟着发出了口令,我们的82无直射炮和火箭筒也开始对敌人进行直瞄射击。

顷刻间215高地上硝烟四起,越军再也无力还击了。

“杨裕东,停止射击!回来!”当连长喊我停止时,我才发现已经打空了三个曳光弹弹匣。

我收枪转身,快速回到了阵地。手中的56式冲锋枪已经滚烫,以至于握把上都能感觉到那灼人的温度。

此时,第一轮的炮火支援结束,全部覆盖目标。营部同意了连长发起冲击的请求。

“冲啊!”瞬间我和战友们跃出了掩体,高喊着口号,冲向215高地冲去。

越军没有抵抗,除了零星的几个点射外,我们几分钟后就占领了215高地。

我们清剿敌阵并向上级报告:“我们已占领215高地!”

惨烈的215高地的战斗就这样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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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高地后,我们每一处的看,在每一个坑道里转,终于能找回昨天那些在敌阵中牺牲的战友。

在215高地的东南面的越军阵地前,2排5班的战士伍达正倒在那里。

当我看到他时,那一幕让我震撼了。

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我真不知道什么才是英雄的形象。

只见他双膝跪在越军阵地前的斜坡上,背后丛林的树枝支撑着他向后倒去的身体。

左手紧紧地握着打开了枪刺的半自动步枪,垂在地上的右手小指上还套着一枚还未投出的手榴弹,表情刚强而坦然。

这哪里是遗体,简直就是一幅雕塑。

还有我们喷火班的战友,卧倒在越军战壕后侧的一个石沟里,左侧的身躯被炸得血肉模糊。

当时他已经受伤,他第一枪打得很准,打在了越军的掩体里。

可伤痛使他无法承受那喷火枪强大的推力,没有被压住枪口,使后两枪的火焰冲向了天空。

随后越军疯狂向他投弹,把他的身体炸得稀烂,露出的胯骨都成了黑色。

正当我们清理完越军尸体,开始进行短暂休息的休息时。从西北方200多米的地方传来了枪声和火焰喷射器喷射的声音。

原来是3连的战友正对着那些奔跑的猪开枪,相互抓着那些在空中飞舞的鸡,发泄自己的愤怒。

我非常理解3连战友们的心情,他们气愤啊,四个连级干部没有一个完好,禹连长、陈指导员、徐副连长相继受伤,马副指导员牺牲,全连就只有60多人完好,其余的全部伤亡,他们能不气愤吗?

我坐在那里,看着3连战友对越军营房的发泄,昨天的战斗场景又闪现在我面前。

一个个战友的跌倒,一声声战友声嘶力竭地哀号,飞溅的泥土、爆炸的硝烟、头顶上子弹的啸叫,使我又一次的不寒而栗,不由得双腿又抖动起来。

我承担了父亲传下来的坚强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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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承担了父亲传下来的坚强和责任

为了掩盖我心中的恐惧,我站了起来。眼睛望着祖国的方向,突然想到了我的父亲。

他是不爱我吗,为什么他要让自己的儿子来参加战斗?身经百战的他,难道不知道打仗的危险吗?

想起当年我上山下乡的时候,70多岁的老人还千里迢迢地到农村来看我,那种亲近、关怀让我留恋。

现在我明白父亲要向我传递什么样的信息,他是要把中国军人的坚强和责任传递给我。

215高地的战斗,是我们营真正的攻坚战斗,也是我人生的攻坚战。

我在这个高地,给父亲交了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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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裕东多次提及《拯救大兵瑞恩》,电影里的很多画面,都让他想起79年的战场。

电影里,有一个卫生兵腹部中弹,被德军击中了肝脏。战友抢救时,他不停问战友,血是什么颜色,伤口情况怎样?

当他知道自己活不了了,高声地喊着“妈妈!妈妈!我不要死,我不要死!”

这个情节也让杨裕东想起了卫生员袁学高。

战争的惨烈,对士兵来说,是一样的,并不分国籍。

杨裕东还给我们指出电影中其他许多真实细节,突然的耳聋、晕眩、肾上腺素飙升、摧毁理智的恐惧……

这些极端的生命体验是我们常人难以想象,但却是战场上的士兵每时每刻都在经历的。

或许只有上过战场的老兵才能辨识出真正好的战争电影,但百年电影史恐怕还拍不尽他们的战争体验。

况且,中国军人至今都还没看到自己的《拯救大兵瑞恩》、《血战钢锯岭》。

杨裕东说,他写下回忆录只是为了纪念牺牲的战友,他不是作家,能写出来的保证真实。‍‍‍

我们联系到他,计划编发他的故事,他了解我们在做的事后,发来信息说:

“我深知能讲出自己故事的老战士不多,我也深知愿为这样精神宣传的人是符合我的意愿的。所以,我愿意为你们做的事做出帮助。”

谢谢他,记录老兵故事这件事,需要更多人的支持。

编辑:思聪 霞姐

图片来源:杨裕东提供,部分来自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