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园风雨后》（1981）
“只有那些经历过光明与黑暗、战争与和平、兴盛与衰败的人，才算真正生活过。”
上个世纪的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创伤还未抚平，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踵爆发，和平被战车碾轧，文明被野蛮遮拦，一代人的命运再次遭受催折。时代的风口浪尖上，茨威格不得已踏上流亡之路，在历史的动荡巨潮中审视过往，《昨日的世界》随之诞生。
在背井离乡的孤寂生活里，朋友相关的记忆带给茨威格莫大的安慰。他的朋友圈汇集了那个时代杰出的知识分子、艺术名人，而茨威格，这位以传记闻名的作家，将以深沉、精细的笔触记录他们，留下他们在这个黑暗时代的光彩侧影。
在今天的文章中，我们将深入茨威格的记忆，看见里尔克、叶芝、瓦莱里、罗曼·罗兰等诸多艺术巨匠的生活剪影，领略他们的品德与修养，以及他们在战火中的意志。
以下内容选自《昨日的世界》
里尔克：“静谧”
在这些诗人当中，也许没有哪一个比里尔克生活得更悄无声息、更隐秘、更不为人所见。但是，这不是那种刻意而为的、不情愿或者精心地打点成修道者般的孤独，就像德国的斯蒂芬·格奥尔格故意做出的那样。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静谧是围绕着里尔克的，无论他去哪里，无论他在何处驻足。由于他躲避喧嚣和荣誉——这种“围绕着他的名字聚集起来的所有误会”，他曾经这么优美地表述过——那汹涌而来的好奇波浪只能沾湿他的名字，却碰不到他本人。
里尔克是很难找到的。他没有房子，没有人可以找到他的地址，他没有家，没有常住的公寓，没有职务。他总是在漫游世界的路上。没有人预先知道他要去哪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对他那颗无比纤细、对压力十分敏感的心来说，任何计划、任何预告都是一种为难。要想与他相遇，那只能靠偶然。
我站在一家意大利画廊前，感觉到但是无法确定仿佛有人在送给我轻轻的、友好的微笑，但是不能确认是谁送出的，直到我看见他的蓝眼睛。他的那双蓝眼睛在看一个人时，原本并不引人注意的外在样子就被内心之光赋予了灵魂。但是，正是这种不引人注意之处才是他这个人最深层的秘密。
这位年轻人略为忧郁地低着头，金色的髭须，没有什么特别让人注意的线条，有一点儿斯拉夫人的脸形，可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从他身边走过，但是不会想到他是一位诗人，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钢琴家》
叶芝：“做作”
英国的诗人当中，我只见到过阿瑟·西蒙斯（Arthur Symons）。通过他的介绍，我收到了叶芝的邀请。叶芝的诗我非常喜欢，而且纯粹是出于愉悦，我翻译了他的诗剧《影中之水》（The Shadowy Waters）的一部分。
我不知道那天晚上是一个朗诵会，只有少数被遴选过的人拿到了邀请。我们相当拥挤地坐在一间并不大的房间里，有人甚至坐在小板凳上或者干脆坐在地上。
终于，叶芝在点燃了立在黑色（或者被蒙上黑色罩布）讲台旁边两只胳膊一样粗的巨型圣坛蜡烛之后，开始朗诵他的诗歌了。房间里其他的灯都熄灭了，他那带着黑色卷发、充满力量的头颅像雕像一样映在烛光中。叶芝用抑扬顿挫的低沉嗓音慢慢朗诵，一点儿也不慷慨激昂，每一个音节都有着彻底明亮的音色和穿透力。非常美。真正的庄严。
唯一让我感到不舒服的，是他在出场上的造作：那件修士般的黑色长袍，让叶芝显得像神父一样；那慢慢融化的粗大蜡烛，发出一种淡淡的香味。通过这些细节，这种文学享受更像是一场诗歌圣典，而不是即兴朗诵——这些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新认知。
我不由自主地在对比中想到维尔哈伦朗诵自己诗作的情景：他穿着衬衫，以便他那激动的胳膊能更好地敲击出节奏来，没有铺排，没有精心准备的出场设计；我也想到了里尔克，他也偶尔从一本书里读几首诗，简单、清晰，只静悄悄地服务于他的用词。
这是我参加过的第一个“舞台式”诗人自己朗诵的活动，尽管我喜欢他的诗歌，但还是对这种崇拜行为有所怀疑。不管怎么说，我作为当时叶芝的客人，心里还满是对他的感激之情。
《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父亲》
保罗·瓦莱里：“明晰”
我在十七岁时，不光了解波德莱尔和惠特曼的全部诗歌，很多重要的篇章我还能背诵。在我后来的人生岁月中，再没有过像中学和大学这样的集中阅读阶段。有些在十年以后才被人们普遍尊崇的名字，当时都理所当然地从我们这里滑过，哪怕那些昙花一现的作家作品也留在记忆中，因为我们带着热望去捕捉一切。
有一次，我告诉尊敬的朋友保尔·瓦莱里（Paul Valery），我与他在文学上的相识已经有多么久远，说我在三十年前已经读过并热爱他的作品。瓦莱里善意地笑着说：“您别骗人，我亲爱的朋友！我的诗歌1916年才出版。”但是，当我接下来准确地描述那本小小的文学杂志的颜色和版面时——我们1898年在维也纳读到的他的第一首诗——他大为吃惊。
“可是，在巴黎都几乎无人知道，”他惊诧地说，“您在维也纳是怎么弄到手的呢？”“和您在一个边远小城里读马拉美（Mallarme）的诗一样，那也是当时主流文学界还不怎么知道的。”我这样回答他。他对此表示同意，说：“年轻人发现他们自己的诗人，因为他们要自己去发现自己的诗人。”
的确，这些新风还没有刮过来，我们就已经嗅到气味了，因为我们总是在大张着鼻孔。我们发现新东西，因为我们渴望新东西，渴望属于我们而且只属于我们的一些新东西——不是那个父辈们的世界，而是我们自己的环境。
《故园风雨后》（2008）
罗曼·罗兰：“良心”
在他身上我第一眼就看到，这个人，在决定性的时刻会成为欧洲的良心。时间证明我是对的。
我们谈到《约翰·克利斯朵夫》。罗曼·罗兰向我解释说，通过写作这本书他想尽到三个责任：向音乐致谢，表明他对欧洲统一的信念，唤起欧洲各民族的思考。我们现在必须去施加影响，每个人从自己的岗位出发，从自己所在的国家出发，各自使用自己的语言。
这个时代到了需要警醒的时候，而且要越来越警醒。那些鼓动仇恨的力量，由于其低劣的本性，要比那些主张和解的力量更激烈，更有进攻性；况且，这些力量背后还有物质利益，他们本来就比我们的力量更无所顾忌。这种非理性已经成形，能看得见了，与之进行斗争甚至比我们的艺术更为重要。
我能感觉到他的悲哀，世间结构的脆弱让这个人遭受双重的打击。他在全部作品中都盛赞艺术的永恒性。“它（艺术）可以安慰我们，我们，单一的人，”他这样回答我，“但是在对抗现实时，它什么用也没有。”
那是1913年。在我和罗曼·罗兰的第一次谈话中，我就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有责任不要毫无准备、毫无作为地去面对一次欧洲大战。
他要让人看到的，无非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人可以保持自由，可以忠实于自己的信念，哪怕为此要与整个世界作对。
《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
高尔基：“奇迹”
我虽然不懂他的语言，但是能从他脸上的各种象形动作中已经提前知道他讲述的内容。他本人的样子是地地道道的“俄罗斯人”——没法用别的说法。他脸上的线条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人们看到这位高高瘦瘦的，有着麦草般黄头发和宽宽颧骨的男人，可能会想到他是田野里的农民，出租马车的车夫，不起眼的鞋匠或颠簸无依的流浪汉。他完全是一个“老百姓”，是浓缩的俄罗斯人的原型。
他身上的一切都那么简单、自然：他的行和坐，他的倾听和愉悦。有一天晚上，他把自己乔装打扮成一个贵族领主，横跨着一把长刀，眼神当中马上就有了尊贵之态。他像下达命令般地将眉毛舒展，在房间里有力地踱来踱去，好像他正在构思一道愤怒的谕旨。瞬间以后，当他脱下妆服以后，马上笑得那么天真，像个农家少年一样。
他的生命力就是一个奇迹：他的肺坏了，他还能活着，这原本是违背任何医学规律的；但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生之意愿，一种钢铁般的责任感让他坚持下去。
每天早上，他用那清清楚楚的字体写作伟大的长篇小说，回答上百个问题——那是来自家乡的年轻作家和工人向他提出来的。对我来说，和他在一起，就是在经历俄国，不是那个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也不是从前和今天的俄国，而是一个永恒的民族所具有的宽广、坚强和痛苦的灵魂。
在这样一个最坏的时代，
杰出人物为什么成群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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