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为何指挥不动，自己重金组建北洋军？答案在袁世凯"朋友圈"|北洋军|北洋政府|段启瑞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以1912年袁世凯的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作为北洋政府的建立标志，到1928年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止，北洋政府在中国近代史上先后经历了16年的历史。这16年具体地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民国元年(1912年)到民国5年(1916年)这是北祥集团鼻祖袁世凯统治时期；从民国5年到民国17年(1928年)是北洋集团直、皖、奉各派系轮流执政时期。

北洋军事政治集团全国政权建立的契机是辛亥革命。但是，这个集团的酝酿和形成却经历了前后达半个世纪的时间。

袁世凯就是这个集团的开山鼻祖。

1、袁世凯的发迹

袁世凯(1859-1916年)字慰亭。1859年4月16日（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生于河南项城县袁寨。其祖父袁甲三为清道光朝进士，历任过礼部主事、军机处章京、江南监察御史、兵科给事中。

曾与任过礼部侍郎的曾国藩一道，跟号称理学大师的倭仁讲习程朱理学，因而两人颇有交谊。

清咸丰年间农民起事后，清廷简放大臣返乡创办团练，时曾国藩奉命在湖南湘乡创办团练；袁甲三亦受命为安徽帮办团练大臣，领兵屯扎临淮（今安徽凤阳临淮关）。

在此后长达数年的“剿捻”战争中，袁甲三率军转战两淮。不但自己立下了赫赫的战功，而且其子侄辈也因纷纷随其从军，各自在行伍中谋得了自己的进身之阶：

其子袁保恒、袁保龄，都是靠着父亲的军功而出名入仕；其侄袁保庆亦因当时两江总督马新贻的奏保，以候补济南知府调署南京盐巡道，专门负责官盐的督销和转运。这在当时是一个炙手可热的差事。

袁世凯就是袁保庆的嗣子，其生父袁保中是袁甲三的另一个侄子，袁保庆的长兄。袁保中一生不仕，在乡经营田产家政，依靠叔叔和兄弟们的军功，在河南项城一带也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士绅。

跟随着嗣父袁保庆的袁世凯在闲游浪荡中度过了自己无拘无束的童年。但也由此养成了他的放荡不羁、桀骜不驯的性格。尽管他的叔伯们都希望他能够认真读书，通过科举正途谋一个进身之阶，并对其进行过严厉的督责。但后来的事实却证明，袁世凯本人对于当时这一类的八股制艺和枯燥的文字并不感兴趣。

在1876年和1879年的两次乡试名落孙山之后，恼愤之中的袁世凯对科举正途彻底丧失了信心。于是愤而投笔，将多年的诗稿文章付之一炬，自叹“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促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

遂转而赴山东烟台，投到了嗣父的故交，淮军“庆”字营统领吴长庆的麾下，并出任了庆军的营务处帮办而入朝鲜。

袁世凯入朝不久，即赶上朝鲜“壬午兵变”，袁遂随吴长庆军东征朝鲜并出任前敌营务总理。

在短短一年的军旅生涯中，袁世凯表现出了相当果断干练的处理实际事务的才能，并因此赢得了较高的声誉。朝鲜国王曾亲自请他“代韩练兵”。1884年吴长庆因中法战事而内调金州海防。袁借此获得了驻朝三营清军之一的吴长庆亲兵营的统率权。

他的实际行政工作能力和领兵经历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并获得“知兵”美誉。

1884年的朝鲜“甲申事变”使袁世凯获得了一个新的崛起的机会。他因此获得了当时清政府对朝政策的最高决策者之一李鸿章的大力赏识、推荐。

在这一时期李鸿章对袁的述职报告所下的评语是：

“胆略兼优，能知大体…足智多谋，两次勘定朝鲜变乱，厥功甚伟…一切因机制宜，尚称妥协”云云。

在李鸿章的大力举荐下，袁世凯以布衣从军的两年之后，终于奉旨“以知府分发”并“赏加三品衔”，其升迁速度超乎寻常。

1885年，朝鲜局势再度恶化，李鸿章遂以“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务大臣”的名义，再度委派袁世凯重新入朝。此后，袁世凯长期驻扎朝鲜，达十年之久，直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起，他才奉命回国。

2、袁世凯与北洋新军

促使袁世凯在甲午战争以后致力于陆军军制学研究和练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战败，以及在这场战争中沿用传统湘、准军制的中国和引进西方现代兵制的日本在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反差。

在这场大战中，洋务派消耗了几千万两白银，费时数十年，精心引进编练之海军和陆军顷刻间土崩瓦解，一败涂地。中国输给他们一向看不起的蕞尔东夷，演成“五千年未有之奇闻，三千年所无之变局”。从此，“海军无归宿，陆军无利器，各国侵凌，商人嗟怨，外患迭至，内变将出”。

在战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自东北前线返京的袁世凯僦居在北京的嵩云草堂。摒绝杂务，邀集同志，潜心搜集、整理、翻译了各类西方军事著作。这些以引进德国和日本当时最先进的陆军操典、制度、法令为主要内容的军事著作，对于西方的军事制度和战略战术原则都有着相当广泛的介绍。

尽管从流传下来的部分内容看，这些军事著作在理论上还不够成熟，但在当时却无疑是把西方兵学、军制引入中国的开山之作。因此，在当时的朝野上下曾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以至“人皆为未见，目为奇书”。

联系自甲午中日开战以来袁世凯对于中国传统军制所提出的强烈批评，及其“凡所建白，均料事如神”，使袁世凯一时成了众人瞩目的当代“军事奇才”。所以，当甲午战后，朝廷下令采用西制改革军队时，在社会上层立即有人提出：“袁某对于军事上之新学识，深有心得，畀以练兵专责，必能胜任也。”

于是，在当时督办政务处大臣们的一致举荐下，1895年11月，朝廷正式敕派袁世凯就任练兵大臣，接练原由胡燏棻督练的淮系“定武军”一营5000人。

朝廷则“一切饷章，照拟支发”。一个月之后，袁世凯对于原“定武军”的扩建和整顿工作正式开始，一些将领被派赴各地招兵买马；而另一部分原“定武军”的弱兵疲卒则被大刀阔斧地裁撤和淘汰。很快一支7300人的队伍便被组建了起来。该军从“定武军”的原址马厂迁到了天津小站，并正式更名为“新建陆军”——亦称“北洋新军”。

3、北洋新军的编练

北洋新军的出现是袁世凯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清末民初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袁世凯之所以能够在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左右逢源，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他拥有了这样一支极具实力的武装力量。这是中国第一支近代化的武装，也是后来的北洋政府的军事支柱。

对于这一支颇受社会上层青睐的新式模范军队，清政府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特别的优惠政策。军事顾问汉纳根从德国购入的大批新式武器为新军提供了优良的装备。

在很短的时间里，这支7300人的队伍配置了奥制8.5毫米的步枪6400杆，曼利厦马枪700杆，六响左轮手枪1000支，57毫米格鲁森快炮40门，步兵挂刀及马兵挂刀各500把，步骑各军一律装备整齐。新军炮兵均配有当时最先进的马克沁机关枪和1磅到6磅一组的6门大炮。各营军官除挂刀外，还配有左轮六响手枪。

其它样式装备，包括武器、工具、军服、皮靴、帆布帐篷、雨衣、毛毯、望远镜、军鼓、电话机、药品诸军需，一律配置齐全。

当时曾经参观过新建陆军的英国海军少将查尔斯·贝思福称：

“按西方的标准来看，袁世凯的部队是整个帝国中唯一装备完善的军队。”

事实上，这样精良的装备，不但当时仍以冷兵器为主的淮、练各军无法望其项背，即使和同时的西方的一流军队相比，也毫不逊色。

严格的招募制度确保新军士兵整齐和精壮。旧式军队因游勇革卒、老弱病残充斥而造成的散漫和种种恶习在新军中得到了有效的防杜。

在新军组建之初，袁即“派委员赴风气刚劲各处，厚给口食，逐细挑选”，其挑选标准是：年限20岁到25岁之间，力限平托100斛以外，步限每小时20里以外。

新兵入伍规定：曾吸食洋烟者不收；素不安分犯有事案者不收；五官不全，手足软弱无力者不收…

当然，这些被按照严格标准征募来的士兵也享有颇为优厚的饷项：

营长（统带）月可支白银100两，外加公费银300两；班长（头目)月支银五两五钱，以当时的米价每担米值银一两五钱计，仅正兵的月薪每月就可以买米三担。这样高的薪饷自然使新建陆军成了一个使人羡慕的地方。

倘若文化人从军，还能够享受到更为优厚的政策。他们不但平时在饷项上受到更为优惠的待遇，而且和新军的其他士兵相比，他们将有更多的提拔和升迁机会，新军对于文化士兵的特别优待和招徕，显然是为了适应现代化的装备条件和新的军事训练的需要。

在新军的编练和新式将弁培训相结合的思想推动下，袁世凯在北洋新军中逐步建立了一个以“随营学堂”为核心的军事教育体系。

在新军开设的“随营武备学堂”里，设有德文、炮、步、骑四班，所招学生均由兵弁中择优而来。这些普通的士兵，在入校后经过两年的训练即取得了充任士官和军官的资格，“如营内副将以下遇有调补，必须就新设的实缺人员及武备学堂出身者考验选拔”。一有实缺，可以随时补拔。

新军同时规定：这些由学堂出身的下层将弁，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任职后，还可以通过考试而晋级。德文班的学生在数年之后，还可以出国深造。很显然，在这种新的军事制度下，已经拥有一定文化的士兵就具有特别的竞争优势了。

北洋新军就是靠着这种优厚的待遇和充满希望的前程吸引了大批的青年人，尤其是一些长期淹滞于科举八股的读书人，他们终于又找到了一条可以出人头地的新的终南捷径，渐渐地离开了冷板凳，开始投笔报效于新军。

从另一方面看，大量文化人的投军也使得新军将弁的文化层次有了极大的提高。从而有效地提高了他们对于现代化装备的掌握和对于现代化训练、作战与指挥的适应性。这也是新军和清政府传统的经制兵以及湘、淮勇营制相比一个截然不同的特点。

对于将弁以及士兵文化层次的重视，为这支军队能够在日后迅速地发展和壮大奠定了良好的军事人才基础。新军的规模和实力也在新的军事制度下得到了迅速的膨胀。

在袁世凯任职一年后的一封报告里，他向皇帝声称，新建陆军已经组建了一个整师（镇），下辖左右两旅（翼），其中包括8个步兵营(8000人)，2个炮兵营(2000人)，2个骑兵营和一个工兵营(1000人)，这个数字已经比他接练新建陆军时整整扩大了一倍。

北洋新建陆军的建立标志着影响中国政局几十年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开始萌芽。该军事政治集团在后来的中国政治舞台上争雄逐鹿的几乎所有人物，差不多在这个时期都已经聚集到了小站，投到了袁世凯的麾下，成为北洋系的骨干力量。后来人们所说的北洋系集团也正是以这个小站班底为核心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军事政治集团。

4、北洋“核心圈”的构成

从当时的将弁构成来看，这个小站班底大约是通过这样几个渠道逐步聚合起来的。

其一，北洋武备派。

1885年（光绪十一年），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仿西洋陆军学堂，在天津设立武备学堂。骋德国军官教练，学习天文、舆地、格致、测绘、算、化诸学及炮台、营垒、操习马队、步队、攻防、守卫等各门军事教程。不过这些人在淮军中多数并未受到重用。

1895年甲午战后，李鸿章政治地位陡变。这些出生于武备学堂的学生于是便纷纷地转投到新建陆军，充任帮办、统领、营官、哨长以及督操、营务处、稽查、先锋官及教习诸职，并迅速地得到重用，成为新军的骨干力量。

这一类将领中的代表人物是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吴佩孚、孙传芳、张怀芝、段芝贵、杨善德、王占元、田文烈等计有130余人。其中以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在武备学堂时尤为出名，后人所称北洋龙、虎、豹三杰（一说为北洋龙、虎、狗），指的就是他们三人。

武备派是北洋集团中最大的势力，也是这个集团中后来对于中国政治局势影响最大的一支力量。北洋政府中的大总统、副总统、临时执政、国务总理多人都是出身于这个系列。而该派更多的人则在北洋政府时代充当过巡阅使、护军使，以及各省的督军、省长这样一些炙手可热的地方实力派。

其二，家兵家将派。

这些人大多因与袁世凯的个人私谊加入小站，并成为袁的得力助手。这其中，徐世昌是袁世凯的多年老友、同乡；刘永庆、吴凤岭则是袁的亲戚家人；雷震春、江朝宗、唐天喜等人多是袁世凯在朝统兵时的部属。

就数量而言，“家兵家将”派在北洋新军中比例并不很大。但是，他们都与袁世凯有着相当特别的关系。很显然，当后来的个人效忠体系在北洋集团中逐步确立，以及整个北洋集团表现出了越来越浓厚的私属倾向时，这个势力便成了对于袁世凯影响最大的力量。

而且，直至袁世凯时代的北洋政府中，他们仍然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影响政局的力量。一方面，北洋集团中的这股势力也是一个处于不断扩展中的力量。随着北洋势力的壮大，袁世凯多方收罗文臣谋士、幕僚食客，使他们加入北洋集团；另一方面袁世凯又大力拢络，以恩威并重的手段，使这些新加盟者对其感恩戴德，同为死党。使他们成为袁世凯个人效忠体系中最为核心的部分。

这些人物如唐绍仪、周学熙、赵秉钧、梁士诒、张镇芳、孙宝琦、朱家宝、胡惟德、杨士琦等。袁世凯正是通过由这些核心人物结成的派系网络，将北洋派人物和北洋新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无论是在其政治上春风得意、如日中天的时候，还是在其被逐出政坛、息影林泉的时候，他们都虔诚地将袁世凯当作唯一的北洋核心和灵魂人物。

其三，淮系旧将派。

袁氏到小站接收的就是淮军将领胡燏棻定武军十营，它是北洋新军的基础。这其中的将领如龚友元、孟恩远、姜桂题、倪嗣冲、张勋、阮忠枢、王怀庆等。对于淮军旧将的延纳和使用，反映了北洋集团与淮系集团的历史渊源关系。

后人论，及近代中国的军事制度形成时，称北洋军为“淮系余孽”，说得也正是这个问题。

但是新军中这一势力的存在，对于袁世凯及其统辖下的北洋集团和北洋政府的产生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使这个集团密切地保持与李鸿章及其淮系残余势力延续和特殊联系。当甲午战后不久，李鸿章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重新崛起的时候，这种联系对于袁世凯和北洋集团的进一步发展就显得特别地有意义了。

在北洋集团形成最初的一段时间里，袁世凯和他的势力都被李鸿章作为淮系集团的后继力量、接班人，并因此得到了李鸿章的大力扶持。1902年，《辛丑条约》既定之后，李鸿章病死于北京，靠着李鸿章的推荐，袁世凯接任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了继曾国藩、李鸿章之后获得此职位的第三个位极人臣的汉人。

其四，北洋依附派。

非小站出身而以北洋袍泽自居的势力也是北洋集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自东北的张作霖和来自西北的冯玉祥便是这一势力的代表。尽管他们处处也以北洋正统和袍泽自居，但事实上，在这个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北洋体系中，他们仅仅处于最外围，他们对于北洋的依附显然是为了生存和发展。

因此，一旦整个北洋集团失去了凝聚和向心的力量时，他们便会最早地成为这个集团中的离心力量，善于倒戈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这一势力的加盟，曾经使北洋集团的势力得到了很大的补充，但从后来的结果看，他们也都是促使这个集团分化和瓦解的重要因素。当整个北洋集团趋于没落和解体时，他们成了对于北洋政府的影响最大的势力。在1920年到1924年间，随着直系、皖系在南北、内外的大混战中相继失败，冯玉祥和张作霖就一度成为操纵和控制北洋政府的两支最具实力的力量，直到1928年，国民军才将奉张驱出北京。

5、北洋系的隐患

新建陆军只是北洋军事政治集团形成的萌芽。但是，小站班底的构成体系已经基本上奠定了这个集团的结构基础。尽管在后来的历史条件下，这个集团得到了不断地扩充和发展，但是自此形成的构成模式却几乎没有受到太大的改变，这是一个由袁世凯以恩威并重的手段建立起来的个人效忠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袁世凯始终处于绝对权力核心地位，以下各将弁依照他们各自与袁世凯关系的远近，以袁世凯为中心，以不同的半径划出一个个同心圆。处于这个同心圆最内层的是袁的家兵家将系列，以外依次便是北洋武备派、淮系旧人派。而处于最外层的是附于北洋派的非北洋势力张作霖等人。

整个北洋集团中对于袁世凯个人的效忠程度以及他们对于整个集团的向心力，当然也就是由他们在这个同心圆组成中所处的位置及其与袁世凯个人的距离决定的。

个人效忠体系是近代自湘、淮集团兴起以来，在“兵为将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怪胎。在这个体系下形成的集团，内部各成山头，派系林立，派中有系，系中有派也就成了近代军事集团的基本特征之一。而一旦当这个集团的权力中心丧失之后，这个集团将在新的多元的效忠体系下立即转化为公开的分化和斗争，倒戈成风，这几乎是那个历史时期无法避免的死结或规律。

自小站练兵开始，袁世凯便精心地培植了这个北洋集团，并大力提倡忠于北洋团体及其个人。但实际上，这种建立在多层次基础上的个人效忠体系从一开始便潜藏着分裂的危机。因此，在袁世凯的统治崩溃之后，北洋集团的分裂立即便成了不可避免的事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