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本人在推上发表中英双语的一些政策分析与点评，有条件的小伙伴可以在推上帮忙转发点赞，推号@MikkoArbiter。
近来有些群友来问我对政策组合拳的看法，我的看法是这很好，有关中国经济的文章，我去年9月写过一篇《》，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再读一下，我的观点没有改变。
有关市场的看法我觉得没必要问我，宏观研究者之所以有时很废的原因在于事前的择时和预测很困难，等政策像“望夫石”，算数字又得“拍脑袋”，如杰伦在《娘子》和《我的地盘》中所唱得那样。而政策来了以后你的想法又很可能无人问津，因为这时候大家普遍在找策略师或者交易台的哥们聊主攻方向，而不是再纠结政策本身，此时的宏观研究者变得更废了。
每次我自己觉得自己是个废物的时候我就会重新回到智堡的原点，这也是为什么这几天我都在和o1一起重新卷译文的缘故，你总得找点事儿干，而你找的事儿最好又是当下看起来无关紧要的宏大叙事，未来或许恰好有那么一点点用，就像我们六年前所做的那样——《》。
最近让我感到很有趣的是我们国家终于开始提“高质量充分就业”，充分就业这个词对于宏观研究者而言肯定不陌生，这是一个特别凯恩斯式的概念，明斯基的爱好者也不会对“最后雇佣者计划”感到陌生，哪怕我们不讨论理论转向现实，美联储最近的风险管理目标亦转向了更重视充分就业目标。
充分就业为什么重要？
我们先来聊聊为什么充分就业如此重要？几天前我发布的译文《》中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思路。简单来说，主要是这三点：
充分就业状态下，产出缺口为零。白话说，就业充分代表经济正常。
经由奥肯定律，失业率降增长就高，失业率升增长就低。白话说，保就业就是保增长。
经由菲利普斯曲线，失业率高通胀就低，失业率低通胀就高。白话说，保就业就是维护通胀目标。
再来看最新的数据：
2024年8月，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18.8%。
2024年8月，我国CPI同比上涨0.6%。
2024年二季度，我国名义GDP增长为4%。
此时强调充分就业，目标不言自明。
充分就业的行政含义
抛开理论与数据，充分就业作为一种行政目标和政策“使命”（Mandate），其高落位对于决策者而言是一个很好的“抓手”，作为启动货币和财政的终极使命，无关什么“主义”。
以美国为例，1978年《充分就业和平衡增长法》（Humphrey-Hawkins）以及1946年的《就业法案》就非常具有代表意义。
《就业法案》中提到：联邦政府有责任“创造条件，为有能力、有意愿和正在寻找工作的人提供有用的就业机会，并促进最大限度的就业、生产和购买力。”
1976年的一次听证会上，参议员Hubert Humphrey评论说：“我的判断是，这条法律时不时地被轻易忽视”。他希望通过立法列举更明确的就业目标，如果这些目标无法实现，则由政府提供工作岗位以实现目标。
1977年，《联邦储备法》被修订，指示美联储追求三个目标：稳定物价、充分就业和适度的长期利率。
对于政策分析的老油条而言，立法与行政制高点的作用不言而喻，没有行政，财政就没有方向，财政没有方向，货币工具也就少掉了一条腿。实际上，许多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和概念的理解门槛并不高，许多财政融资范式和债务管理的专业知识也没什么难理解的。没有一个研究者（包括公司研究者）喜欢听到“欧，这是一个治理问题”，但很多时候，这确实只是一个治理问题。
遗留的问题
充分就业的问题如果扩展到整个地球，那么会衍生出很多有趣的问题，不同国家和文化、货币制度和货币区以及科技环境之下，你的研究链条会越拉越长。
比如：
在美元区的视角下，中国的整个适龄劳动人口和就业市场，在90年代到疫情前实际上起到了遏制全球菲利普斯曲线陡峭化，并且因此间接压低了全球通胀以及实际利率，同时占据了更高的制造业和出口份额，与美元区次级体系中的其他制造业国家展开了竞争。
图：卡尼这份演讲稿我至少读了8遍
而欧洲的就业市场状况则是美元区故事的另一个版本，英国退欧和东欧的适龄劳动人口同样改变了原有的就业份额和通胀结构，而欧元区之父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中的“劳动力自由流动再分配”实际被证明只是理想状态。欧洲依然存在着内部岗位的争夺问题，甚至还演变为了欧洲的债务和汇率问题，是否本来就应该通过汇率调整的要素市场反而被欧元抹杀了呢？汇率的稳定演变为了主权资产负债表的不稳定……
移民的流入与流出，友岸化与在岸化，与充分就业有关的问题一旦上升到国际视角，似乎总让人难以厘清头绪。
日本的充分就业伴随着非常典型的“弱增长”和“低通胀”特征，本土就业市场存在“铁饭碗”和“临时工”的双轨制。
笔者最近在思考的问题是，我们的高质量充分就业会是一个怎样的模式？这部分就业供给是绑定内需来进行匹配还是依旧依赖外需？是针对服务业还是制造业？是通胀的还是通缩的？会伴随劳动参与率的提升还是下降？老年人在其中是让利还是获利？美元区会如何看待这种转变？
“算了，问问o1吧……”
又开始焦虑被o1替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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