忐忑赴重庆
1949年9月6日，对当时的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来说，绝对是槽糕的一天。
这一天的中午，刚经历过一场大雨洗礼的春城昆明，街道上充溢着清新宜人的空气。阵雨过后，高原上那特有的强烈紫外线，并没有阻挡住人们外出的脚步。熙熙攘攘的街市上，到处都是带着灿烂笑容的人们。
而此时的卢汉却没有如此放松愉快的心情。在搪塞了蒋介石多次热情的“邀请”后，他不得不硬着头皮踏上了去往重庆的行程。坐在驶往飞机场的军车上，卢汉的心情一直忐忑不安。
下午14时许，一张张省政府主席布告贴满了昆明市内五华山、正义路、金碧路等街道两旁，卢汉的名字赫然印在布告的最后面。游街的路上围在布告前，有识字的文人大声念了出来：
“本主席于今日专机赴渝，舍命救乡。为了三迤（清代，云南划分为迤东、迤南、迤西3个道，故称三迤）父老兄弟，虽粉身碎骨，万死不辞……”
而此时的卢汉已经在昆明飞往重庆的专机上。这架中国航空公司编号为“294号”飞机，正穿越川滇交界处上方6000米的高空，向着正北方向飞行。
这一次赶赴重庆，卢汉知道凶多吉少，所以带了许多行李，做好了“长住重庆”的准备。表面上，是做好了被蒋介石扣留的准备；暗地里，也隐晦地表达出自己绝无政治野心。
机舱内，陪同卢汉同行的还有云南省政府秘书长朱丽东、云南省党部书记裴存藩。突然，一股强大的气流迎着飞机而来，顿时整个机舱剧烈地上下颠簸起来，让三人本就不平静的心情更加忐忑起来。
当天下午，在重庆市的白市驿机场，代表蒋介石、张群来迎接的黄少谷，还有蒋经国、国防部次长兼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肖毅肃等人已经等候在停机口前，静待卢汉等人的飞机降落。
随着“294号”飞机在跑道上滑行停止在停机位上，舱门被打开，经过几个小时颠簸的卢汉等人出现在了飞机的舷梯上。
随后，在黄少谷和蒋经国的陪同下，卢汉一行没有做任何休息，直接从白市驿机场赶往蒋介石在重庆的官邸山洞林园，去拜见蒋介石。
脱险归昆明
9月6日，傍晚，山洞林园。
蒋介石终于见到了自己多次“邀请”前来而一直“推说有事”没有来的卢汉。
“永蘅老弟，这一路上辛苦了！”满脸笑容的蒋介石，一改往日严肃的表情，和蔼地向卢汉打招呼。
卢汉赶紧答道：“卑职无能，辜负了总裁的期望，没有能够管控住滇省的局面，导致省内外谣言四起（指香港各大报刊报道‘龙云策动云南起义’消息引发的议论），民心惶惶。”
说到这里，卢汉停顿了一下，接着道：“这次前来重庆，特向总裁提出辞呈，卑职愿意以后常驻重庆，随时听从总裁的教诲。”
“卢主席，这是说到那里去了！”张群接过了话茬：“永蘅老弟可是滇省的顶梁柱，岂能说如此丧气之语。这次总裁从台湾亲临重庆，指挥西南防御作战，离不开老弟你呀！”
“岳军（张群字岳军）说的没错。我这次来重庆坚守西南，就是要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重夺已失之地。”蒋介石侃侃而谈：“整个西南防卫战，滇省作为后方，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不能出乱子，这一点我相信你永蘅老弟还是有能力的。”
听到这里，卢汉一路上悬着的心才慢慢地平静了下来。“在当前的形势下，老蒋还需要借助我稳住云南。”他心里暗暗想道：“看来，这次重庆之行不会有太大的危险了。”
当天晚上，一场盛大的欢迎宴会在张群、蒋经国等人的主持下举行，主宾两方举杯言欢，一派祥和的景象。
9月7日，受蒋介石的委托，张群、蒋经国、肖毅肃继续同卢汉商谈关于滇省如何部署的事宜。
“永蘅老弟，为了统一之行蒋总裁的‘西南防守战略’，滇省必须服从中央的领导，这是一个大前提啊！”张群说道：“这个要求还希望你多多理解与支持啊！”
“这个是肯定的。”卢汉并没有过多地在这个虚的问题上与张群等人纠缠。
“那么，我们有几点具体的要求：一是取消云南省参议会；二是逮捕杨杰、杨青田等100余名通共分子；三是查封一批报馆和学校；四是改组云南省政府；五是武力消灭解放军滇桂黔边区游击纵队......”蒋经国将早已拟好的要求和条件一条条念了出来。
“刚才提的几条倒不是不可以接受，但诸位也知道，滇省目前军权受限，军队数量不多，恐怕一下子难以同时执行这么多任务啊。”卢汉哭起了穷。
随后，双方你来我往，讨价还价。最后的结果是：蒋介石任命卢汉为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将国民党中央在滇机关和驻滇部队拨归卢汉领导指挥。
同时，允许卢汉将云南保安部队扩编为两个军，从财政部拨了一大笔款项支持卢汉的工作。而卢汉呢，接受了蒋介石的要求，返回昆明后立刻进行“整肃”。
9月8日，卢汉一行人返回昆明，给这次有惊无险的重庆之行画上了句号。
特务来了
9月8日，紧紧跟随返回昆明的卢汉的脚步，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区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也率领大批特务来到昆明。任务就是同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一起，在昆明展开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大逮捕行动。
这其中国民党的爱国将领、原陆军大学校长杨杰成为特务们首要逮捕的目标。
杨杰，白族，云南大理人。他出身于滇军，曾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后出任陆军大学教育长和驻苏联大使，因倾向革命，放言无忌而被蒋介石下令暗杀。
所幸这次杨杰早有防备，已经提前秘密前往了香港，让徐远举扑了个空。但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9月9日，特务们疯狂的逮捕行动开始。他们有恃无恐地直接闯入省政府、省参议会等政府机构，以及工厂、学校等场所，对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实行逮捕。这样的行动，一直持续到9月11日。
与此同时，昆明的《正义报》、《观察报》、《复兴晚报》等一些在当地有影响力的民营报社，遭到了国民党宪兵队的查封。社长、编辑、记者等数十人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抓进了监狱。
一时间，昆明就剩下了《中央日报》和《民国日报》两家报馆。这直接导致原本政治环境比较宽松的昆明，一下子变成了人间炼狱，监狱里塞满了人。
国民党特务在昆明的猖狂举动，引起了中共云南地下党的强力反击。9月中旬，他们通过关系转告卢汉：让军统特务和宪兵再这样大肆逮捕革命群众，是非常危险的，希望他能积极解救被捕群众。
毕竟云南省还是在卢汉的管辖之下，特务们这样肆无忌惮的行动，早已惹起当地的不满。于是，卢汉便采取行动，用一个字“拖”来对付国民党特务。
与毛人凤交锋
也许是蒋介石对昆明的“整肃”不满意，不久之后，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竟然亲自来到了昆明，不知道是不是奉了蒋介石的命令。
毛人凤来昆明的目的就是准备对被捕人员进行屠杀，并借此找出隐藏在暗处的共产党地下组织。
但结果却让他十分失望，一点有关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线索都没有找到。无奈之下，他只得下令对被逮捕的人乱加罪名，例如“与共产党私底下联系”、“进行非法宣传”、“不满政府”等，有的人被强行判了死刑，有的人被判了无期徒刑等等。
9月30日，宪兵13团团长王栩拿着“死刑犯”的花名册，找到昆明市警察局局长曾恕怀，要盖“批准”的印章。
曾恕怀一看一下子要杀200多人，不敢做主盖章，立即就去找卢汉汇报
“反正最后都要送到我这里来批准，你就盖章好了。”卢汉说道。
第二天，王栩见曾恕怀盖好章之后，便拉着他带着申请报告和花名册去见卢汉。听完他们的汇报后，卢汉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你们先回去吧，我会处理的。”
本来毛人凤就等着卢汉批准后借刀杀人，自己押解这些“重犯”回重庆枪毙，却可以让卢汉背上屠杀共产党的罪名。
但卢汉早已识破了毛人凤背后暗藏的杀机，就一直拖着，不批示不推进，让身在昆明的毛人凤心急火燎，如坐针毡。
八天以后，毛人凤再也坐不住了。他直接找到卢汉，追问他“死刑犯”花名册批示一事到底怎么考虑的。
“毛兄，这一次要杀200多人，数量太多了。”卢汉推延道：“我看了一下案由，有不少罪证不足，如果草率处理的话，恐怕难以堵住昆明人士的嘴。”
“你看，是否再考虑一下呢？”卢汉以柔克刚，跟毛人凤打起了太极拳。
毛人凤见卢汉是死活泼不进水，只好无奈而去，但心中已是颇为不满。只是他碍于蒋介石目前需要器重、依赖卢汉，所以也不便发火，有其他进一步的举动。
无奈之下，特务们只好将名单中的“重犯”减到120余人，再次呈报了上去，但卢汉仍然认为数目过多，依然没有批复，惹得毛人凤再次登府询问，结果同第一次一样。
最后，毛人凤一减再减，将要杀的人减少到40个。此时卢汉仍然认为太多，并且这次命令云南绥靖公署军法处杨振兴，与沈醉一起去挨个复查。这样一来，时间又被拖延了下去。
就这样，在卢汉的一拖再拖之下，毛人凤在昆明待了一个多月，一直动不了手。本想大开杀戒的他，怀揣着郁闷，最后不得不因川东时局紧张而匆匆离开了昆明。
毛人凤再次无功而返
毛人凤一走，剩下的保密局特务分子们更没有能力推进事情向他们想要的方向发展了。
就这样，一直拖到了11月3日，李宗仁和张群到云南巡视，事情开始有了转机。
“党国走到今天如此的境地，蒋介石、陈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李宗仁对卢汉说道：“你要跟着我走‘第三条路线’（注释：20世纪初由庇护十一世提出，他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也不合适，希望找到走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中间的“第三条道路”）。”
卢汉抓住这个机会，向李宗仁提出对政治犯予以从宽处理的要求，来安抚民心。同时，请出在昆明的国民党元老李根源、周钟岳等，找李宗仁说情。
此时的李宗仁顺水推舟，给卢汉和当地的官员送了一个认清，当即以“国民党代总统”的身份，在昆明民众团体呈递上来的“请愿书”上批示道：
“罪无可赦、情有可原，准予从宽处理。”
拿到批示的卢汉，随即就安排人将国民党特务借着“整肃”由头抓捕的人员全部释放了。
11月中旬，得知消息的蒋介石，再次派毛人凤气势汹汹地赶赴昆明，找卢汉讨要一个说法。
只可惜，卢汉以“有病在身，不便见人”为由头，拒绝了毛人凤的求见。
云南这个大后方还得依仗卢汉来主持，所以毛人凤也无可奈何。在等待数日之后，见不可能有进展，这位保密局长只好掉头，再次无功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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