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熙行旅图局部
行 道 与 道 行
柯小刚（无竟寓）
中国历代正史采用司马迁创始的纪传体，很能体现中国文化的个体本位特点。史撰的目的自然是要构建历史，但历史之为历史的本质，在纪传体的史撰传统中却不是被理解为一个连续的过程，而是被理解为一个一个从生到死的具体个人的经历。一个人是有生死的，一个朝代也是有生死的。要想了解一个朝代的生死历程，必须通过一个一个具体人物的生死行状来叠加形成一个时代的印象。在纪传体史撰中，同一个大历史事件，会从不同传主的角度分别侧显出来。至于这个历史事件的终始本末，却需要综合许多人的传记而构建起来。这意味着，中国历史的主流撰述传统是以个人为本位的，而不是以大写的历史元叙事为出发点的。所以，中国历史的时间性是具身性的生命存在的时间性，其空间则是具身性的有情境和视角的空间性。
道亦如是。为什么中国思想自始就取象于道，以道为终极实在的命名？因为道与人、道与器有着极强的相即性。道总是为人之道、治国之道、翰墨之道、烹饪之道……“道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中庸》），“道可道也，非常道也”（《老子》首章）。离开具体的人、物、行动和事情而言道，则道恰恰成为对象性的物，而不再是道。庄子曰：“道行之而成”（《齐物论》），简洁地概括了道的具身性和实践性本质。甚至鲁迅的名言“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故乡》），也揭示了同样的道理。宋儒喜谈天理，而又自称道学。实际上后者是比前者更本质的命名。理之本义是玉石文理，则天理之所以然仍在天道之行迹。
《易》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系辞上》）被现代人割裂出来，用以翻译Metaphysics，使道成为eidos或logos一样超越形器之上的终极实在，实在是对道的严重误解。在《易传》原文语境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与“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并列，构成一个完整的论述。根据互文见义的语感可知，“形”“上”“下”等字眼既与“化”“裁”“推”“行”“举”“错（措）”等动词出现在相应的位置，则“形”“上”“下”也是动词，指气化成形的过程中，上焉者谓之道，下焉者谓之器。上焉者并非无形，而是形而未已，气化未央；下焉者并非一形永形，而是客形暂驻。无论道、器，都在“形而上”“形而下”的“而上”“而下”中而上而下，而道而器，即上即下，即道即器。所以，“道”“器”二字亦如其所对应的“变”“通”“事业”一样，同样也都是动词。
庄子云：“行于万物者，道也”（《庄子·天地》）。这意味着道不只是所行，更是能行。“行”本来就是“道”字中内在固有的构字部件，如金文《散氏盘》中的“道”字写做：
就是一个脑袋和一只脚趾处在象征十字路口的“行”字之中。“行”本身亦如“道”，既是所行（xíng）之行（háng），也是能行（xíng）于行（háng）的行（xíng）之能力。从能行之义出发，再思“道行之而成”，或许另有一层深意，即“行之而成”之“行”可能不只是行道之行，而且首先更是道行之行，即道自身的能动性本原。道不只是被行走而后成道，而是“道自道” （《中庸》） 或海德格尔所谓Be-wegung （道路开辟） 方才使道成其为道路，然后才使行道成为可能。道路作为行道之具，与道之为能行于万物之中的能动性本原，就这样结合在道的简单命名之中。也就是说，无须道外之器，就道自身而言就已经是道器相即的。道行与行道，或道之为能行之本与道之为可行之器，不可分割地共存于一道之中。庄子云：“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 （《庄子·在宥》） 。本原的道之为一之所以“不可不易”而为万事万物，是因为道本身就是变易不居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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