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在即，被誉为“中国先锋派文学代表人物”的残雪，听说再度位居国外某个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榜的第一名。尽管那类榜单均系欧美一些博彩公司推出，咱们也不知道她通过什么途径登上的，但不容置疑的是，她又一次成为了国内文学圈的“热门人物”。
提起残雪，据说诺贝尔文学奖原评委马悦然曾称赞她为“中国的卡夫卡”，但真正了解卡夫卡小说的，都会对这种“称赞”提出质疑，因为她的小说与卡夫卡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倒与“开创中国小说界‘以形式为内容’风气”的马原纯属同类，只是马原已放弃，她还在坚持。
对于残雪的那类小说，早在2006年，本人也尝试过一篇，题为《到处是谜》，发表在《青年作家》2007年第1期，记得还作为当期小说头条被推出，但事后觉得颇为无聊，就舍弃了再次尝试，继续走“以‘批判’为主、‘荒诞’为副”的“荒诞派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
时隔7年之后，因发表环境的不容乐观，本人将原先坚持的创作模式调整为“以‘荒诞’为主，‘批判’为副”，创作了短篇小说《这怎么可能》，与短篇小说《六楼的那个露台》及创作谈《我小说中的三个关键词》，作为专辑，刊登在《都市》2014年第7期“实力榜”。
如果说，《到处是谜》只是对先锋小说形式上的模仿，那么《这怎么可能》应该算是后现代小说的“中国实践”。后来，本人又陆续创作了《错案》（2014）、《跳动的耳朵》（2016）、《在劫难逃》（2017）、《伤口》（2019）等短篇小说，但适当地减弱了“后现代味”。
不好意思，有点扯远了，再回到开头的话题，在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即将提晓之际，本人计划陆续推送自己多年前创作的几篇具有“中国式后现代味”的短篇小说，以与广大国内小说创作者探讨：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路在何方？怎样才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小说之路？
——卢江良，2024.10.8于杭州
（图片源自网络）
到处是谜
□卢江良
我走进单位所在大楼的电梯间时，有一个人热情地向我打了个招呼。这是一个矮胖的男子，四十岁上下的年纪，黑乎乎的脸凹而圆，眼睛眯得很厉害。那长相有种说不清的味道，如果一定要叫他当演员，估计适合演的只能是坏蛋。但奇怪的是，通过他的表情，你又感觉不到他的坏，相反还能觉察出他的厚道来。
这个“坏蛋”给我的感觉似曾相识，但我又记不起他到底是谁，或者在什么地方碰到过。去仔细询问又觉得没必要，毕竟只是打了一个招呼，何必大动干勾去寻根问底。于是，只是客套地应付了一下。可他好像对我很了解，说卢小米经常跟他提到我。他说的卢小米是我家邻居，这说明他跟卢小米很熟，看样子经常混在一起。
由于听他的口气好像跟我挺熟，我就更不好意思问他是谁了，怕给他留下一种“贵人多忘事”的印象，但心头却在无形中凝了一个结，不住地思忖他到底是谁呢？我挖空心思地回忆，可除了确实似曾相识之外，回忆不出其他顶点东西来。这时，电梯到了我单位所在的楼层，我只好礼节性跟他道了个别，然后走出来。
事情本来就这样过去了，但因为他的长相实在太特别，竟然根深蒂固地留在我的脑海里，而且总会时不时地浮现在眼前，这又不得不让我费尽脑汁想，他到底是谁，或者在什么地方碰到过。但令我苦恼的是，我依然一点也回想不起来。花功夫去打听吧，又觉得没必要，毕竟他只跟我乘电梯里打了个招呼，攀谈了几句。
正在这时，“五•一”节到了，父母从乡下来我处。某次闲聊时，我突然又记起“坏蛋”来，问父母村里有没有这么个人？父母根据我的描述，在脑海里搜刮了一下，报出了几个名字。但遗憾的是我都没听说过。我初中毕业后一直在外面，没认识多少村里人，即使认识也不一定知道名字，所以人与名无法对上号。
谜还是存在，而且无法解开，正当我不再抱希望时，“坏蛋”突然再次出现。他当起了我们单位大楼的保安，每天在大楼的大堂上班，跟他搭班的是个瘦高个，两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再现，使我兴奋异常，可见我是个善于探秘的人。但我没在他面前表露，因为这只属于我私人的心结，跟他其实关系不大。
所以，他出现在大堂的第一天，我们只是简单地互打了招呼，没有进行实质性的聊天。我本打算第二天跟他套个近乎，趁机打探一下他到底是谁，怎么会跟我认识的。但遗憾的是，那天实在太忙了，根本抽不出时间来，最终只是互打了一声招呼。接下来的几天里，我空闲了下来，但见他好像很忙，又不好去打扰。
终于，机会来了。某一天中午，我刚吃完饭回来，他突然喊住了我。他是用我们老家方言喊我的，而且喊的是我儿时的小名。这说明他笃定是我同村人，而且从小就对我很熟识。我走近去的时候，他旁边的瘦高个，暂且叫他“瘦猴”吧，从抽屉里取出一封信，很显然那是寄给我的。于是，我跟“坏蛋”正式聊天。
因为是第一次跟他聊天，我自然不能冒昧地探问，只是说些客套性的话语，譬如问他在此做得是否习惯，目前的收入情况怎么样。在跟“坏蛋”交谈时，“瘦猴”一直忙个不停，但他时不时瞅我一眼，看得出是在用心听。只是在整个过程中，他始终保持着缄默。这也可以看出，“瘦猴”不爱说话，但不失热情。
后来，跟“坏蛋”接触久了，聊得开始多起来。尽管我没认真问过他是谁，但还是知道了他的姓名，以及他家在我村的方位。只是我很少在村里走动，不太搞得清具体的位置。但他跟我同村，且跟我家很熟，这已经确信无疑，因为他聊到了我儿时的细节。我们热聊的时候，“瘦猴”从未插过嘴，只是在旁听。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国庆就到了。我回老家去过节，又谈及了“坏蛋”，说他现在我们那边当保安。父母还依稀记得我曾问过他们，异口同声地问知道他是谁了吗。我报出了“坏蛋”的大名，父母一下子恍然大悟，不约而同地说：“哦，原来是他呀。”可稍后，母亲提出了异议：“可你上次描述的不像他呀。”
我再次向父母描述“坏蛋”的长相，但父母未等我说完就不住地摇头，一致认定我描述的根本不是同村的那个人。我思索了一会，问：“会不会变样了？”他们成竹在胸地加以了否定。为了证明他们说的可靠性，父亲还举了一个实例以佐证，说他年初刚见到过他，当时还抽了他给的烟，不会这么快就变样。
我怀疑自己听错了“坏蛋”的大名，但为彻底消解心头的疑问，又提供了“坏蛋”所说的家的方位，继续询问“坏蛋”到底会是谁。父母根据我提供的，反复排了几遍后，满腹狐疑地说：“还是冯义峰家呀！”我认为这好像不太可能，因为冯义峰就是“坏蛋”的大名。父母又仔细核实了一遍，结果还是一个样。
谜，再次出现。过完国庆节，我返身回城。上班第一天，正准备询问，发现保安已换。问新来的保安，以前的去哪了？他们摇着头说，他们也不知道。后来才搞清楚，大楼物业管理已易主，在国庆期间作了交接。“坏蛋”是老物业公司的人，公司换了自然也就调走了。至于去了哪里，新来的都不得而知。
这以后的日子里，那个谜不时地困扰我。我曾无数次分析，“坏蛋”与冯义峰间到底存在什么关系？“坏蛋”是不是冯义峰本人？如果不是，那他又是谁呢？这些层出不穷的疑问，让我感到非常头痛。但头痛归头痛，谜依然是谜。随着“坏蛋”的突然失踪，一切破解的“钥匙”都丢失了，再也打不开那把“锁”。
正当我对解谜近乎绝望的时候，“坏蛋”又破天荒地出现在我的面前。那是临近元旦的一天晚上，我骑单车下班回住处，很不幸半路上链条脱了。我正蹲在街边上链条，有个男的喊了我一声。我抬起头来一看，不由地惊喜万分！这个男的不是别人，正是我苦寻的“坏蛋”。他站在我身边，正眯着眼看着我。
我顾不上上链条，立马站起身来。这次，我再也把控不住情绪，紧紧地拉住了他的手，惟恐他又突然消失似的。他显然迷惑于我的热情，表现出了手足无措的局促。但我不再顾及他的感受，热情地跟他攀谈。为了破解那个谜，我还编了个谎：“我国庆回老家，去找过你的家。没找到呢！你家是不是搬地方了？”
话音还未落，“坏蛋”就一脸迷惑。他皱着眉头，喃喃自语：“我们不是同村的吧。”我问：“你家不在乌石村？”他用力地摇头。我问他家在哪个地方？他报出了一个陌生的地名，那地方在其他一个省份。我一下子懵了，忍不住说：“你上次不是聊到我儿时的事？”他不知所以然地说：“没有呀，我没聊过呀！”
我陷入了更深的谜渊，紧张地问：“你是不是叫冯义峰？”他又一次摇头，说他叫“郑麦大”。但他报的这个姓名，我根本前所未闻。我怀疑自己是否认错了人？但根据他刚才先招呼我这一点，他应该就是我以前认识的“坏蛋”。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问：“你是不是在经贸大楼当过保安？”对此，他予以肯定。
后来“坏蛋”告辞了，但我的困惑越来越深。我无心再上链条，推着单车步行回住处。在这一路上，我费劲地回忆。但回忆起来的，依然跟记着的相一致。“坏蛋”确实跟我说过他家在村里的方位，以及聊到过我儿时的细节。可刚才他怎么又都一口否认呢？而且否认的时候态度真诚，不太像掺杂着欺骗的成分。
我不清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莫非我所回忆的都是梦境？但细想了以后，又觉得不可能。梦境再怎么样逼真，也不至于到这种程度。那“坏蛋”到底是谁呢？他不是冯义峰，这一点已确定。但他在我们单位大楼当保安前，又是通过什么途径认识我的呢？因为刚才的谈话表明，我们两家根本不在同村，并且相距遥远。
这时，有一个人在我脑海浮现，他就是我的邻居卢小米。我清晰地记得，“坏蛋”在跟我闲聊的时候，曾经多次提到过卢小米，说他也经常跟他提到我。那么，“坏蛋”当时聊到我儿时的细节时，是不是借用了卢小米的口吻呢？依照目前的情况，要想破解这个谜，只能求助于卢小米了。他成了这个谜的惟一突破口。
于是，我赶紧打电话到老家，问来了卢小米的手机。打通卢小米的手机时，卢小米感到很意外，问我有什么事找他。我问他认不认识郑麦大？他说：“你问的是冯义峰吧？他经常在我面前提起你。”我说是郑麦大呀。他把握十足地说：“你肯定搞错了，你认识的应该是冯义峰，他在你们单位的大楼那边当过保安。”
我问卢小米现在在哪，准备此刻找上门去，让他给我指认一下冯义峰，看他到底是不是“坏蛋”？但是非常不巧，卢小米告诉我，他昨天刚离开这里。我问他要冯义峰的电话，他说等我一下我找找。过了一会儿，他遗憾地告诉我，他忘了留他的电话。他问我找他是否有急事？我说没。他就说，那下次再告吧。
跟卢小米通完电话，谜依然层出不穷。假如经卢小米指认，冯义峰就是“坏蛋”，那卢小米怎么又说他跟我们同村呢？刚才“坏蛋”就明确表示他家在外省。倘若冯义峰不是“坏蛋”，那冯义峰又会是谁呢？在我单位所在的大楼保安中，跟我闲聊过的只有“坏蛋”，在我面前经常提到卢小米的也只有“坏蛋”。
带着无数的谜，捱过了近二个月，春节终于来临。我到老家去过年，回到老家的第一天，就碰上了卢小米。我自然谈起了那件事，问：“冯义峰会不会还有一个名字叫郑麦大？”卢小米说好像没这回事。我要他给我描述郑麦大的长相，卢小米颇不耐烦地对我说，描什么描呀，他现在在家，我领你去看一下就是了。
于是，卢小米领着我去冯义峰家。我们到达的方位，正是“坏蛋”告诉我的。卢小米敲门的时候，我想如果出来的是“坏蛋”，那说明这狗日的故意在玩我。但想想也不对，如果真是“坏蛋”，父母应该是认识的，当初怎么会一致否定？因为我当时告诉他们的方位，跟现在到来的完全一致，父母应该轻易不会搞错。
这时，冯义峰家的门开了，里面探出个脑袋来，我见状大吃一惊。那人不是别人，居然是“瘦猴”！我蹊跷地问：“你是冯义峰？”“瘦猴”点点头。“哪跟你搭班的呢？”“他叫郑麦大。”我说：“你好像不太爱说话，当时跟我聊的都是郑麦大。”“瘦猴”露出惊讶之色：“你搞错了吧，跟你聊的是我，郑麦大不怎么说话。”
见我半信半疑，“瘦猴”举例说明：“我第一次见到你，是在大楼的电梯间，我跟你打了个招呼，你好像不怎么认识我。后来我在那边当保安了，我跟你聊过好几次天，我告诉过你我家的方位，还跟你聊过你小时候的事情。”末了，失望地问：“你这么快就忘了？”我不知该说些什么，沉默了下来，心头掠过一阵恐慌。
这以后的日子里，我一直纠缠着那些事，始终想不明白：“坏蛋”怎么变成了郑麦大？冯义峰又怎么会是“瘦猴”呢？而且可怕的是，在电梯间跟我打招呼和曾经数次跟我聊天的，明明都是“坏蛋”，怎么后来“坏蛋”都否认了，“瘦猴”又都揽了过去？这是不是一场人为的游戏？可看样子他们又都不像那种爱“玩”的人。
我怀疑自己的精神出了问题，于是瞒着所有人去看心理门诊。我向医生叙述了自己的遭遇，医生耐心地听我讲完之后，问了我无数道测试题，还给我做了脑细胞透视。末了，得出结论：一切正常！我怀疑诊断有误，换了几家医院，但结论保持一致。后来我不再去求医，但那个谜始终纠缠着我，使我沉沦在痛苦的深渊里。
2006.10.16于杭州
卢江良：凭着良知孤独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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