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家,为九流之一 ,大概始见于《汉书·艺文志》。《二 十五史》既然沦陷虹口故居,手头无书可翻,只得请教《辞源》。民国十九年七月二十版戊种《辞源》戌部一五四页,有杂家一条:九流之一 .《汉书·艺文志》‘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后世著录家,沿其名而变其意,于寥寥不能成类者,并入杂家。
而杂家之义益广。四库书目,从黄虞稷说,于杂家厘为六类:立说者,谓之杂学;辨证者,谓之杂考;议论而兼叙述者,谓之杂说;旁究物理,胪陈纤琐者,谓之杂品;类辑旧文,涂兼众轨者,谓之杂纂;合刻诸书,不名一体者,谓之杂编。
这么看来,杂之为义大矣哉,是直森罗万象,无所不包。
后有作者,有所谓“杂拌儿”,大概也应该归入于杂家之流吧。
但追源溯流,杂家总是出于议官;所谓兼儒墨而合名法,不过指议论的内容,包括伦理道德与名学法律而已。杂家虽杂,还是“王官”出身,岂不懿欤盛哉。
近世的杂文家,是否可算杂家,高攀王官,那我无法断定。但据“我的朋友” 孔另境先生说,文艺杂感乃是文艺工作者对政治现象警觉性的表现,这和班固先生所谓“出于议官”的议官的职司,可谓“不谋而合”。杂文家找到这样好的来历,大可对反对杂文者扬眉吐气一下了。
自有文艺杂感出世,作者风起云涌。鲁迅先生在日,已有徐懋庸先生的《打杂集》出版。徐先生杂文,散见报章杂志,拜诵之下,颇觉欣慰,与“我的朋友”唐弢先生的,可称双璧。但我更爱的,倒不是徐先生的文字,而是这集子的名字。
“打杂”,这是个多么响亮的名字。乡野鄙夫,俚俗不文,打杂一词,是否别有出处,不得而知。但我乡婚丧大事之间,确有“打杂”一门工作。大抵乡间,类多聚族而居,故富裕之家,一有婚丧庆吊,便成滔天大事。首先将执事人等名单,高揭要路口上。其间名目繁多,有总管、库房、厨司、行堂,有小菜房、挑水、烧火、请客;而打杂也是其中之一 .总管,库房,必须长衫中人,一村之中,可当此职者,大概不多;厨司业府专门,他人代庖不得。小菜房分配作料,大有关键,例须主人的请客。
请客大都由堕民专办,吾乡堕民,副业抬轿,两腿训练有素,跑来自然快速,便于招请客人。烧火、挑水,则总是主人的女佣长工。只有行堂,则必须挑选一村中的青壮好汉担任。打杂次之,虽同为青壮好汉,但还必须有好性气。
打杂职无专司,因之人人都可差动,人人是他上司。美其名,也可说是“公仆”。
中山先生说,总统者人民之公仆也。
打杂也可说是无冕的皇帝了。厨司要宰猪羊,他得按住猪腿羊脚,帮同厨司屠杀;屠杀之后,又得帮同拔毛。厨房缺水,长工躲在暗角,喝酒自乐,打杂也得拿起桶担,往溪头汲水。
女佣偶告内急,灶门须得加柴,打杂更须替差。总管要找某项执事人员,一时缺出,也就在堂前大呼“打杂!打杂!”不置。看来打杂本领,真是无所不能,实则一无所能,正腔不唱,帮闲而已。
筵宴既开,桥头三叔,携杖而来。此辈三叔,“送人情则顶多二角,喝老酒则起码三斤。”高坐堂上,望眼四瞩,一等吹打手前奏一曲完了,总管一声吆喝:“出菜!”
便如“速于置邮而传命”,一直传到厨房。行堂们大多身系短前围,捎着红抹布一条。
丧事则用白布,且戴白帽,各持铜盘,蜂拥而至灶前,让厨司将大碗鱼肉,一一在盘中摆定,然后鱼贯而出,经过长弄,为首的一声謦咳,吹打手乐声齐作,于是声势一变,行堂神采焕发,高擎铜盘,赳赳桓桓,直向筵席桌上扑去。不管菜席如何,此中威风,正如乡谚所谓“萝菔芋艿羹,小唱拉拉响”也。而这里有时,也有我们的打杂一份。
但如果行堂人多,不必打杂出手,则也只好暗站壁角,嘻开笑脸,用红抹布抹抹嘴脸和手,羡煞别人的威风十足。
然而吹打手上那桌小菜,偶因行堂盘中不够分配,还须打杂担当,双手捧上。
以打杂而自感病足的,那只有是老于打杂的人。比如我们村里的打杂,没有一次婚丧大事不是财发黄胖担当的。我虽有时为他感到孤寂,然而却也着实佩服他奉命惟谨不竞骄荣的精神。
是不是因为他有打杂精神,所以他的家,也成了“杂家”。他是我们三房里尚书太公的子孙,人丁不旺,是个自耕农,住在尚书第左厢的一间破楼房里。一村的青年,每当忙种与收获以后,农事空暇,就麇集他家。或打麻将牌九 ,或吹笛拉琴,任意所欲。他并不热情招待,但也来者不拒。一 天嘻着黄脸,逢人作笑。看他那两只下卸的肩膀和竖不起项骨的脑袋,那真可说是一团和气。他既不会打牌,也不会吹拉,然而极愿有人在他家里打牌吹拉。在他是处若无事。有时,这些农村青年,豪兴大发,共议窃鸡攘羊,来他家里偷杀煮吃,他也并不阻止;且还照例共分一杯羹。他是既不劝人为善,也不防人为恶,善恶之辨,在他实不甚了然。然而村间富户,却也有所指摘,曰:“贼窝家。”“杂家”一变而为“贼窝家”,这虽并不偶然,但实在是有点悲剧性的。好在僻壤之区,并无所谓“农村政权”,而且既非长衫中人,也无窃权嫌疑,说他收买人心,植党营私,抬高自己地位,图谋不轨,等等等等,大概是不会有的。
在我对于这样的打杂家,并不完全尊敬。因为早已读过《孟子》:“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是非善恶,我是有所较量的。但我确不很反对农村青年窃鸡攘羊共分杯羹这一种乐事。
这倒并不是为了我们书房里教师,也曾让学生到田里去偷豆荚,煮着共吃,以为上有所行,下必有所效,将我们打杂家的罪开脱了。苦后作乐,我是颇为赞成战士有偶一涉足舞场的权利。虽然年过而立,自己确实没有喝过威士忌,没有上过跳舞场,偶与友朋三四 ,聊作“叶子之戏”,已觉人生至乐,尽于此矣,不复有其他妄想。
但我不愿以自己作为标准尺,而衡量一切。人有所短,亦有所长,天下皆圣贤,酒保自亦“之乎者也”了。引其所长,而略其所短,我们打杂家的优容态度,并不是全可非议的。
我们的打杂家,并不放弃他自己的本位工作。是个自耕农,一家夫妇两口,种上五亩田,已够一家开支,余暇之时,又专给殷户打忙月,工作的得力,却也人人称道。
便是田头完工,也爱拾一粪桶的稻株,担着回家,让主人去作煅灰资料。借以肥田。
人我之分,在他大概不很了然。工钱也不居奇,总照市价计算,自己有吃有穿,更不急急追讨。诸葛孔明所谓“宁静致远,淡泊明志”,我们这位打杂家,“庶几近之”了。
但我们的打杂家,毕竟不是专家,虽为尚书子孙,本人是无议官之职的。衣穿既是短打,又复黄脸而貌不扬,连出入乡校的资格都没有的。乡校者,子产所谓 “议政之堂也”。
我们的打杂家,却是与世无涉,与人无争;你吃你的饭,我种我的田,若要帮忙,一样卖他的力,如此而已。
二十岁的时候,我开始读《红楼梦》,知世间尚有宝玉其人,而且被称为“无事忙”的。据说青年男女,一读《红楼梦》便而发昏入迷者,不在少数。海宁蒋瑞藻作《红楼梦考证》,且举实例,谓有一女子因读《红楼梦》得病,而大呼宝哥哥以死者。
然则男子之间,因读《红楼梦》而大呼林妹妹得病以死者,想亦不乏其人。此种尤二姐、贾瑞行径,我并不同意。我本来自田间,并不企望宝玉那样艳福,倒是偶读《聊斋志异》,颇觉狐仙着实可爱,因她无门阀之分,颇肯下怜贫士。然而,我总敬爱宝玉,还肯“无事忙”,“无事”而“忙”,那已可见“事不由己,忙为他人”。这与我们打杂家的精神,颇有部分相通之处。宝玉以一公子身份,便对婢子下人,也肯低首下心,“拳拳服膺”。虽然也因此闯出大祸,相互吃醋起来,晴雯以是而死,但宝玉毕竟无何罪过,坏在别人小心眼儿。忍住自己一切怨屈,专替别人顶罪招怨,如此而曰“情圣”,毕竟是个“情圣”。如其我们一面叫宝玉是个 “情圣”,而一面却暗指他是“吃豆腐大家”,那我真要为宝玉叫冤了。宝玉的悲剧的结局,大家都很了然:爱不由己,婚须“钦定”,才有杰出,事无专成。还得争得一领青衿,为祖宗撑门面,然后才出家了事。“无事”而“忙”,终于“有事” 而“亡”。“无所为而为”的精神,大概在现社会是不受欢迎的。宝玉也就不得不被迫而有所为而无所为了!一入空门,皆大欢喜,呜呼宝玉,伏维尚飨。
后百年有所谓文坛上的“华威先生”出世。据归蓬先生的定义,姓文的“华威先生”是这样的:譬如:有些作家今天结社,明天茶话,一下担任杂志编辑,一下荣膺副刊主笔,大杂志上写文章 ,名副刊上登诗篇,上午演讲,下午观剧,昨宵沉醉维也纳,今朝快读莎士比,笔底下是鲜血淋漓,嘴面上是努力杀贼,气宇风度,皆不愧为文化的战士,中华民族的“标准男儿”;实质是同“华威先生”一样,虚荣与伪善,为青年人所失却信仰,命运的悲衷与“华威先生”又无二致。
那是再也不能有所加添了,便是寥寥几句,已足抵过张天翼的一篇小说,更不须“有芥川龙之介那样深刻照晰的一支笔”,来“刻划文坛上的‘华威先生’ 的脸谱”了。
人是有以别人的工作,作为自己讥讽资料的权利的。我非“专制魔王”,何敢剥夺此项权利。自打杂家,无事忙,以至文华威先生,一串响铃,叫过我们耳边,我们也只有震惊而已。但不能直面人生,深入战斗,以冷眼旁观,为标准工作,抽烟之余,讥讽杂出,快意当前,胜利在握。对这样庄子门徒,我也只有五体投地而已。然而,庄子也已说过:“每下愈况”——不是“每况愈下”。——庄子门徒,毕竟已无庄子心境了。“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鵷雏,子知之乎?
夫鵷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鵷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耶?‘”庄子是本“无所为”,亦无“而为”;而庄子门徒,却有所为——欲相梁而不得,便作此无所为的超然的议论了。此之谓“一代不如一代”。杂志副刊编得出,文章诗篇写得成,演讲有人请,莎士比读得下,则虽曰“不行”,较之空口说白话者,盖已胜过万万。
事无大小,功无巨细,能尽一分力,便尽一分;成功不自我始,王位且让他人,莫作壁上观,且为人下人,不必妄论虎子,先当跳入虎穴,然后论事看人,方无毫厘之差。否则,我们的打杂家,无事忙以及“文华威先生”,也只好唱他《黍离》一曲了。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原载《鲁迅风》第六期,1939年2月15日(署名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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