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丑丑
朱夏是朱炳和夏生兰唯一的儿子，生于1967年。
2023年初疫情刚结束，新年的第二天，朱夏开了家咖啡厅，取名“0号”。
0号咖啡厅位于昆明翠湖边的文林街20号。
朱夏说，全世界每条街的门牌号都是从1号开始，没有0号。但每个人的人生，其实都是从0开始，终又归于0。
0号咖啡馆一开张便生意火爆，成为昆明很多文艺中青年聚会打卡的场所。
2023年7月下旬，我去0号咖啡馆见朱夏。
午后的翠湖边依旧人群熙攘，咫尺外的文林街却显得很清静。这是一条老街，狭窄蜿蜒。“0号咖啡”的招牌很醒目，临街是巨大的落地玻璃窗。
推开门，服务生的问候温文尔雅，有几桌客人正轻声细语地交谈。每面墙上都挂了不止一幅油画。
阳光透过落地玻璃照进来，皮质的沙发闪着厚重的光泽，感觉像走进了欧洲某间古老的咖啡馆。
一路赶来那颗浮躁的心，突然就静下来了，像被什么轻轻抚过一般，安宁而沉静。
朱夏为我叫了甜点。我很好奇。0号咖啡让人有一种安定的力量。
朱夏说：“因为墙上挂了20张我母亲的画。”
我对面是一幅阳光下的小雏菊，插在褐色的陶罐里。
这是夏生兰的画。竟然就这么随便地挂在咖啡馆的墙上。
我终于明白，一踏进来，为何感觉这个空间与众不同
关于朱炳和夏生兰的故事，江湖上有很多传闻。
朱炳和夏生兰，都是油画家，云南省高级工艺美术大师。
大学里相恋，从此相知相伴，一生琴瑟相和。
听很多人说过，朱炳和夏生兰是艺术界最怪的一对夫妻。
两夫妻性格迥异，一动一静。
朱炳身材瘦小，性格热情奔放，行事不羁，刚一改革开放，就留一头飘飘长发。每天烟不离手，大口吃肉大碗喝酒。
夏生兰安静内敛，没有社交，除了买菜，几乎足不出户。
朱炳喜欢在野外画风景，夏生兰整天待在家里画静物。
夫妻俩一生创作上千幅作品，却像避世的武林高手一样，拒绝进入艺术圈的名利场：不出书、不办画展、不卖画。一生自由自在，活成了艺术圈里的神仙眷侣。
今天，我有幸聆听他们的儿子——朱夏，讲述最真实的关于朱炳和夏生兰的故事。
他们的故事，既是一对爱人跨越半个多世纪相爱相守的故事，也是两个天才艺术家用个人命运记录下的，大半个世纪的家国历史。
01 终于把母亲骗进了康养中心
2022年夏天，84岁的母亲终于住进了康养中心。
她是被我和医生一起哄骗进去的。
母亲平时住在翠湖边上五楼一间八十多平米的老公寓，她和父亲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
2014年父亲走后，母亲不肯跟我住在一起，也不愿意请保姆。
她不用手机，不会坐公交车，不会坐地铁，也不会出叫租车，似乎对外部的世界没有任何兴趣。
有时我带孙子孙女来看她，呆一个小时她也嫌吵。
每天早上八点多，吃好早饭她就开始画画，画一个小时，累了，就坐下来听听古典音乐。
父亲走后，母亲的体力越来越差，画十几分钟，就得坐下来休息。
母亲视力也越来越差，画画变得很吃力。耳朵也越来越听不清了，古典音乐也不能听了。这让她很痛苦。
她什么都干不了，每天只能坐着发呆。一天的时光对她来说，变得很漫长。
我每次去看她，她都会说，“我可能要死了。”
不能画画的生活，对母亲来说，和死了差不多。
我劝她住康养中心。说了几次，她都不同意。
2022年夏天，我带母亲去体检，提前跟医生沟通好。体检完，医生建议她到康养中心去疗养一个月。
终于把母亲骗进了康养中心。
02 我是个画画的呀
住在康养中心的母亲，每天不是躺着，就是坐着，大部分时候在发呆。
她很快就适应了康养中心的生活，不再吵着回家。
虽然周围很嘈杂，但她听不见别人在说什么，她也不需要和人交流。
她看起来，就是一个沉默寡言，身体机能日渐衰退的普通老人。没人知道她是谁，也没人在意她是谁。
每次去看母亲，我都很心酸。
康养中心全是老人，不管以前多厉害，在这里只是个老人，以前所有的身份和标签都瓦解了。只有生病的老人和没生病的老人之分。
母亲开始淡忘很多事情，越来越糊涂。但是，她始终记得，自己是个画家。
护士每天来例行检查，给她量血压的时候，她都会反复念叨：“我是个画画的呀。”
有人问她什么，她听不清，也说：“我是个画画的呀。”
母亲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就是画家。这一生，她投入了所有的生命热情去绘画。
03 爷爷最后的眼神
相比母亲的简单纯粹，父亲活得很辛苦，很纠结。
父亲给自己的身份标签，除了是云南省高级工艺美术师、设计师、画家，他还是重庆开县朱家的老十一，那个背负家族振兴使命的，最小的儿子。
这个标签，也是父亲一生最大的枷锁。
父亲喜欢喝酒，酒后常常会拉着我，反复给我讲一段往事。
解放前，我们朱家是重庆开县的大地主，爷爷朱开硕是清朝最后一批举人。
1939年年初，父亲出生，排行十一，是朱家最小的儿子。爷爷为他取名朱炳。
父亲从小很调皮，在爷爷眼里，他将来大约会是最不成器的一个。
1949年解放的时候，父亲刚满十周岁。哥哥姐姐们都长大离家了，家里只剩下最小的三个孩子：老十、老十一、还有最小的妹妹。
1951年，地主被打倒，田地和家产统统被没收，爷爷奶奶进了大牢。
留在家里的三个孩子挤在一间小厢房里住。
最不被看好的小儿子，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带着哥哥和妹妹开荒种地，每天去给牢里的父母送饭。
1952年秋天的一个傍晚，12岁的父亲和妹妹走在县城的路上。
对面远处，两个警察拖着个五花大绑的人走过来。被捆绑着的人衣衫褴褛，头发蓬乱，走得跌跌撞撞。
走近了，父亲一眼认出眼前的人，是爷爷。
爷爷也看到了他们，眼睛一亮。
擦肩而过的时候，爷爷朝父亲轻轻地点了一下头，眼神意味深长……
父亲说，这是他第一次在爷爷的眼神里，看到肯定，还有期待。
警察拖着爷爷往荒野里走去。父亲小声地吩咐他妹妹：“村里*家有棺材，你赶快去借。”
妹妹拔腿就跑。他站在原地，盯着那个越来越小的背影，脑海里想着爷爷刚才那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父亲觉得爷爷用眼神将某种期待传递给了他。双肩顿时像挑起了千斤重担，变得格外沉重。
几分钟后，“砰～”一声枪响传来。
04 那个穿破大衣的小个子
爷爷被枪毙后，借遍全村也没借到棺材。最后父亲在老屋的角落里找到一口棺材，将爷爷匆匆掩埋。
父亲说，奶奶原本也是拉着一起去枪毙的，走到半路，奶奶突然想解手。等她在草丛里解完手出来，已经没有人了。她在草丛里躲到天黑，也没人来找她，她就回家了。
过了几年，人民法院又判奶奶去坐牢。出来后，她把孩子们一个一个送出去读书，不许他们回来。
父亲从小喜欢画画。1955年春天，听人说四川美院附中招生，便一个人从开县走到重庆去参加考试。一考就考上了。
因为家里太穷交不上学费，父亲1956年9月才去学校报到。
中国美院的陈之川教授是云南画派的代表人物，她和我父亲从川美附中到大学，同学了八年。
去年我去杭州看她，她还记得当年我父亲刚进附中的样子：“朱炳长得特别瘦小，穿了一件很不合身，破破烂烂的大衣，还抱着个皮球。大家都奇怪怎么这么小的小孩儿也来上附中。其实，朱炳比其他同学还大一岁，已经17岁了。”
父亲很勤奋，人家一个学期画一叠画，他画五六叠，洗脚的时候都在练习速写。
1960年9月，父亲直升四川美院的本科，平面设计专业。
父亲那件破大衣是我姑姑给他买的，缝缝补补，补丁叠补丁，又穿了四年，一直穿到大学毕业。川美都知道那个穿破大衣的小个子，叫朱炳。
父亲天生对色彩有很强的敏感度，比如你看到的三个颜色，他能看到五到十个颜色。能把灰色分辨到很细微，画出很多种不同的灰度。
画皮影戏脸谱的胡须，他拿最细的毛笔，轻轻起笔，凝神静气，一根胡须从上到下一笔一气呵成。
听陈之川教授说，川美有个池塘，池塘里漂着很多水葫芦，到了夏天的傍晚，夕阳刚刚落山，晚霞的微光下，池中的水葫芦会呈现出紫罗兰的颜色。
父亲每天都去观察，观察几天后，画了一幅水粉画《傍晚的水葫芦》。画得非常好，很快就在学校里传开了，同学们都跑去看。
05 注定的相遇
母亲腊月里出生，比父亲小五天。
夏家做桐油生意，传说在重庆有好几条街的房产。
母亲自小身子弱，少言寡语，喜欢躲在家里看西方小说，画画，喜欢听莫扎特和贝多芬，最喜欢读的书是《约翰克利斯朵夫》。
因为身体的原因，考上川美的本科染织专业后，母亲休学了一年才入学。
就这样，因为都晚一年上学，地主出身的朱炳和资本家出身的夏生兰命中注定般地在川美相遇了。
三年自然灾害，大家都去找吃的了，他们两个还一直饿着肚子坚持画画。
母亲长得美，很高冷，追求她的人很多，但是最终她选择了又瘦又小的父亲。
那时候的川美，一个班只有八个人，很多文化课都是几个班一起上。
大学四年，陈之川和母亲成了要好的闺蜜。她说学校每次开会，“朱炳都要反省，认罪，说自己出身落后，是落后分子，需要好好改造。”
下乡帮农的时候，父亲个子瘦小，却总是冲在最前面。食堂吃饭，八个人一组，凑够人数就分饭，同学们总喜欢选他负责分饭，说他最公平。
父亲长期营养不良，饿出水肿病。和母亲恋爱后，母亲经常把自己本来就不多的生活费匀出来接济他。
1964年7月，父亲母亲从川美毕业，不愿意分开找工作，选择一起到云南支边。
先坐火车，再搭敞篷军车，然后搭小火车，辗转一个星期才到昆明。
大学生很稀缺，父亲分在昆明毛巾厂，母亲分在昆明搪瓷厂。
正赶上云南要开一个展览会，两人刚报到便被抽调到省展览馆帮忙。
到了那里一看，主要任务是画展板。七嘴八舌讨论不出方案。父亲说要不我来试试。
一个星期，他一个人就把展板画出来了，书法也写好了。
领导一看，很满意，说：“其他人各自回原单位上班，朱炳和夏生兰两个人留下就可以了。”
工作刚两年，文化大革命就来了，父亲和母亲都是被批斗的对象。不允许他们画展板了，一起被调回搪瓷厂，负责设计搪瓷产品。
搪瓷厂从厂长到工人，都很尊重知识分子。每次批斗前，工人都要悄悄提醒他们多穿件衣服，捆绳子的时候，故意打一个很松的结。
厂里需要生产什么，他们就设计什么。母亲设计过很多经典的搪瓷产品，她设计的“日月”牌红双喜搪瓷脸盆和茶缸成了那个年代的爆款，很多年都是搪瓷厂主要利润来源之一。
父亲母亲整个家族被批斗。唯一能支撑他们的，就是还可以搞艺术，可以搞事业证明自己。
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父母又被调到云南省工业交通展览馆（后来的云南省科技馆）。
父亲一直忘不了爷爷最后看向他的那个眼神。他自己解读，爷爷期望他有一天能功成名就，振兴家族。
改革开放，让父亲的才华有了发挥之地。很快，朱炳和夏生兰就在云南展览界出名了。只要云南去参展，父亲就会把金奖扛回来。
但父亲母亲最爱的，还是绘画。
父亲跟单位争取，工作任务完成后，给他半个月假期去写生。
领导在厂里给了父亲一间空房做画室。
只要工作完成，就允许他去写生。
父亲出门写生，常常会带着我。一到大山里，就高兴得像个老顽童，手舞足蹈。
他写生和别人都不一样。
一群人一起出去。别的画家看到漂亮的风景，兴奋得画架打开就开始画。上午画一张，下午画一张，三天画六张画。
父亲不急，头三天带着我到处看到处逛，吃吃当地的美食，茶馆里坐坐，找当地人聊聊天，再到澡堂里洗个澡……东游西逛，就是不画画。
三天后，关起门来，激情迸发，画像流水一样，哗哗哗就淌到画布上了，八张油画挂上墙。
一起出去的人不相信，说，老朱你骗我们，你怎么可能一天画八张画，还画这么好。
父亲哈哈一笑，又喝茶去了。
父亲告诉我：“绘画，需要时间的体验和沉淀。特别是风景写生，要对这个地方的环境、气候、光线、民俗、甚至土壤都有体验和感受，才能把泥土的芬芳，大自然的气息用画笔表达出来。”
所以，他前三天都在体验和感受。
07 到底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
父亲认为画画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一拿起画笔就很严肃。
父亲创作的时候，完全地沉浸式投入，必须绝对安静。有时候连续创作几天，他会事先买一叠新疆的馕饼放着，饿了就啃几口馕，啃完继续画。
但他生活中就是个老小孩，喜欢和工人泡在一起，玩起来比谁都疯。不管到哪里，鞋子一脱，双腿一盘，就开始抽烟喝酒吹牛。
父亲性格刚直，一旦涉及到艺术，寸步不让。谁的面子都不给。
人家办画展请他去，本意是想请他去捧场，帮忙赞美几句。
画得好还行，如果画得不好，他绝对实话实说：你这个画简直是扯淡！
搞得人家下不来台。后来再没人敢请他去看画展点评了。
有一次云南办一个展览，父亲是总设计师。
设计进行到一半，一个领导来参观指导，提出这里要改一下，那里要改一下。
父亲问领导：“你是学哪个专业的？”
领导说：“我是学哲学的。”
父亲说：“你知道我是什么专业的吗？”
领导一愣。父亲又问：“这个展览，你觉得内容有问题吗？”
领导说：“内容没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几次了。”
父亲又问：“既然内容没问题，你又不懂设计，我才是总设计师，到底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
领导很尴尬，只好说：“老朱，听你的，听你的。”
展览设计好了，他就被安排回家休息了。因为第一天开幕式有领导来，不敢让他参加，担心他一出来又要得罪人。
08 整个菜场的菜贩都认识母亲
父亲很爱母亲。
父亲把所有需要应付的社会事务都承担过来，为母亲构建了一个艺术的象牙塔，可以心无旁骛地画画。
母亲完全依赖父亲，社会能力空白，不会坐公交地铁，不会打车，没有社交。
母亲几十年没有离开过昆明，活动半径就是家到菜市场之间。两公里以外的地方，对母亲来说，就是其他城市了。
家里有一间6个平方的小房间，是母亲的画室。除了工作，母亲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小画室里画静物。
她画的都是生活里触手可及的生活物品，一朵花一株草一棵葱……就连掉落的花瓣，棉布的皱褶都能在她的画布上呈现出岁月的光影，缤纷的色彩。
母亲的生活处处都充满着美，烧一个菜，或者一碗面，一定要把小葱切得每一段宽度窄度长度都一样。
去菜场买点菜，采点野花，地摊上买点破布头，和瓶瓶罐罐放在一起，很有耐心地左摆右摆，摆一个礼拜，摆满意了再开始画。
油画是所有绘画里的“重工业”，很耗心力和体力。母亲画的基本都是大幅的画，小品很少，一幅画至少要画一个礼拜，有些要画一个月，甚至两三个月。
母亲对自己要求很高，近乎苛求的地步，每一笔都不会随便落下。每天很早就起床开始画，连续画好几个小时。画完后，累得要在椅子上瘫一会儿，听听音乐才能缓过来。
母亲的生活很简单，几乎没有物质需求，一个月一千块都花不了，一件衣服穿几十年。大部分时间一个人静静地在家里画画。
整个菜场的菜贩都认识母亲。
她买菜和别人不一样。一般人买菜，是根据营养和口味来搭配菜。她只买长得漂亮的菜，按形状和色彩来搭配。
她会热心地教菜贩，说你这个应该怎么搭配，怎么摆才好看。
我和她一起去菜市场，她很开心地跟每个摊贩都打招呼，骄傲地说，这个是我儿子。
09 我有三个名字：阿斗、朱夏、朱子立
我的小名叫“阿斗”，是丁绍光取的。
丁绍光是云南画派的开创者，现代重彩画大师，和父亲母亲同龄。他经常来找父亲聊天，一聊就聊通宵。
听母亲说，我刚出生，用小毯子包成蜡烛包。丁绍光把我抱在怀里，说自己就像赵子云救阿斗。
“阿斗”就成了我的乳名。
父亲母亲为我取的大名是：朱夏。
父母除了要做设计要画画，还要挨批斗，没有精力照顾我。8个月大，我就被送回重庆澄江镇，和外公外婆舅公一起生活。
我的童年是在嘉陵江边度过的，整天在江边爬石头，摸螃蟹，很野。外婆总是拖长声音叫我：“斗斗~~~斗斗~~~”
三岁的时候，父亲把我接回昆明上幼儿园。
到学校第一天名字就被同学嘲笑，叫我：猪下崽。
我回家哭着要求父母给我改名，于是母亲给我改名：朱子笠。“诸子百家”的“子”；“孤舟蓑笠翁”的“笠”。
本来很有诗意的名字，因为上户口的民警不会写“笠”字，写成了“立”。
这样，我就有了三个名字：阿斗、朱夏、朱子立。
我在幼儿园里太调皮，老师天天告状。父亲又把我送回外婆家。
1974年秋天，奶奶去世，父亲回重庆奔丧，才把我带回昆明上小学。
我三天两头闯祸，爬上屋顶，把屋脊上的瓦片掀开，掏鸟窝。把水蛇抓回家，偷偷养在母亲插花的罐子里。
经常挨揍，父亲用很厚的包装木条打我，啪啪几下就打断了。
每次打完架回到家，父亲一看我的样子，就知道又打架了。很严肃地问我：“今天打了几个？”
我说三个。
父亲表情马上缓和下来：打了三个，可以吃饭，是人家欺负你。要是打了两个，就是你欺负别人，不准吃饭。
10 墙上有个夹子，专门夹我的画
我七岁回到昆明才开始接触绘画的。
暑假的时候，画家张士莹住在我家画画。父亲给他做了个大案台。
他天天画，我天天在旁边看，一看就是一个月。
我那么调皮，一下就安静了。我说我也想画。
父亲给我一个调色盘，说，你可以画啊。
我第一次拿起画笔，开始涂抹色彩。
我对色彩和线条特别敏感，父亲夸我画得好，是印象派。画了四五张水粉画后，开始临摹。
我们家就像个仓库，没啥家具，只有一排一排的架子，架子上堆满了书、画，还有父母淘回来的瓶瓶罐罐。
墙上有一个夹子，专门夹我画的画。
我每天一放学就跑到工厂后面的坟山上躲起来画画。有的坟墓坍塌了，骨头都露在外面。
画着画着就忘了时间，母亲来找我吃饭，在坡下喊我：“阿斗~~阿斗~~”
我把一个骷髅头一脚踢下去，她吓得转身就跑。
父亲拿着棍子找来，一脸怒气。我赶紧把刚画的画拿出来。
父亲拿过来一看，嗯，画得好。不生气了，也不打我了。拿着画，笑眯眯地把我带回家，把画夹到夹子上。
11 我给李有行先生当了一年书童
我八岁就开始生火做饭，洗衣服，去工厂里捡炭烧饭。没钱买菜的时候，到农村同学家里弄点蔬菜，溪水里抓点鱼当菜吃。
父亲母亲整天画画，对吃什么无所谓。过节也和平常一样。
小时候，中秋节看人家吃月饼，我就很羡慕。
厂里的叔叔阿姨会说，老朱又不给他孩子吃月饼了。他们会给我吃。
家里平时都很安静，各自安静地画画。一旦来了客人，父母便很兴奋，和朋友通宵达旦地聊天。
云南的艺术家经常到家里来。家很小，坐不下，双人床上挤着坐两排。
川美的同学老师来云南写生，也会到我们家来。他们聊艺术能从中饭一直聊到晚饭，到了晚饭时间，食堂里再买两个菜，继续聊到半夜。
大人们聊得激情澎湃，我在旁边也听得津津有味。
我小时候给李有行先生当了一年书童，负责给他洗调色板。
李有行是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的创办人和首任校长, 留过法。国外称他“东方色彩大师”，是把染织、水粉画引进到中国的第一人。
李有行的文化修养、敬业精神，以及对艺术的追求，影响了几代川美人。
李有行的儿子女儿都在云南，文化大革命他吃了很多苦头，退休后一直待在云南。
父亲母亲过一段时间就会请他来家里吃饭，看看他们的画。每次他看父母的画半小时就看完了，然后说：“把阿斗的画拿来。”
我的画他看得很仔细，一张一张地看，要看一两个小时。
有一次看完我的画，他说：“阿斗，你就跟着我吧。”
从此我就跟着他，他教我画画，我帮他洗调色板。画完画，他用小勺子倒点葡萄酒，舀一勺给我，说：“来，你喝一点，我喝一点。”
12 父亲说，你别画画了
我很少和人打架了，画画成了我最好的游戏和娱乐。只要拿起画笔，我就会安静下来。
小时候参加“雏鹰展翅”画展，获得儿童画展特等奖，画作被《中国人才》杂志刊登在封底。
父亲带他的学生来我家，父亲会让他们先跟我学。都是二十多岁的学生，带着我一起出去画画，他们负责我的生活和安全，我负责教他们画画。
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像父亲母亲这样，像李有行先生这样的画家。
1987年夏天，我偶然认识了新疆艺术学院的老师田夫。
他一个人骑自行车从新疆乌鲁木齐市出发，打算用四年时间走完8万余公里，骑经25个省、市、自治区，叫“中国边疆回旋的文化探险之旅”。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刚从西藏骑到昆明。我决定跟着他骑车去西双版纳。
母亲不放心。从昆明到西双版纳，那个年代汽车都要开四天四夜，而我什么装备都没有。
我用了两天时间备齐装备。跟在他后面，一路上靠给人画画挣点吃饭的钱，晚上睡帐篷。
到了曲靖，他要继续赶路，我要画画，我们就分开了。
我一个人骑到阿克族的原始村寨，都是凹凸不平的山路，没法骑车了。我把自行车卖了，背着包进了村寨。
我在那里待了半年，走村串寨画画，交了很多少数民族的朋友。
1984年，我17岁高中毕业，想考川美。专业成绩考了云南省第一名，但文化成绩差了几分。
负责招生的人是父亲的学弟，和他关系很好，但父亲坚决不肯帮我打招呼。
我心有不甘，又复习考了一年，还是专业成绩第一名，文化课差几分。
父亲说，你别画画了，艺术家太受气了，又没有社会地位。
我很不愿意，但是也没有办法。
我放下了画笔，也放弃了我的艺术梦想。
就这样，高中毕业我就下海了。
13 父亲趴在车窗上，依依不舍地看着外面
1990年秋天，我陪父亲去新疆写生。
我们一共三个人，一起去的还有成都画院的胡仁蕉，父亲的同学。
我们是第一次去新疆，看到广袤苍劲的西部风光，很兴奋。只有一个相机，一人坐一边，你拍完给我拍，两边递过来递过去，每个镜头都不想错过。
我们去了库车、克孜尔尕哈石窟，库木吐喇千佛洞。
父亲刚好到一个创作转型期，开始抛弃过去一些传统的技法，自由自在地画。新疆天地壮阔的灰色调给他带来很大的灵感和激情，一天能画十几幅画。
到了克尔孜千佛洞，父亲想住下来，剩下一个月的时间都待在这里写生。
我们住在龟兹文化中心招待所。招待所外面就是沙漠。
招待所有一条长长的走道，有二三十米长，走道的一头是洗手间，另一头是我们的房间。上厕所必须要穿过这条长长的走道。
每天早上，一打开房间门，就看到整条走道上全是癞蛤蟆，走路的时候要边走边赶癞蛤蟆。
招待所的食堂没有蔬菜，也没有其他吃的，一天三顿都吃拌面。
头一天，父亲感觉身体不太舒服。第二天晚上开始拉痢疾发烧打摆子。
我看他在发抖，盖着被子，被子都抖起来了。吃了药也没用。
我看这样下去不行，找了一辆北京JEEP，花八十块钱送我们到库车县城。
上了车，父亲趴在车窗上一直看着外面，不说话，眼神里都是不舍和无奈。
这是父亲最后一次，出门写生那么长时间。
后来在家里，通过照片和记忆，他也画了很多画，但再也不能呈现出他置身旷野写生的灵性和魅力了。这对一个写生的艺术家来说，是很大的遗憾。
不再外出写生后，父亲喜欢上了摄影和书法。
他的书法自成一格，别人模仿不来，他采用的是绘画的方式。
他写的最有意思的一幅作品，是2012年写的《昆明大观楼长联》。
长联180个字，上联90个字，下联90个字。准确地说，他不是写出来的，而是画出来的。
气势磅礴的大观楼长联，他一口气写了两份，专门为我的好朋友王小宁所写。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编者注：见10月7日丑故事）
14 挥金如土的生活
1984年我17岁就进广告公司，20块钱画一张广告，我一个月可以画十几张。
三个月我就当上设计部经理，很快又成立了昆明市广告公司，成为云南省第一批广告人，也是最早做会展的。
没考上川美，对我是个很大的打击。
我想，既然没有机会成为画家，那我就在商场上证明自己，赚很多钱。
我工作很努力，加上遇到一个好的时代，很多好的机遇，我很年轻就赚了不少钱。
父亲脾气暴躁，常常斥责和责骂我。但是，他也很为我骄傲。
他的儿子年纪轻轻就事业成功，拥有财富，他觉得很有面子。
父亲特别大方，只要和别人一起吃饭，都是抢着买单，出手阔绰。
对父亲来说，钱是身外之物，没钱就不花，有钱的时候花起来眼睛都不眨一下。我负责赚，他负责花。
九十年代，他进一趟北京的赛特商场，半天就能花掉我刚刚开展会赚来的二十万。
2000年父亲退休后，有了大把的时间，他想去哪里，说走就走。
有一天早上，父亲突然跟我说，在家里闷得难受，让驾驶员开车带他出去转转。
到了下午，给我打电话，很高兴地说：你猜我在哪儿？我在曲靖。
第二天又到遵义了。跟着他的驾驶员哭笑不得，穿了一套衣服出门，被他指挥着从云南一直开到贵州去了。
驾驶员给我打电话，说没钱了，老爷子见到朋友就送钱，这个送两千，那个送两千。
那时候转账不能马上到账，我赶紧给遵义的亲戚打电话，送两万现金过去。
第三天到了贵阳，贵阳没待两天，让驾驶员开车带他去了重庆，去了老家开县。他是长辈，一路发红包。
一时兴起，从云南玩到贵州，从贵州玩到重庆，玩了一个月，花了十几万，高高兴兴地回来了。
我几乎从不会对父亲说不。我终于有能力让我的父亲可以随心所欲地花钱。我终于证明了自己。
金钱给我带来了自信，也带来了膨胀的欲望。
我整天在各种生意各种人群里打转，谈生意喝酒吃饭住五星级饭店，挥金如土。迷糊的时候比清醒的时候多。
画画，几乎被我彻底遗忘了。
15 参不透的命运
2002年，我买了别墅。父亲退休后有段时间来跟我住，母亲不愿意来，一个人住在翠湖边的老房子里。
父亲住二楼，我住三楼。
我的工作很忙，经常晚上十二点才加完班回家。轻手轻脚走到楼上，发现父亲正坐在三楼等我，面前放着一杯茶：“回来啦，来喝点茶，聊聊。”
我很困，但我还是乖乖坐下来。
一聊就聊到凌晨一点多，父亲兴致更高了，说：“你去炒两个菜，弄点酒来，继续聊。”
酒一喝，他说：“我们今天说好了啊，天亮八点钟就睡觉。”
喝了点酒，父亲就会讲爷爷的故事，讲他小时候的故事。
虽然家族蒙难，他自己也因此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不公，但父亲丝毫没有抱怨。
他说朝代更替，改天换地，总有一批人要作出牺牲。没有什么对错，这是历史的必然。只能靠自己重新来过。
父亲这一生都在琢磨爷爷最后看向他的那个眼神，却怎么都参不透，爷爷到底是想对他说什么。
背负着爷爷那个眼神往前走，父亲活得很辛苦。一辈子都活在冲突和遗憾中。
父亲总觉得，爷爷一直期待他能努力奋斗，振兴家族。但他没有做到，辜负了爷爷。
他守住了自己的艺术圣地，却又背负着对爷爷对家族的负疚感。
他想做一个纯粹的画家，他的工作又是做设计。虽然设计水平很高，但那不是他的热爱。
他也不想当领导，他要自由自在。曾经有机会把他调回川美当老师，单位又不肯放他走。
父亲的苦闷和不甘，只有在大口喝酒，大口抽烟，大声和工人们划拳的时候才可以忘掉。
16 不在江湖，不在庙堂
画画，始终是父亲母亲心中的桃花源。
读书的时候吃不饱，饿着肚子坚持画画。文化大革命被批斗，绳子一解开，马上可以静下心来画画。
因为心中有一块艺术的圣地，生活的任何磨难打不倒他和母亲，反而越画越好。
九十年代，川美原院长罗中立来昆明，到家里来看父亲母亲的画，非常震撼，回去专门带上老婆儿子又来我家。
我刚好有事回家，他边看边感叹：“住在这么差的房子里，竟然能画出这么好的画。艺术到底是怎么产生出来的？无法想象这些画是在这么逼仄的屋里创作的。”
每次全国画展，美协邀请父母参加，父母从来不去。
父亲什么都大方，有一样东西绝对小气，就是他的画，既不送也不卖。
25年前，台湾的新美画廊找上门来，出价两万块一张，想买父母一百张画。他们一张也不肯卖。
每次有人游说他们办画展，母亲都说：“等我死了吧。我只想画画，不想出名。”
中国艺术评论家王朝闻，在评论界是一字千金。九十年代的时候他就说：“如果朱炳和夏生兰做画展，我愿意来写序。”
父亲拒绝了。
中国油画学会副主席朱乃正，比我父亲大四岁，曾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2006年，邀请全国七十岁到八十岁之间最有影响力的十个油画家，想策划一场全国七零画展。
父亲也拒绝了。
前段时间，我在街上遇到画家叶永青。他说想看我父母的画。我带他去了父母家，把画搬了一些出来给他看。
看着看着，他就开始掉眼泪。
看完后，他走路回家，半小时后他发给我很长一段文字，其中有几句是这样的：
“他们是传说中远离江湖的画痴和高人，但他们留下的神仙风范和作品应该被人们铭记……
经历了时代的流变，庙堂和神话在于仍能保有热爱生活，面对世人的初心——朱炳和夏生兰老师，二位隐于江湖又武功盖世的艺术伉俪一生维系的，是那些能揭示过去生活的美好和人性尺度，他们的艺术人生，平凡而高级。”
我看了很感动，觉得他读懂了朱炳和夏生兰的作品。
父亲母亲的一千幅画，家里堆不下，我专门租了一间房来安置它们。
我曾经问过母亲：“你希望我怎么处理这些画？”
母亲说：“我只管画，画完就不管了。”说完，她又补充：“这些画，对你来说也许是个巨大的包袱。”
前两年，一想起这一千幅画，我就觉得很沉重。
这是父母留给我的遗产，我却不知道该将它们如何安放。
这段时间，我一幅一幅地开始整理父母的画，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认识父亲母亲。
17 我终于做回了朱夏
父亲和母亲很少吵架，偶尔为了生活琐碎争论一下，只要一聊艺术就好了。
母亲不爱说话，但是和父亲聊起艺术来，能聊通宵。
父亲的画充满激情，感染力很强。母亲的画是生命宁静的状态，就像岁月时光，一层一层一层，层次感非常丰富细腻。
父亲母亲虽然不同，却彼此欣赏，彼此鼓励。母亲永远说：“我画画是你爸爸教的，你爸爸画画水平太牛了。”
父亲则经常骄傲地对别人说：“你们都没我老婆画得好。”
母亲画画的时候，父亲就是最好的欣赏者和指导者。如果母亲画画遇到卡点，他会帮母亲带出来。
父亲外出写生回来，母亲一定要一张张仔细看过去，一边看一边赞叹。
他们两个赌气，父亲跑来找我诉苦，但跟我讲的都是要我怎么关心母亲。
父亲总是跟我说：“你要对你妈好一点，你最好在她账上存点钱。”
2008年，我到新疆做生意，母亲很想我，老给我打电话。
我开玩笑说：“我干脆把名字再改回来叫朱夏吧。”她说好的。
一回到昆明我就开始改名字。花了五年的时间，才把身份证，银行卡，各种证件改好。
我终于又做回了朱夏。
亲戚长辈们叫我阿斗，老朋友们叫我子立。
而我现在身份证上的名字，叫朱夏。朱炳和夏生兰的儿子。我又重新拿起画笔开始画画。
18 我向父亲保证，会照顾母亲
2012年年底，父亲体检发现肺上有个肿块。
再查，说是肺癌，要住院。
父亲平时很少生病，他觉得自己能吃能喝能画画，不相信自己生病，坚决不肯住院。
捱了三个月，咳嗽越来越厉害。哄着他住院，动手术。手术后，他把烟酒都戒了。
父亲突然变得很依赖我，一定要我睡在他旁边。纸巾就在他手边，也一定要让我给他递。
出院没过多久，肿瘤复发又住院，医生说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建议吃止痛药。
后来止痛药也不起作用了，只能打杜冷丁。开始一天打一针，到后来两个钟头就得打一针。
母亲在家里干着急。她很想去医院，但是她不会乘公交车，也不会坐地铁，不会叫出租车。
她除了画画，什么也不会。生活中的一切问题，都是父亲为她抵挡。
离开父亲，她几乎寸步难行。
我抽空去把母亲接到医院。父亲一看到母亲，就泪流不止。
父亲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他都还没有证明自己，这一生就要走完了。他不甘心。
他不断地折腾我。其实他是在折磨他自己。他不接受这样的命运结局。他很痛苦。
那段时间，我的生意遇到了很大的麻烦。曾经的财富和所谓的成功，如水月空花，梦幻一场。
两个孩子嗷嗷待哺，父亲重病在床，我甚至只能借高利贷来给父亲买药。
最后的日子，我把父亲带回家，给他洗澡，把他从床上抱到澡盆里，就像抱个小孩一样。
那个曾经意气风发、激情万丈、狂放不羁的父亲，像个无助的小孩一样，虚弱地躺在我的怀里，形容枯槁，骨瘦如柴。
在医院里，父亲不止一次对我说，“你一定要照顾好你母亲。”
我向父亲保证，我会照顾好母亲。
19 我突然理解了父亲
2015年刚过完年，父亲就走了，什么都没有交代。
爷爷注视了他一辈子的那个眼神，终于不用再去参了。
我把父亲葬在观音山。父亲画了一辈子风景，那里的风景很美，相信他会喜欢。
这两年，我越来越想念父亲。
我经常会一个人去看父亲。
站在墓前，想起父亲这一生，眼泪就止不住哗哗地淌。
我突然就理解了父亲。12岁的少年亲眼目睹自己的父亲押赴刑场，这是他这辈子无法愈合的巨大创伤。
父亲一生都在寻找自己，证明自己。
他活得一直很纠结：压抑的悲恸，想要承担的责任和梦想之间的冲突和距离。
有时候想做个光宗耀祖的朱家小儿子；有时候想做个江湖义气的朱炳；有时候想做个才华横溢被世人欣赏的画家；有时候又想只是安静地画画，做个纯粹的艺术家。
他很矛盾，很纠结，一辈子都在挣扎。
2021年冬天，我回了两次老家。我想将爷爷的尸骨找到，重新安葬。
以前父亲回去找了好多次，都没找到。最终带着遗憾走了。
我打听到村里一位老石匠，以及一位八十多岁的亲戚，还记得当年爷爷埋的大概位置。
我们把老人家背上山，根据当年的记忆寻找，找了好几天，终于找到了。
挖出来，一堆白骨，散乱地摊在泥土里。没有棺材，没有墓碑，甚至连一个坟堆都没有。
村里很多老人来围观。
他们回忆，以前每次运动，大家都来刨我爷爷的坟。最多的一次，来了几十个人挖。连棺材板都被人拿去修猪圈了。
把爷爷安顿好后，我又去找奶奶的坟。
奶奶很可怜。她把孩子们都送出来后，一个人在老家艰难度日，时不时就被斗一下。
奶奶晚年和父亲的奶妈一起生活，两个老太太相依为命。父亲母亲每个月工资加起来一百出头，一部分寄给外公外婆和舅公，一部分寄给奶奶和奶妈。
奶奶1974年过世，孤零零地埋在山上。我把奶奶的坟迁到爷爷旁边。
下葬那天，倾盆大雨。当爷爷奶奶的墓碑立起来，上面刻着父亲和我的名字。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到，我的生命和我的祖先连接上了。
20 我选了20张母亲的画挂在墙上
今年，父亲母亲到云南就一个甲子了，父亲也走了十年了。
父亲走后，母亲反复叮嘱我，如果她病重了千万不要救，让她自然地来自然地去。也不要举行什么葬礼。
母亲曾说：“我生下来就定下人生目标，画画就是我的人生，和我的生命一样重要。”
她还说，“人一闭眼睛，所有的东西都是这个世界的，和我没关系。画画就是画画，只管画就好了。”
母亲的通透和纯粹让我明白：生命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就是把自己活好，按内心的热爱去活。做一个纯粹干净的人。
我突然意识到：这，才是生命的意义和真相。这，才是父母留给我的真正遗产。
感恩我的父亲母亲，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故事将我唤醒。
每周，我都会去康养中心看望母亲。
看完母亲，我回到翠湖边，打扫和整理父母的老房子。
一推开门，就泪流不止。屋子的家具、格局、摆设，都还是以前的样子。
这是父亲母亲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家，装满了他们的青春和梦想，他们在这里从青年到中年，逐渐老去。
父亲曾经养了很多兰花给母亲作绘画素材，如今有的送人了，有的枯死了，阳台上摆满了空空的花盆。
桌面上，落了厚厚的一层灰。桌上的花瓶里插着一把干枯的草，还有几朵凋谢的白花，干枯的花瓣散落在台面上。这是母亲摆放的静物。
我坐在沙发上，脑海里，浮现出这里曾经的热闹、激情、生机勃勃，父亲母亲和朋友们挤在一起彻夜聊艺术；母亲静静地画画，从清晨画到中午……
打开音响，父亲母亲曾经热爱的音乐缓缓流淌出来。
我坐在没有父母的家里。一切仿佛历历在目。
2023年初疫情放开，我租下一家门面，开了0号咖啡。1以上是具象空间，0是虚拟空间，精神空间，我希望把0号咖啡做成一个大家的精神会所。
我选了20张母亲的画挂在墙上，把咖啡厅变成了艺术展厅。
全昆明，只有我一个人把油画挂在咖啡厅，让艺术和人们零距离接触。
我也终于，重新拿起画笔，做回我自己。认真耕耘心中那块艺术之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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