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开始，塔利班在阿富汗重新掌权，颁布了无数针对女性和儿童的禁令，阿富汗女性迅速失去了参与公共生活和受教育的权利，甚至生活的自主权。
《喀布尔的地下女孩》的故事来自2010年和2011年的阿富汗，现在看来似乎还算得上宽松的时期。
The Underground Girls of Kabul:
In Search of a Hidden Resistance in Afghanistan
作者：Jenny Nordberg
出版：Crown Publishers
在阿富汗这种男人几乎掌握了一切的文化中，儿子的出生是值得庆祝的事，而女儿的到来则会被当作不幸。“bacha posh”（字面翻译为“打扮成男孩”）是第三种孩子——暂时当成男孩养、以男孩面目示人的女孩。这些孩子在青春期之前跟男孩一起学习、游戏，过着相对自由的生活，直到青春期到来，她们不得不重新做选择。《喀布尔的地下女孩》记录了她们的隐秘故事，这些“地下女孩”代表了阿富汗女性对她们所在的性别隔离世界的反抗。
今天的推送摘自《喀布尔的地下女孩》。
虽然编辑总是盼望“重版出来”，但经常也有“初版出不来”的时候。我们将在这个栏目里推送一些“初版出不来”书稿的书摘。
但除了阿富汗女人
我愿意成为这世上的任何东西
除了女人
我可以是一只鹦鹉
我可以是一只母羊
我可以是一头鹿，或者
一只住在树上的小麻雀
但除了阿富汗女人
我可以是一个土耳其女孩
有善良的哥哥牵着我的手
我可以是塔吉克人
或者，伊朗人
或者，阿拉伯人
都会有一个丈夫告诉我
你可真美
但我是个阿富汗女人
如果有需要
我需要随时待命
如果遇到危险
我需要站在前面
如果有不幸
我总有份
如果有权利
我站在最后
强权总有理，并且
我是个女人
总是独自一人
总是柔弱的佐证
我的肩膀感到分外沉重
只因痛苦，将它压迫
我想说话
我的舌头就要受罚
我的声音会引起痛苦
因疯狂的耳朵无法容忍我
我的手毫无用处
愚蠢的双腿
我用它们行走
却没有目的地
我必须接受这苦难命运，到什么时候？
天理何时能宣布我的赦免？
正义在何处？
谁来写我的命运？
告诉他
告诉他
告诉他
我愿意成为这世上的任何东西
除了女人
除了阿富汗女人
罗娅（Roya）
喀布尔，2009年
“我们的弟弟实际上是个女孩。”
眼神热切的双胞胎中的一个点点头，以重申她的观点。她转头看向她的姐妹，后者也表示同意。是的，她能证明这一点。
她们是一对长相完全一样的10岁女孩。两人都有黑头发、松鼠一般的眼睛，脸上还有一些小雀斑。几分钟前，我刚刚把iPod设定成随机模式，跟着音乐一起跳舞，一边等着她们的妈妈——她正在另一个房间里打电话。我们传递着耳机，展现着自己最好的舞步。虽然我跟不上她们复杂的臀部摆动，不过我受到启发所进行的一些跟唱还是得到了姐妹俩的赞许。我唱得确实不赖，尤其是在声音经过这栋公寓冰冷的水泥墙壁的反弹之后。这种由苏联人建造的迷宫般建筑，是喀布尔当地许多小中产阶级家庭的安居之所。
现在，我们坐在金边镶绣的沙发上，双胞胎摆出了一套茶具，也就是在一个镀银的托盘上放了几只玻璃杯，以及一个手压式暖水壶。“客厅”（mehman khana）是阿富汗人家中最豪华的房间，是主人向客人彰显自己的富庶和良好品行的地方。录有《古兰经》经文的盒式磁带，与桃色布花一起放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上，桌子上有裂纹，不过已经用透明胶带粘住。双胞胎盘腿坐在沙发上，面有不悦，因为我对她们刚刚的“大揭秘”没什么反应。双胞胎里的老二屈身向前：“那是真的。他是我们的小妹妹。”
我向她们笑了笑，再次点头。“是的。”没错。
放在旁边桌子上的相框里的照片上，她们的“弟弟”正穿着V字领的毛衣，系着领带，摆着姿势，旁边则是他笑容满面、留着络腮胡子的父亲。这是客厅里唯一被展示出来的照片。双胞胎说着一口含糊但充满热情的英语，基本是从课本，以及通过阳台上的“小锅”接收到的卫星电视节目中得来的。也许我们算得上有一点语言障碍。
“好吧，”我说，“我明白了，你们的妹妹。现在告诉我，本娜莎（Benafsha），你最喜欢什么颜色？”
在我把问题抛给她的姐妹之前，她在红色和紫色之间徘徊了许久，而这对她的姐妹来说同样是个值得仔细考虑的问题。双胞胎都穿着橙色的毛衣和绿色的裤子，看起来在大多数事情上都会保持双胞胎女孩那种完美的同步性。她们来回摆动的头上戴着的头花亮闪闪的，只有当其中一朵头花的主人说话时，另一朵头花才会静止一秒钟。这是初来乍到之人分辨她们两人的好机会：本哈塔（Beheshta）脸上有一块小小的胎记。在当地的语言里，“本娜莎”的意思是“花”，而“本哈塔”的意思是“天堂”。
“我长大了要当老师。”本哈塔主动提出了我们的下一个话题。
当轮到双胞胎提问的时候，她们都关心同一件事：我结婚了吗？
我的回答让她们困惑，因为——正像她们指出的——我已经很老了。我甚至比她们的妈妈还大上几岁——她33岁，已经结婚，并且生了四个孩子。除了她们的“弟弟”，双胞胎还有另一个妹妹。我对双胞胎说，她们的妈妈在国民议会工作。所以在很多事情上，我不能和她相比。她们似乎接受了这种说法。
这时，她们的“弟弟”突然出现在门口。
迈赫兰（Mehran），6岁，长着一张晒得黑黑的圆脸，深深的酒窝，眉毛一起一伏，像是在做鬼脸，牙齿中间还有很宽的缺口。他的头发和他姐姐们的一样黑，但又短又直。他穿着一件红色的紧身牛仔衬衫和一条蓝裤子，下巴前倾，手叉着腰。他大摇大摆地走进房间，直直地看着我，并且用一把玩具枪指着我的脸。然后他扣动了扳机，大声说出了对我的问候：“啪！”我没能立刻死掉，也没能予以回击，他便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塑料做的超级英雄。这个“翼侠”（Wingman）长着一头金发，闪亮洁白的牙齿，两条枪带缠绕在他厚实的胸膛上，还配备着一把机枪。迈赫兰用达里语对它说了些什么，然后认真听它的答话。他们看起来达成了一致：这次突击大获全胜。
本娜莎在我身边坐立不安，想要伺机完成能证明她观点的“最后一击”。她摇晃胳膊，以吸引她“弟弟”的注意：“告诉她，迈赫兰，告诉她你是我们的妹妹。”
迈赫兰嘴角向下，伸出舌头扮了个鬼脸，然后冲出房间，几乎和迎面走来的母亲撞个正着。
阿兹塔的眼睛上画了黑色眼线，脸上还涂了一点儿腮红。不过那也可能是因为讲了太久电话而留下的痕迹。“准备好了。”她冲着我的方向宣布。她已经准备好回答我将要提出的问题——这场打了快十年、美国历史上最漫长的战争，以及一代人中规模最大的外国援助之一，对于一个生活在这里的女人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Horse with hand paintings. Kabul, Afghanistan. 2011. © Larry Towell | Magnum Photos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正在做一个关于阿富汗女性的电视片，而阿兹塔则已经在这个国家的新议会中做了四年议员。当地的下议院（Wolesi Jirga）在2001年塔利班倒台数年后建立，而作为议员，阿兹塔向她所在的巴德吉斯省（Badghis province）的农村地区选民许诺，日后将会引入更多国际援助，以帮助这个贫穷、偏僻的阿富汗地区。
她所在的议会中有许多大毒枭和军阀，而且似乎因根深蒂固的腐败问题而陷入瘫痪状态，但成立这样一个议会，至少意味着阿富汗人民所希望的民主正在成为一种可能。这个地区在20世纪经历了许多失败的统治方式：君主专制、共产主义制度，以及塔利班治下的酋长国，而在内战期间，这里根本没有政府。
一些国外的外交及援助人员，把阿兹塔当成一个受过教育的国会议员，她不仅会说达里语、普什图语、乌尔都语和俄语，甚至也同样擅长英语。她还是个相对的自由主义者，乐于广泛接纳从外来世界涌入当地的新鲜事物。她曾飞往欧洲多个国家，也曾造访美国的耶鲁大学，向那里的人们诉说自己在塔利班统治之下的生活。
她很少把外国人带到她在迈克洛延（Macroyan）租下的房子，也不大会主动展示自己在喀布尔的日常生活状态。在这里，四层小楼呈土灰色，阳台上搭有洗衣间，仅仅偶尔会有小片草木。清晨，女人们会围着烤炉转，男人们则会前往足球场，完成严格的体操锻炼。阿兹塔很骄傲自己是“一家之主”，也很自豪可以向外人展示自己不同于一般意义上所认为的阿富汗妇女的生活。在其他人看来，阿富汗妇女往往被幽禁在家中，鲜少与社会联系，常常目不识丁，处在她们那被妖魔化的丈夫的支配之下，她们的生活暗无天日。她们的生活绝不允许“外国佬”（farangee）——阿富汗人给历史上的侵略者起的绰号——介入。而现在，外国人经常被统称为美国人，不管他们拿的是哪国的护照。
阿兹塔喜欢展示自家的自来水、电，以及卧室里的电视机，它们都是她这个可以养家糊口的人自己赚来的。她知道这会令外国人对她印象深刻，尤其是外国女人。在外貌上，她脸色红润、面容清秀，一副军人般的派头，从头到脚披着一件优雅的黑色长袍，散发出麝香与某种香味混合的甜蜜气息，与多数阿富汗妇女迥然不同。她身高五英尺六英寸，如果穿上她的11码露跟高跟鞋还会更高一些。这甚至令她在一些游客中间可以鹤立鸡群——毕竟后者正在旅途之中，鞋子需要更加实用一点。
从2001年起，如果被问及这里的女性进步问题的现状，阿兹塔都会向外国友人们表达自己的些许满意，而我就是最近的一个：是的，在喀布尔和其他一些大城市，和塔利班执政时相比，已经有越来越多妇女可以走上街头，也有更多女孩可以登记入学。不过我们的改革仍处在起步阶段，许多事情还在尝试，女性进步的迹象还只出现在我们的首都和几个大城市。对于这个文盲仍占大多数的国家而言，塔利班时期颁布的种种关于妇女的禁令与法条，直到今天仍然在大多数地区继续运行，在保守传统下得以强制实施。在许多省份，蒙住全身的长袍（burkas）依旧十分普遍，女人很少外出工作，也很少离开她们的丈夫单独外出。大多数婚姻仍是强迫性的，“荣誉谋杀”（honor killings）并不罕见，而经由司法系统审理的强奸案里，通常只有受害者要面临牢狱之灾，被指控通奸或进行婚前性行为——除非她被迫嫁给强奸犯，这也是通常会发生的事情。在这里，即便妇女用厨房里的燃料自焚，以逃避家庭暴力，她们的女儿仍会被当作一种可通行的、非正式的“货币”，用于解决父亲们之间的财务或其他纠纷。
《米娜向前走》剧照
阿兹塔是少数几个可以在这样的社会里表达自己的女性之一，但对于许多人而言，她本身仍是一种挑衅，因为她的生活与众不同，而对于那些女性的压迫者而言，她无疑是一种威胁。用她自己的话说：“如果你去阿富汗的其他偏远地区，就会发现，女性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她们就像是仆人，像是动物。在这个社会，把女人当人看的时代已经过去很久了。”
阿兹塔把她的翠绿色头巾向后拉了拉，露出一条黑色的马尾辫，然后揉了揉头发。我也解开了我的头巾，把它搭在脖子上。我们坐在她的卧室里，她看了我一会儿说：“我不希望我的女儿也经受我这样的苦难。我不得不杀掉我自己的梦想。我有四个女儿，我对此很满意。”
四个女儿。只有四个女儿？这个家庭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屏住呼吸片刻，希望阿兹塔可以带领我，让我理解这一切。
而她也确实办到了。
“想不想看看我们家的相册？”
我们回到起居室。她从一张摇摇晃晃的小桌子下面，取出两本相册。孩子们常常看这些照片，它们会讲述阿兹塔一家的故事。
首先是一组阿兹塔订婚宴会的照片，拍摄于1997年的夏天。她将嫁给她的表兄，一个身材过于瘦长的年轻男人。在他的脸上，两边的毛发努力向中间靠拢，尽可能让自己显得像一个大胡子，以符合塔利班统治时期对男人容貌的要求。这位未婚夫戴了一条长头巾，一件羊毛背心套在传统的白色“统班服”（peran tonban）之上——长袖衬衫搭配着宽松的裤子。照片里大约有一百位宾客，却没有一个人面带笑容。按照阿富汗人的标准，不到一千人的聚会，都是小而不起眼的。这是一组关于城市与农村相遇的快照。阿兹塔生在一个喀布尔大学教授的家庭，从小接受的是精英教育。而她的未婚夫是一个农夫的儿子，目不识丁。
照片里，一些有意安排的时刻被捕捉。未婚夫试图喂他的未婚妻一些粉黄相间的蛋糕，她把头转了过去。19岁时的阿兹塔比现在更瘦，神情也要严肃许多。她穿着一件钴蓝色的丝绸长袍，还戴着圆形的垫肩。她的指甲涂成了鲜红色，以搭配深红的唇色。她的唇色在涂满白色粉底的面庞的衬托下十分显眼，她的脸整体看上去好似一张面具。她的头发很硬，定型成鸟巢的样子。在另一张照片里，她的丈夫递给她一杯喜酒，希望她喝下去。她凝视着镜头。她那张没有光泽、涂了太多粉的脸，因从黑褐色眼睛流出的泪水而布满垂直的泪痕。
几张照片之后，双胞胎和阿兹塔的妈妈同框出镜，后者是一个颧骨高、鼻子坚挺、五官轮廓分明的女人。本娜莎和本哈塔都向她们的外婆献上了飞吻，她现在仍和她的丈夫一起住在阿富汗西北部。不久之后，第三个小女孩也出现在照片里。排行中间的迈赫兰吉斯（Mehrangis）长着一张小圆脸，留着两条小辫子。她身旁站着两位“迷你阿兹塔”，穿上白色褶边连衣裙的她们显得长大了不少。
阿兹塔快速翻动着页面：诺鲁孜节（Nowruz），波斯历上的新年，2005年。四个小女孩都穿着奶油色的裙子，按个子大小排列。最小的一个头发上系着蝴蝶结，那就是迈赫兰。阿兹塔指着照片，头也不抬地问我：“你知道我最小的孩子也是个女孩吧？我们只是把她打扮成男孩的模样。”
我看了一眼迈赫兰，自从我们谈过话之后，她就一直在我们身边打转。这会儿，她跳上了另外一把椅子，再一次和她的塑料小人说起话来。
“人们总在说我们的闲话。在这里如果你没有儿子，那将是个巨大的遗憾，所有人都会为你感到悲伤。”
阿兹塔如是说，好像这一切如此轻描淡写便可解释。
为了保有良好的身份和声誉，每家都至少要有一个儿子，没有儿子的家庭是不完整的。在这样一个法律缺位的国家，它同样会成为一个家庭弱小而易受攻击的理由。因此，迅速怀上一个男孩就成了每个已婚妇女义不容辞的责任。那是她生活的终极目的，而一旦未能完成这个任务，她就会被其他人看作明显的“问题人士”。她可能会作为一个“dokhtar zai”，也就是“只会生女孩的女人”而被送回娘家。但这仍不是最严重的侮辱——对于完全不能生育的女人，人们会称她们是“sanda”或“khoshk”，在达里语中这两个词都有“干旱、不育”之意。但在一个这样的父系社会中，如果一个女人无法孕育男孩，意味着她有根本上的缺陷——社会如此认为，她自己也常常会这样觉得。
大部分地区的居民的识字率不超过10%，所以许多毫无根据的判断会在无人质疑的状态下四处传播。这里的人普遍认为，只要女人下定决心便可以决定孩子的性别。所以如果一个女人无法生出儿子，她并不会得到同情，反而会因为想要儿子的心意不够强烈而同时受到社会与丈夫两方面的谴责。女人自己，也时常会因为无法生儿子而责备自己的身体和薄弱的意志。
这种“缺陷”同时也会令其他人产生合乎情理的想象：这样的女人必然不好相处、惹人生厌，甚至是邪恶的。然而实际上，婴儿的性别是由父亲决定的，因为性别取决于染色体，而能决定孩子性别的染色体是由男性的精子所携带的。但这里的大多数人对此毫不知情。
对于阿兹塔而言，没有儿子，一度让她作为一个政治家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2005年，当他们举家来到喀布尔时，对于她没有儿子的讥笑与质疑，很快不可避免地延伸到对她作为一个立法者、一个公众人物的能力的不信任。她的访客往往会对她有四个女儿表示同情。她发现自己被看成一个不完整的女人。对此，她的同僚、选民，以及自己大家族的成员都冷眼旁观：她连一个儿子都没法给她的丈夫，人们又怎么能相信她在政治上会有所作为呢？因为无法向不断来访的政治掮客展示自己的儿子，她的丈夫也越来越感到尴尬。
于是，阿兹塔和她的丈夫向他们最小的女儿抛出了一个建议：“你想不想像男孩一样穿衣打扮，做男孩子们做的那些有意思的事，比如骑自行车、踢足球，还有打板球？你愿不愿意像你的爸爸一样？”
她完全同意。这是个很好的建议。
《米娜向前走》剧照
而这一切，只需要一次理发、一条从集市上买来的裤子和一件后背上印着“superstar”（超级明星）的牛仔衬衫便可实现。在某个下午，他们就从一户拥有四个女儿的人家，变成了一个拥有三个小女孩和一个短头发小男孩、被众人祝福的家庭。最小的孩子不会再被叫作“迈赫诺诗”（Mahnoush），意思是“月光”，而是换成了男孩的名字“迈赫兰”。对于外面的世界——尤其是阿兹塔背后的巴德吉斯省选民而言，至此，这个家庭才算完整。
当然，还是有一些人知道真相，但他们也会对阿兹塔表示祝贺。有一个“假儿子”总要好过一个都没有，并且人人都会为此恭维她的足智多谋。当她回到自己所属的省份，一个比喀布尔要更加保守落后的地区时，她把迈赫兰带在身边。在这个6岁“儿子”的陪伴下，阿兹塔发觉自己比以前受欢迎多了。
阿兹塔的丈夫同样对这一转变感到满意。人们终于不再为这个身负四个女儿重担的男人的不幸喋喋不休，说他得给她们四个人找到婆家，最后自己还无人送终。在阿富汗的第二大官方语言普什图语中，甚至专门有一个词用于嘲讽没有儿子的男人：人们称呼他是个“meraat”，这个词指的是一种继承制度，即土地之类的资产只能在男性血缘关系下传递。而当这个家庭中最小的孩子承担了儿子的角色，这个孩子就成了父亲骄傲的来源。迈赫兰地位的改变，同时也给她的姐妹们带来了相当大的自由。她们可以外出，可以去操场，甚至可以走到旁边的街区，只要有迈赫兰在一旁“护送”她们。
这一转变还有另一重理由。阿兹塔说着，一边低声笑了笑，向我靠了靠，以说明她微小的叛逆举措：“我希望，我的小女儿可以了解生活另一面的样子。”
另一面的生活，包括放风筝，想跑多快就可以跑多快，歇斯底里地大笑，只因为感觉不错就跳上跳下，以及爬到树上去感受处在高处的兴奋。还包括和其他男孩说话，和你父亲以及他的朋友坐在一起，坐在轿车的前排看街上的人来人往。你可以和人对视，可以毫无畏惧地讲话并被倾听，也几乎不会有人问你，为什么穿着不妨碍做任何动作的舒适衣物出门。这些对于阿富汗女孩而言，都是不可想象的。
可青春期来了怎么办呢？
“你是说当她长大？”阿兹塔说着，在空中画出了一个女人的轮廓，“那没什么问题，我们可以让她再变回女孩。”
本文作者 詹妮·诺德伯格(Jenny Nordberg)是一位驻纽约的记者，是《瑞典日报》的专栏作家。2010年她报道的“bacha posh”（ “打扮成男孩”）的女孩在阿富汗如何成长的故事，作为头版在《纽约时报》发表，引起大众关注。
译者 王扬，辽宁大连人，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自由撰稿人、译者。以阅读为志业，始终贪婪，生怕辜负。主要译作《黑暗中的她们》、《人与树》、《故园风雨后》、《E.B·怀特的故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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