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随着皇帝权利越来越集中，皇帝弄信息的渠道就越来越少。古代官场就盛行一句话，皇帝是最冤的冤大头，你让他听什么他就得听什么，你让他吃什么他就得吃什么。因为皇帝深居宫中，信息极其闭塞，路上还有奸险小人半路截杀，完整的信息能到皇帝手中就算不容易。
自从有了王朝以来，皇帝为了获取更广泛的信息，就与臣下约定，定期打报告，汇报情况。所以就有了各种名目的汇报形式，比如章、奏、表、议、疏、启、书、记、封事等等。其中非常著名的“章、奏、表、议”在汉代就被分门别类定下来了，正所谓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情，议以执异。
而到了清朝，下级向皇帝递交的文面报告统一被称为奏折，正式被定为制度是在顺治年间。奏折构成了清朝的基本“言路”系统，那这套系统怎么运作的？流程如何？它又演化出来什么样的庞然大物？别急，接着往下看。
虽然都叫奏折，但也分为“题本”和“奏本”两种形式。所谓“题本”就是涉及弹劾、钱粮、兵马、捕盗、刑名之事，写完之后加上公印才有效力。而“奏本”主要涉及人员的到任、升转、代谢恩、事关个人需求的一切事宜，上面不用盖上公印。总之，为了方便记忆，记住“题本”管公共事务，“奏本”管个人事务这两点就行。
题本有两个麻烦的地方，第一个就是手续太复杂，首先它一定要求宋体工整书写，那个时候又没有电脑，每个字都要手写宋体想想那个难度。第二是它要求必须有摘要和副本，而且要通过内阁先审核，然后才能给皇帝看。相比题本，奏本要比题本的手续稍微简单一点，没有那么复杂。
但无论是题本还是奏本，都有一个致命的共同点，就是保密性太差。这情况就有点类似今天员工在群里给老板汇报工作，不想看的人无意间瞄到他就能看到你汇报的是什么，想看的人往上翻翻，四处打听打听也能知道。所以在这样的制度下，君臣想要秘而不宣的达成某种协议，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更可怕的一个逻辑还不是这个，而是在于奏折的流转性。不像是在群里喊一嗓子，老板那边马上收到消息。题本要经过通政司来流转到皇帝手上，天子反而成为了信息最后的接受者，这中间不知道多少双眼睛看过了。明代严嵩的继子赵文华就管着通政司，多少不利的言论被他先于皇帝知道，拦下来之后伺机报复，事情处理完了皇帝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奏折的保密性极差，权臣想垄断朝政也是易如反掌，对于热衷于集权的大清皇帝来说，这能忍？
于是，“密折制度”应景而生。所谓密折制度，就是字面意思，没什么高深莫测的，但是它背后的那套运作逻辑却不如字面理解这么简单。密折制度首先别出一格，在写作模式上大删大改，先砍掉所有的繁文缛节，什么格式都可以写，不用装裱，不用摘要，不用副本这些没用的东西。甚至康熙晚年给过曹寅的后代曹頫的密折朱批中写道：“哪怕无事，写两个段子，叫老主子开心开心也是好的”。可见密折制度真的是不拘一格，毫无架子，快捷便利许多。而且不限制级别，只要皇帝觉得你ok，就可以授权你秘奏之权。
其次，对密折制度的运作方式进行创新，这才是它的核心竞争力。第一，密折不用通过通政司、内阁等乱七八糟的部门，直达天听，从制度上杜绝快递途中泄密的可能。第二，皇帝坚持自己手写批语，绝对不借左右之手。典型的代表就是康熙晚年，右手不能写字了，宁愿换左手写也不要他人代笔。要知道康熙对自己的文学素养和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是非常自豪甚至自傲的，左手写字是一种对书写的亵渎。但是为了保密性，抉择再三还是以密折为先，保证了快递这头收件人的高密级。第三，严格要求发件人，也就是写密折的大臣。康熙就多次在批语中严厉叮嘱大臣，如康熙对王鸿熙所作朱批：“秘书奏折，不可与人知道，泄露甚有关系，小心！小心！小心！”意思就是你敢泄露，我就砍你头，这就保证了发件人这头的高密级。
说到这，莫名破了一个常规认知，就是雍正是公认的密折制度的发明者，这其实是有误的，密折制度真正的发明者是康熙。通过史学家的分析，第一个采用密折制度的受益人，是他的包衣奴才曹寅，曹雪芹的爷爷、江宁织造、多任两淮巡盐御史。密折制度是康熙治理朝廷的小秘密，并非正式的制度，康熙用的也比较少。直到雍正上台的那一刻，十分严厉的下了一道上谕：“所有皇考朱批，所有大臣全部封好送到北京，胆敢私自留存、抄写、焚毁，抓住就砍头”，密折制度这才大白于天下。因为康熙仁慈，怕大臣心虚不敢写真东西，所以早就对写密折的大臣说过：我写过的朱批密折全部发还给你们，我这里一本都没有，你们不用担心我日后找你们麻烦。但是雍正上台就收回以前所有的密折，然后还下令以后所有的密折最终都要回交到皇帝手中。密折制度在雍正手上正式发扬光大，并且明确制度化，被认为是雍正“极权主义新阶段”的第一工具。
密折制度在皇帝的手中越用越成熟，举几个简单的小例子就可以看出密折制度是怎样发展的。
第一个例子：康熙晚年的时候就曾经命令包衣曹寅监督归隐的大学士熊赐履，熊赐履这个人不得了，一生研究、宣扬理学，为官清廉，又是帝师，死后还被谥号为”文端”。但即使是这样一个人，康熙对他也不放心。1709年，曹寅突然给皇帝打一小报告说熊赐履死了。皇帝说你去打听，他怎么死的？用了什么药？死前有什么遗言？儿子怎么安排的？你顺便去给他送点礼物。曹寅晃着个大脑袋去调查了，一五一十回奏皇帝。皇帝又说听说他家一贫如洗，你再去打听打听，是不是真的。曹寅又奏报：熊赐履湖广祖宅一所，田不足百亩，江宁别墅二幢，田一百余亩，共计七八千两银子，不算赤贫。
第二个例子：有一次曹寅回京复命，南归回江宁的时候，康熙就特地制定路线，让他按这个走。一路上的见闻，奏折上报给皇帝。曹寅也不负重望，一路上又是调查米价，又是调查沿途百姓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寻访地方官胡作非为的恶迹、盗匪情况，甚至细到了报告农作物的生长情况，这类不辞辛劳、不避繁琐的小事情，康熙却非常的感兴趣，觉得非常有用。
第三个例子：雍正二年，皇帝命大臣李绂和河道齐苏勒商量治河事情，齐苏勒觉得应该实地考察后在给皇帝上折子，然后就把这个想法密折给皇帝了。雍正朱批：“我让李绂找你商量，是让你知道这件事，并没有说就是让你去做。这其中的利弊很大，你要细细考察，通体算算，然后一一奏给我，不要轻举妄动”。雍正一下子把话全说了，让臣子放下先入为主的想法，为了附和皇帝而去做一些有损正常程序的行为。让大臣去调查，是因为雍正不懂治水，他不敢妄下结论。
第四个例子：李卫在任云南盐驿道时候，雍正就在云南永北镇总兵马会伯的密折上朱批：你去查查这李卫近来品行如何，听说他大不如前。在李卫任浙江巡抚的时候，又让李卫秘密调查新任黄岩镇总兵董一隆。然后又派大理寺卿性桂去浙江查粮仓，让他有什么密折写什么，说白了你去调查李卫。看来，模范督抚李卫，雍正也不会对他有多放心。而这类官员互相监督，通过密折给皇帝的事情数不胜数。
第五个例子：在现场的清宫密折档案中，雍正经常会对一些官员进行精细的考评。雍正曾要重庆总兵任国荣留心文武官的“声名”，任国荣于雍正七年六月密奏：四川学政宋在诗“公而且明，声名甚好”；川东道陆赐书“办事细心，人去得”；永宁道刘嵩龄“人明白，身子甚弱”；永宁协副将张英“声名平常”；漳腊营游击张朝良“操守廉洁，谙练营伍，但不识字”。就连下属小官们的健康状况、文化程度都反映上去，这简直可以说是十分细致的人才档案了！雍正阅毕，对这五个人分别都给了批语“谨慎自守，小才器”、“为人老成，才情未能倜傥”、“观其人甚有长进，于引见时不似有病，为何如此？”、“原系甚平常人，且有猛浪多事之疵”、“其人优劣，前此未知”。
几个例子可以看出密折制度的发展越来越多样化，从简单的监视、了解作用到了雍正一套完备的人才储备体系。康熙朝密折制度涉及才一百多人，雍正一朝写过密折的大臣竟然高达一千一百多人，可见雍正对这套制度的热衷。雍正扩充密折制度到了提督、布政使一级，一些知府、同知也有权利密奏皇帝。密折制度为雍正带来许多好处，尤其是一些“拍脑袋工程”，通过对事情多方面的了解，这类工程少了很多。如摊丁入亩、改土归流、疏浚运河等大政策，都是通过密折制度反复讨论定下的。
然后密折制度为雍正构建了一张无所不包的情报网，还真有点《天下第一》铁胆神侯山庄里面秘密机构的味道，一张纸条下去，什么秘密都给你获取来。因为雍正用一个人去监督另一个人，两人互相监督，谁也不敢说假话。你说了假话，有人会替你把真话上达天听，到时候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甚至为了官员的积极性，雍正还特许所报的事情不需要太精确，听到的就可以汇报，所谓风闻言事，只要注明出处就可以。
密折制度还为雍正提供了一张人才储备网，这些官员在不知不觉中就被皇帝派人面试了一遍，什么人能干什么，什么人不能干什么，一清二楚。因为雍正极其重视官员的品性，秘密调查才能得知一个人真正的品格，获取最真实的结果。
康熙创建了密折制度，雍正发扬光大。他让君臣之间的沟通更加顺畅，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促使多数政策改革的成功实现。但密折制度也是强化帝王专权的武器，让皇帝直接控制官员，雍正创造了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君王集权的顶峰，但密折制度也同时失去了弹性，变得越来越僵化。雍正将密折制度玩得炉火纯青，他秘密政治的说法正出自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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