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我们目睹了一个日益撕裂的社会阶层现象。从一线城市到乡村小镇，从繁华都市到偏远山区，贫富差距的鸿沟正在不断加深。而这种社会阶层的撕裂，与虚拟资本的肆虐掠夺实体财富密切相关。

随着金融市场的繁荣和科技的飞速发展，虚拟资本逐渐崭露头角，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张。然而，这种资本的崛起并未带来普遍的繁荣和共享的财富，反而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和矛盾。

实体经济与金融房地产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是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大量金融资本涌向房地产行业，导致房价持续上涨，而实体经济则因资金短缺而运行乏力。这种资源配置的自发性使得资金继续投入虚拟经济领域，进一步加剧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

更为严重的是，虚拟资本的掠夺行为已经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它不仅掠夺了普通民众的劳动成果，还破坏了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在虚拟资本的推动下，一些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和恶性竞争，而另一些行业则因资金短缺而难以为继。这种局面不仅导致了社会资源的浪费和效率的低下，还加剧了社会阶层之间的撕裂和矛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10月出版的新书《虚拟资本：金融怎样挪用我们的未来》深刻探讨了这个话题。

本文为《虚拟资本：金融怎样挪用我们的未来》后记

理论家詹明信指出：“市场就像……披着羊皮的利维坦,它的功能并非鼓励和延续自由,而是压制自由”。

市场意识形态披着自由的外衣,却禁止人类集体地、自觉地掌握自己的经济命运,声称这种举措只会导致悲剧。我们很幸运,可以把事情交给“看不见的手”这个隐蔽的上帝来处理,斯密式的市场把私人的恶习变成公共的美德,据说还能让利益冲突变得和谐。

这种神话导致人们放弃了对未来进行思考和安排的自由。这也意味着放弃了当意外发生时修改这些计划的可能性。通过自由市场主义者的新自由主义计划,社会将对时间的掌控权交给了非人性的金融机制。后者因此获得了一种规训权力,公共和私人经济行为主体都必须服从这种权力。银行家和投资者的贪婪以及宏观经济的不稳定都源于这一机制,但构成它核心的是虚拟资本——对尚未产生的财富的提款权的积累,其形式包括私人和公共债务、股票市值和各种金融产品。

在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爆发10年之后,欣喜的面纱已经褪去。现在是幻想破灭的时刻,承诺不再具有魔力。近30年来,金融化为沃尔夫冈·施特拉克所称的“民主资本主义”提供了喘息的机会。由于负债率上升和股票市场价格高企,尽管与战后相比经济增长急剧放缓,但企业的利润需求与民众对消费和公共服务的期望都得到了部分满足。提供信贷的人(股东、富有的储蓄者、机构投资者)对金融财富的大幅增长感到高兴,他们认为这些财富仍然可以兑换成货币。在一些国家,公债发挥了主导作用;而在另一些国家,消费贷款和住房贷款则扮演了主角。一些国家(特别是德国)通过积累贸易顺差,成功地阻止了初级形式的虚拟资本在国内经济中的发展。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与一些人的盈余相对应的是另一些人的赤字,这本质上意味着向外国人贷款并接受境外发行的金融证券。2008年的金融飓风清楚地表明,没有什么能逃脱虚拟资本的控制。

当危机出现时,人们开始怀疑,支撑财富的基础难以继续支撑海量数据的激增。正如我们所见,金融只是相对独立。当然,它可以容忍与实体经济收益率有一定距离的波动,但它无法永远摆脱从土地和劳动力中攫取利润的需要。金融资本可能只是一只“纸老虎”,但它会咬人!

虚拟资本获得的力量体现在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上。有价证券代表着对未来生产的优先购买权,但也为所有者提供了在任何特定时刻将其转换为真实货币的可能性。总体而言,这种流动性只是一种假象,因为不可能立即兑现所有这些承诺。但这无疑是一种强大的虚拟性。自2008年以来,政府当局将金融稳定放在绝对优先的地位,这表明它们决心证实虚拟资本对流动性的要求。然而,只有在已经做出的承诺得到遵守的情况下,这一要求才会成立。换句话说,现在的金融利润支撑着累积的虚拟资本的价值。只有过去的承诺得到遵守,今天的承诺才能被接受。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每一次金融动荡,各国政府和货币当局的重大使命就是保证金融利润的连续性,近年来更是如此。

今天,在生产不景气的背景下,这种需求呈现出引人注目的新特点。近半个世纪以来,富裕国家的经济增长一直在放缓,目前正陷入长期停滞状态。非金融企业金融支付和金融收入的增加预示着对国内投资的厌恶,助长了这些严重的停滞趋势。没有什么能保证技术的加速发展会带来新一轮经济扩张。随着金融承诺变得日益沉重,我们的社会正沿着一条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具有爆炸性的轨迹前进。

虚拟资本的原材料是金融利润。由于金融本身不生产任何东西,它必须从别处汲取果实。我们指出了虚拟资本积累背后的三种社会经济逻辑。如果与创新相关的生产结构调整逻辑具有足够的活力,那么金融利润就可以持续,而不会对社会造成过大的损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发清楚地看到,事实并非如此。因此,金融稳定开始依赖于另外两个显然不太值得依赖的机制——剥夺和寄生。

剥夺的特殊形式是与金融资本从国家干预中获益相关的政治利益。在救助金融业的案例中,这些都是直接利益——向银行提供的公共担保以及为支持股票价值而出台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它们的社会内容不透明。一方面,这是对公共财政的实际或潜在支付;另一方面,这是金融部门货币权力的扩大。间接收益更容易理解。缩减公共服务和侵犯社会权利的紧缩措施旨在保证政府支付利息的连续性。同时,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是通过降低劳动力价格和为企业开辟新的经营空间,来支持企业的盈利能力,进而支持企业支付股息和利息以及在股票市场上创造收益的能力。各国政府应对危机的举措恰恰体现了金融主导下的剥夺逻辑。对数百万人来说,这种剥夺意味着灾难。它的限度仅仅在于公众可以接受的政治底线。只有通过社会斗争和人民群众的主动性才能战胜它。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些力量还不足够。

寄生逻辑的核心在于维持最低利润率作为财务准则。它就像过滤器一样筛选生产项目,即使是盈利的项目,达不到最低利润率也会被淘汰。这种筛选会导致经济增长乏力和就业率低迷。但这种寄生逻辑的存在,是因为某些资本增殖回路能提供更高的回报。在这方面,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和边缘经济体之间的不平等交换形式至关重要。东欧转型国家融入全球经济、放弃发展主义战略,都为中心国家金融市场积累的虚拟资本提供了养料,这得益于进口投入品价格的降低和海外利润的汇回。这种“帝国红利”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30年来,跨国公司能够从几乎无限的劳动力供应中获利,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公司行使寡头垄断市场的权力,并依靠美元以及(在较小程度上)欧元在国际上的主导地位。中心地区的特权能否持久?或者说,外围资本主义活力的激活是否必然导致这些特权的削弱?这些问题超出了本书的范围,却与本书所关注的问题息息相关。由于中心地区积累的虚拟资本部分依赖于外围地区对利润的饥渴,因此虚拟资本的可持续性也涉及地缘政治层面。在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的霸权时代,国际强国之间的竞争与它们的金融地位和影响力密不可分。同样,在今天,美国的军事优势有利于美元和华尔街机构在国际上发挥作用。

在高收入国家,虚拟资本已不再是积累的动态因素,而是成为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沉重负担。对金融预测的监管变得混乱不堪。它以金融和宏观经济冲击的方式进行,需要强有力的政治干预。微观层面的“生产积累”过程利润不足,使得主权国家不得不去解决国内外日益尖锐的分配冲突。这种政治的回归实属矛盾。金融霸权是神化程度最高的财富形式,它只有依靠公共当局无条件的支持才能维持。如果任由虚拟资本发展,金融必将崩溃,然而它崩溃的同时也会拖垮整个经济体。说到底,金融就是一个老练的敲诈勒索者。金融霸权披着自由市场的华丽外衣,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牢牢掌控国家主权,以便压榨社会躯体来喂饱自身对利润的饥渴。这究竟还是不是资本主义?这种制度的濒死痛苦已被预言过无数次,但现在它可能真的开始了,似乎很意外。遗憾的是,我们看不到任何预示着解放之歌的未来迹象。富豪们无法忍受停滞,他们现在采取的策略是压垮我们其他人。资本偷走了人们的希望,虚拟资本的沉重包袱剥夺了他们自以为已经赢得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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