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祎金
进入学术史研究的“沙盒”
作者 | 何祎金
作者单位 | 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系
原文 |
法国学者Baudry Rocquin在讲述自己考察20世纪英法社会学家“为社会而战”的历史成书经过时，提到了两个重要时刻。第一个时刻是2016年他以五镑的价格买到一本1973年出版的涂尔干研究专著，这给他带来了一些启发。这本专著的作者Steven Lukes是英国人，Rocquin坦率地承认他一开始并不指望一个外国人对法国社会学“本土象征”的研究能“教”给他什么新东西，直到阅读之后才意识到自己的无知。第二个时刻则有一些漫长，他花了近十年的时间在积满尘土的图书馆或是线上寻找各种档案材料，并用一个双重否定的句式，略为幽怨地描述这种状态“其实并不总是没有乐趣的”。
Rocquin的描述为学术史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个经典画像——偶然获得启发，以及长时间沉浸在历史文档之中。当然，这个过程可能也确实“并不总是没有乐趣的”。在很大程度上，从事学术史研究就像进入一个沙盒游戏，研究者在开放世界中探索发现与等待徘徊，寻找各种隐藏的物品或人物，并在不同地方触发新的场景与剧情，甚至也会因为缺少愉悦的游戏体验而选择退出和放弃游戏。
拙文关注早期学者应成一的方法论论述也有一定的偶然性。应成一的名字在过往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文献中并不常被提及。我们对社会调查方法史的理解也倾向从许仕廉、李景汉、陈达和杨开道这些学者中展开。我在查找中国社会学社历年会议经过的时候，偶然读到了应成一在学社成立大会上的表现。他不仅是“社会调查及研究”论坛的主持人，而且对在中国从事社会调查的困难进行了理论化的探讨，于是便有了拙文概括的“应成一困境”。
在早期社会调查相关历史文献中，讨论在中国从事社会调查“困难”的内容并不少见。例如，李景汉在呼吁尽速以社会调查方法了解和改良中国社会的同时，还撰写了大量文本来“刻画”困难。在彼时的情境下，“困难”显然不会只是简单的技术性问题，它还衍生了学者们对国家、社会和文化的自我理解与批判，乃至重制方法的理论冲动。李景汉既将调查方法与近代国家资格建立关联，又认为这种现代方法遭遇到中国社会和文化的重重阻力。用言心哲的话来说，社会调查“不能只磨刀而不切肉”，应该投入到改良社会的现实应用中去，但对于深陷田野泥沼的方法实践者而言，现实状况很可能是——“刀也磨不下去啊”。尽管李景汉提出了一些策略性的方法实践技巧，如何破解这种方法与社会现实的内在悖论并进行理论化的拓展是他在方法论述中未能解决的问题。
应成一的方法论阐释来自于他在社会学社成立大会上的发言——一个充满学科象征意义的时刻。他以三连问的方式揭示了早期方法实践的“内在悖论”，并在自己的论述中辩证地处理了“科学方法”“大众认知”与“社会现实”三者之间的张力问题。较之于同时代一些学者以社会调查的现代镜像来“观察比照”20世纪早期的中国，应成一对方法困境的探讨和理论化拓展有其独特之处。
与应成一和游嘉德等学者专注探讨方法实践遭遇的现实挑战不同，孙本文对社会调查方法的中国想象很像一位有些许“狂热”的理想主义者。这也是对这场成立大会的另一个“发现”。以孙本文为对象的当代研究大多聚焦在文化学派的部分，尽管也会关注其在不同时期的理论面向，但是孙本文在方法阐释上的历史表现相对较少受到关注。为了解中国文化的特质并提出“改造文化的账本”，孙本文在应成一主持的方法论坛中宣读了如何对中国文化展开经验研究的宏大调查计划。根据他的通盘设计，他把中国版图划分为黄河、长江、粤江和黑龙江四大调查区域，并就文化内容制定了详细的“调查表格”。不过，如同他在1923年拟定的那份巨细无遗的城市社会调查大纲一样，孙本文并未将这些计划付诸实践。孙本文的调查理想与亟待破解的田野困境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相互纠缠在早期方法实践者那里难以回避。
拙文对方法实践过程中“困难”问题的关注受到前辈学者所作的方法史和田野反思相关理论探讨的启发。Jennifer Platt的方法史著作几乎将20世纪60年代之前美国社会学的“后台”呈现给了读者：美国学者的方法实践和选择受到知识、组织与制度之网的牵制。这种如同冷静外部观察者的写作对于习惯记录“英雄叙事”的学科史而言有着不小的解构力量，类似方法史的书写可能并不受欢迎。Platt也批评实践者缺少应有的思考，提出方法的实践过程总是包含一些理所当然与心照不宣的知识，以致不仅实际的实践过程与实践相关的话语可能存在不一致，而且实践者对自己的方法实践也可能缺少了解。方法实践的“困难”可以被技术性地解决与处理，甚至形成流程化的处理手册，但它们在理论文本中的讨论还存在继续深入的空间。此外，Steve Woolgar和John Law带有行动者网络理论色彩的方法阐释也在一定时期“硬控”了我的方法理解。
我查阅了大量有关早期社会调查方法的文献，发现本土学者对自己的田野遭遇和困难有着深刻的体会，也衍生了大量的文本探讨如何克服困难以推进方法。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在博士求学阶段的某个时刻，我读到了言心哲在江宁县从事农村调查的经历。他在启动调查前组织了一场700人规模的篝火晚会，以演讲、游戏和歌咏等方式向民众宣传与沟通社会调查。与折线图和饼状图中读到略带乏味的数据不同，这幅充满电影感的立体画面颠覆了我对早期社会调查的方法想象。通过进一步的文献挖掘，我发现早期本土学者毫不遮掩地以直面困境的姿态对方法论进行反思的做法与Platt等人关注的美国方法有着鲜明的区别。
碎念至此，它可能离责编叮嘱的“作者手记”越来越远。文章由初稿到定稿的完成并不是一鼓作气的集中输出，而是进入学术史沙盒之后由许多时刻堆积而成的结果——既有长期的坚持，也有不经意触发的剧情。文中提到的游嘉德和蔡毓骢是本土方法实践和方法论建构的早期先行者，但因英年早逝而成为学科历史的“隐身人”或“失踪者”。在这里我希望能以这篇小小的文章向早期中国社会学身处困顿环境下仍不懈求索的前辈学者致敬。最后，感谢两位评阅老师专业、负责任且极具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他们将我从理论和方法的惯性思维与“舒适区”中驱逐出来，让我去面对中外社会调查方法实践的比较问题与同时期学者中一些我忽略的声音。责任编辑何钧力老师几乎是逐字对文章进行了审阅和校对，发现并纠正了许多错误，这里再次向他的细致工作致以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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