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霞姐。
位于山西大同45公里处的得胜堡村，这里的长城和我记忆中都不一样。
得胜堡的古长城是由层层黄土夯压成的土墙，没有八达岭的壮观，也没有山海关的雄伟。
吸引我前往的不是它的外观，而是这里见证过一件重要的历史事件。
喜欢明朝历史的朋友都知道，朱元璋神武雄才，削平天下，成功推翻蒙古元朝对中原的统治，将其赶回了草原。
尽管如此，他依然对两个问题束手无策，成为明朝历代皇帝的心腹大患。
这就是“南倭北虏”。
南倭大本营远在千里大洋之外的东洋四岛，他们在明朝万里海疆任意出入，抢完就跑，明军防不胜防。
洪武年间倭贼来犯达40多次，朱元璋曾派使者下旨申斥东洋国主，人家直接把使者砍了头。
北虏问题则更为麻烦。永乐大帝朱棣五次北伐，才将成吉思汗留下的黄金家族，彻底打得烟消云散，让北方游牧民族数十年不敢再犯。
也才将明朝初期常年征战而亏损的国力，彻底休养了过来。
但明朝往后的儿孙们一代不如一代，面对南倭，他们只能兵来将挡、土来水淹。
面对北虏，也只能在隋长城的基础上大规模修筑长城，想要以此阻止蒙古骑兵的铁蹄。
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一个明显区别，就是定居和流动。
农耕文明因对土地的深深依赖，所缔造出的定居生活模式，无论百姓还是帝王，均出于安全考虑，开始构建“院墙”。
长城，也是历代帝王构筑的一道能防止北方敌军战马跨越的“墙”。
长城，也是中原王朝以“墙”的形式，向游牧部族来定义、宣示双方边界。
所以，明代那时不称“长城”，而称“边墙”。
作为明朝九边重镇之首的大同，为了防北虏，也修筑了蜿蜒数百里的“边墙”。
沿着这些“边墙”，重要关卡设有门楼边堡，离大同45公里处的得胜堡便是其中之一。
得胜堡作为明朝重要的边关要塞，越建越大，已经不是一个孤立的军事设施。
而是由得胜堡、镇羌堡、四城堡三个城堡和其北面的长城与得胜口关组成的严密的防御体系。
一代代的骑都尉们，若要前去讨伐北匈奴，就是从得胜堡出发，走向茫茫草原。
战场上流行一句话：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于是到了明英宗时期，年轻的小皇帝朱祁镇毅然决定，亲征瓦剌。
他想像先辈们一样建功立业。但他忘了，自己太爷爷朱棣出身战乱，五次北伐都没有收服北虏。
而他这个重孙子，从小到大还没出过皇宫。
这一战，朱祁镇彻底输光了家底。
25万大军，全军覆没，明朝精锐尽丧。一直到明朝灭亡，都再没能建立起永乐朝那样的强大火器军队。
这一战，朱祁镇把自己给输了进去，他被瓦剌给俘虏了。
好在当时草原诸部，彼此之间争斗不息。瓦剌为防备其他部落，生怕把强大的明朝惹急了，给自己带来覆灭之灾。
于是，在白养了朱祁镇一年之后，决定将其放回。朱祁镇也成就了史无前例，两次登上皇帝宝座的传奇。
北虏问题没有解决，南倭问题也在嘉靖朝达到顶峰，倭贼频繁侵扰东南沿海，直接威胁到明朝核心经济区的安危。
“南倭北虏”这两大难题，一直要到隆庆皇帝继位后，局面终于大有改观。
在明朝16位皇帝中，隆庆帝朱载垕是最为默默无闻，甚至有些窝囊。
但他在位短短6年时间内，却成功将为害明朝200年的南倭北虏彻底解决。
这不得不让人深思。
15号的这天早上，我站在了得胜堡城门洞前。
城门上，内匾书“得胜”二字，外匾书“保障”二字，遒劲有力。一望无际的湛蓝色天幕下，西北独有苍茫扑面而来。
多少男儿血染征袍，祈祷从这里得胜凯旋。
门洞上有十分精巧的砖雕图案，布满花卉鸟兽等吉祥之物，这又会出自哪个能工巧匠之手。
梁思成说过，历史上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产生它自己的建筑，并随着文而化兴盛衰亡。
中国人的讲究，也在这一砖一瓦。
门洞内东西侧墙壁各嵌有石碑一块，西墙碑风化严重，字不可辨。
东墙碑字迹清晰完整，为万历三十五年(1607)八月扩修得胜堡记事碑，但被覆盖上了“革命”的烙印。
“因其人稠地狭，原议添军关城一座，东、西、南三面大墙，沿长二百八十丈，城楼二座，敌台角楼十座，俱各调动本路镇羌等七堡军夫匠役共计一千一百八十八名。原议城工俱用砖石包砌，于万历三十二年七月起，三十五年八月终止。”
从航拍的视频中可见，放眼望去，四边堡墙轮廓完整，墙体规整。墙外田野辽阔，墙内房舍成片。
初冬的阳光暖暖地照在苍凉的黄土墙上，几个老人在广场上舒服地晒太阳，叹息现在的年老体衰。
庞大的城堡门楼，残破的土夯民居，历史的辉煌与沧桑在此刻相映生辉。
得胜堡原有阁楼４座，分别为南城阁、日菩萨阁、玉皇阁、神武阁。如今，四座阁楼及瓮城、月城均已不存。
只有一条大街从南门向北延伸，穿过一座砖箍方台，方台下有门洞，台上曾建有玉皇阁，但早已不见。
方台的四周，分别刻有“雄藩”、“镇朔”、“民保”、“护国”，方台的门洞下，石板路面有深痕，那是被车轴反复碾压出历史印记。
方台下不时有游客、小贩、拍照、跳广场舞的阿姨，大家来来去去，互不干扰。
四周时而热闹，时而冷清，方台岿然不动。
据说方台前有蹲坐的石狮子，后来也被偷走了。
只有写生的武文才老师，一坐就是一整天。
武老师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中学老师，他画过很多长城遗址，对长城，有他自己的情感和反思。
他说，有时晚霞照过来的时候，城墙会泛起红晕，就像每一块砖缝都在流淌着将士、役夫的鲜血。
当我站在黄土夯实的城墙下，忍不住会想，长城真是一道不能逾越的界吗？
在历史上，除了战时，长城两边的人依然有着不断的流动和交往。
蒙古人不仅向墩君打探明朝情报，还邀请明军小头目去其营寨喝酒。
这种大逆不道不正好说明双方军民之间，并不希望隔绝和战争，他们想要的是和睦相处。
一墙之隔，是战争，也是生活。
长达百余年的战争，也让明蒙双方都明白了一个质朴的道理：
在彼此都不具备灭亡对手实力的情况下，长期的敌对只会导致一种两输的局面。
和平，渐渐也是明蒙双方客观上的意愿，只是缺少一个契机罢了。
十五世纪中，成吉思汗十七世孙俺答汗崛起，逐渐发展成右翼蒙古之首，其控制范围东起宣化、大同以北，西至河套，北抵戈壁沙漠，南邻长城。
大明初年一直未成气候的鞑靼部，为何能够快速崛起。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蒙古的大板升城。这座城池里居住的都是汉人，一些是被蒙古劫掠的，一些是明朝叛逃过去的。
在板升赵全等人的策划下，鞑靼部很快有了很强的组织力。
连名臣张居正都说，明朝有两患：“东患在属夷，西患在板升。二患不除，我终无安枕之日！”
赵全的所为，实际上是为鞑靼制定成文的官制及法律。
一旦成事，鞑靼将会变成了拥有秩序的国家，从野蛮走向文明，并且可以不断吸收周围的部族和人民，扩张势力，成为中原的大患。
与其说大明惧怕的鞑靼部，倒不如说忌惮的汉人赵全。
而为提高自己在蒙古部落的影响力，俺答汗多次以战求贡，想要和明朝和平通贡互市，但均被嘉靖帝拒绝，就连派出的使者也被杀。
多次被拒后，俺答汗于嘉靖二十年（1550年）举兵至通州，围逼京师，史称“庚戊之变”。
蒙古兵在边内肆意抢夺和屠杀，明朝军士也深入草原“捣草”、“钲马”，这场浩劫使得两边人民暴骨满野，万姓流离。
生灵涂炭下，长城内外的百姓更加期盼和平的到来。
历史的机遇来了，虽然有点上不了台面。
俺答汗64岁那年，看上一位聪慧过人的美人，不顾美人已许配给了自己的孙儿把汉那吉，强行将其纳入帐中。
这个美人，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钟金夫人“三娘子”。
爷爷的霸横无理，气得把汉那吉带着十余个亲信直接投靠了明朝。
大同巡抚方逢时第一时间接受了投降的把汉那吉，并告知总督王崇古。
于是，爷孙争抢一个女人，成了大明史上重大的外交事件。
大明朝接住了这个历史机遇。
王崇谷分析，俺答如果看重这个孙子，前来索取，就用他来交换明朝的叛徒。
如果俺答汗不要这个孙子，就厚待把汉那吉，等到俺答去世后，扶持把汉那吉，将来挑起蒙古的内斗。
无论哪种情况，最后都是对明朝有利。
没想到，俺答汗很在乎这个孙子，率数万蒙古骑兵猛攻明朝的边境重镇大同。
得知孙儿未死，俺答汗开始着手谈判，要求引渡回孙儿。
此时，明朝嘉靖帝已去世，儿子朱载垕继位，改元隆庆。
隆庆帝从小不受父亲待见，本来他也不想当皇帝，无奈前面两个哥哥都死了，他不得不当。
隆庆帝看似昏庸无能，但他颇有自知之明，没有能力处理朝政，就索性“垂拱而治”，放手让内阁去处理朝政。
国家重大决策，都交给大臣讨论。大臣们在朝堂上吵得很凶，你不让我，我不让你，他坐在龙椅上淡定得就跟局外人一样。
幸运的是，隆庆帝拥有一个超强的内阁。里面徐阶、高拱、陈以勤、张居正等人，都是聪明绝顶之辈，处理政事的高手。
在他们的全力辅助下，朝政处理得井井有条，国家机器高效运转，不仅解决了困扰朝局多年的“南倭北虏”，还为明朝赚回了世界一半都白银。
在倭寇问题上，隆庆帝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打破了明朝历史上禁止百姓私自下海的命令。
“隆庆开海”使倭寇活动逐渐趋于消亡，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恢复了安宁和平，海外贸易出现新局面。
在鞑靼问题上，隆庆帝启用抗倭名将戚继光戍边，总管京城门户防卫与东北边防。
沉寂多年的明朝军队，骤然爆发，终于敢与鞑靼正面硬抗了。
收到把汗那吉投降的消息后，张居正、高拱倾向于议和。在他们的支持下，王崇古和俺答开始私下接触。
王崇古借机提出一些条件，请求入贡、请封，归还板升城的汉人，并押解汉人首领赵全给明朝，开马市互取所需等。
明朝想借机拔除板升城这颗钉子，和蒙古通好。
在三娘子的协助下，俺答汗同意明朝提出的条件，收捕赵全、李自馨等九人引渡给大明。
大明第二天就送还了把汉那吉。赵全等人被执送京师，凌迟处死。
关于是否要跟俺答汗互市，朝内还有争议，但都在内阁大臣的强势推进下，扫除了障碍。
据《大同晋商》介绍，隆庆五年（1571年），明王朝在得胜堡举行隆重敕封仪式。
封蒙古首领俺答汗为顺义王，后又封三娘子为忠顺夫人，开放大同、宣府等地“立互市”。
俺答受封之后，于五月召集所辖各部首领及部众大会，举行封王仪式。他当众宣布：我虏地新生孩子长成大汉，马驹长成大马，永不犯中国。
这就是史上著名的“隆庆和议”，也称“俺答封贡”。
隆庆和议不仅达到了止战的效果，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了蒙古与中原的融合，影响至今。
大明文人李杜有诗“天王有道边城静，上相先谋马市开”，讲的就是隆庆和议。
隆庆五年，作为第一批马市开办地，得胜堡就开设了马市，迎来它的高光时刻。
之后市口不断的增加，除了一年一度的“大市”，还增设了一月一次的“小市”，“小市”就是双方民间的交易，不再是官方层次的互市。
中原的丝绸、茶叶，草原的牛、羊、马、皮货在这里大量交易。长城边关变成了人声鼎沸、日进斗金的大市场。
作为明朝最大的马市之一，得胜堡新修建了城台、马市楼、街市、紫塞阁、北致远店、南致远店以及庙宇、戏台等。
开放包容替代了杀戮仇恨，铁与血铸就的边墙，最终成为一扇希望之门。
隆庆和议，也成为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最为成功的和议之一。
不得不感叹，为什么窝囊无能的隆庆帝能够开创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盛世？为什么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却把国家折腾到灭亡的边缘？
或许在皇帝这种制度之下，很多时候，不乱动瞎折腾老百姓就能算是好皇帝了。
如果这个皇帝还能任人唯贤，用贤明的人去当宰相，那更是可以称之为贤君了。
这样说来，说隆庆帝窝囊无能的历史评价实在委屈他了。
隆庆和议后，得胜堡由此兴盛几百年。
连通中俄的“万里茶道”，也从这里经过，经内蒙古通往俄国。
巡边的将士，再也不用小心翼翼防备突然从对面山岗上冲来骑兵，他们也可以享受塞外的风光。
直至民国24年（1935年），随着平绥铁路（今京包铁路）和同丰公路（今208国道）的开通，得胜堡才彻底失去交通要道和商贸重镇的意义。
往后的岁月，得胜堡并没有因为它在历史上兴盛一时而受到格外的关注，它的繁华早已落尽，变成西北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庄。
熙熙攘攘的马市只剩下黄土堡围，黄土夯实的边墙，也都已残破、坍塌。
像极了一位饱经沧桑退下战场的老兵，需要人们细心的呵护。
战则“南北交锋，烈马嘶鸣”，和则“贡使络绎，商队接踵”，这些都只存在于历史的记忆中了。
说起得胜堡曾经的辉煌，葛淑芳的眼睛亮了，她说：
“庙宇就有72座，沿街都是客栈、油坊、当铺，还有一家镖局，一座票号，票号就是当时的银行，那得繁华成什么样才有银行……”
葛淑芳是得胜堡村的妇女主任，她生于此，长于此，也嫁于此。
隆庆和议、三娘子、得胜堡的故事，是祖祖辈辈口耳相传下来的，我们沿着村里的公路，讲了一路。
相比于三任妇女主任，她更喜欢自己的另一个身份——长城守护员。
她容不得别人到长城下挖一铲土，敲一块砖。
因为这个身份，葛大姐认识了很多的人，甚至那些只能在电视上才能看到的名人，比如乘直升机空降得胜堡的成龙。
由此她也感受到，国家、当地政府对保护长城的重视。
葛淑芳说，自己现在能做的就是守护好长城，宣传好长城。再过几百年，哪怕长城不在了，但长城的故事还在，长城的魂还在。
“长城是有魂的”她认真重复。
我问葛大姐，长城的魂是什么？她很质朴的告诉我，她也说不好，只知道只有咱中国才有长城。
这是一个基层民众对祖国发自肺腑的热爱和自豪。
中国才有的长城，早已成了世界的文化遗产，它是属于全人类的。
人们常说：“不到长城非好汉”，而现在，不爱长城简直就是蠢汉。
在这些年的宣传下，守护长城早已深入到长城脚下每一个村民的心中。
葛淑芳大姐就说，战争的时候，祖先们是用武器守护长城，现在和平时期，我们是用心在守护。
夜幕降临时，我在得胜堡门楼前的空地上，给村民放电影《筑城记》。
荧幕亮起时，让我一下想起了儿时看露天电影的记忆，身边也是坐满了淳朴的乡亲。
大家边看边拉家常，偶尔讨论着电影中的情节。
电影其实是一部才长达三小时的纪录片，真实记录了喜峰口西潘家口长城的修整过程，也呈现出宏大背景下曲折动荡的个体命运。
晚上的气温越来越低，但村民的热情未减，一对年迈的夫妇一直拉着我的手叙说。
我虽然听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但我知道他们只是想和我这个年轻的陌生人说说话。
他们的孩子都在外地打工，家里就老两口，和一只小狗。
一千人心中有一千座长城，得胜堡的村民也有他们自己心中的长城。
葛淑芳希望，得胜堡将来能成为一张名片，带领乡民发家致富。这并非不可能，对曾经辉煌过的得胜堡，它可以有无限的畅想。
得胜堡也在等待新的历史时机。
夜幕笼罩着整个古城墙上，静默如深。几百年间，得胜堡就矗立在这里，风雨侵袭，岿然不动。
放映会结束，驱车赶往丰镇住宿，这里离得胜堡只有十多分钟车程，而丰镇属于内蒙古的乌兰察布市。
从长城这边的山西省，到长城那边的内蒙古，曾经难以逾越的边墙，现在只需一个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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