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这些挫折与失败都真实存在过；那么，请跟随下面的文字，审视几段沉痛的回忆，牢记历史教训吧
【导读】
▎这是党史上的一块“禁区”，至今仍然存有忌讳；所以，这也是导演们都绕开的史实；
▎本文闯一下，无非就是想讲述一下纪律、教训的重要性；
▎纪律，必须贯穿同心圆的起点和终点，否则，无法形成闭环；
▎教训，必须成为支撑起同心圆的直径，否则，无法形成圆满；
▎纪律是铁，谁触碰，谁流血；教训是钢，谁遗忘，谁受伤；
▎笔者就是这样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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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统控制江西省委电台诱骗南方局，“南委”的危机迫在眉睫
冯琦、庄祖方这两位特务头子为了不打草惊蛇，引起“南委”的警惕，只把江西各特委和需要迅速破坏的县委组织秘密破坏，其余则都暂时不触动，但是作了全方位的秘密监控。
中统局的计划是，首先运用江西省委电台与“南委台”恢复联系，然后弄清“南委”的联络地址，并请求“南委”同意江西省委派人前去当面汇报。
如果计划得逞，最后就派出叛徒、特务，直扑南委联络地，进行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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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统局逆用省委电台，直接向处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电台发报，声称由于“机器故障”，江西台与“南委台”的联系中断已有半年之久，请求南方局电台转告“南委台”，主动与其联系；
这是一招障眼法，目的就是要南方局为其背书。
大家瞧瞧，两头骗，夺笋！夺笋！
1942年2月，广东大埔；
《南方局党史资料·党的建设》中“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概况”中这样写道——
南委电台接到南方局电台指示：
“江西台找你们，请与联系。”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南委电台正在与其他电台通电时，江西台突然用同样波长插了进来，称由于机器损坏中断联系，现已修好，要求恢复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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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委领导人认为江西台中断联系半年多，对此有所警惕。
【七】“南委”出现重大误判，危险自下而上、向更高的级别蔓延
当南委问及的书记谢育才近况，江西台则谎称“谢育才在日寇轰炸泰和时受伤住院”、 “情况不明”，用以搪塞。
南委领导同志把这些“报告”交给曾在江西省委工作过的宣传部长涂振农、组织部长郭潜（曾经的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的前任）研究，让他们研判是否真实可靠。
这些报告，虽然是由那些经验丰富的中统特务精心编写的，但关于谢育才“在日寇轰炸泰和时受伤住院”的情况，却说得很不具体详细。
谢育才作为江西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他的“被炸受伤”应该是省委最大的事件，理应向“南委”提交详细报告，怎么竟然只是寥寥数语、一笔带过？
面对如此巨大的破绽，或是敷衍了事、工作的责任心不强，或者抱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涂、郭二人非但没有看出来，反而却信誓旦旦地向“南委”的领导同志汇报说，报告“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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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他们的意见，“南委”于1942年4月1日决定派郭潜到广东省曲江县向江西省委传达“南委”的一年工作总结同时再去江西检查工作。
随后，还给谢育才发了一封明文隐语信，要他于5月中旬到曲江原来那个通讯处与“二叔见面”。
郭潜随后就带着妻子离开南委机关的驻地大埔，先是前往桂林，要取出南方局汇给“南委”的10万元经费，然后再前往曲江接头。
由于轻信了涂、郭二人的结论，“南委”的那封信是寄往原来的江西省委通讯处的。
岂不知，叛徒黄路平早已将这个通讯地址出卖给了中统。
通讯处已经暴露！
另一个叛徒唐敬斋在收到“南委”的信后，自然上交交给了中统的冯琦和庄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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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郭潜被捕后叛变， “南委”机关的相关情况被中统特务全盘掌握
我们再将视线转回江西；
在被审讯的提问过程中，谢育才判断出中统局已经联络到“南委”、并势必将展开破坏，“南委”处境已变得极端危险。
4月29日，谢育才和妻子王勖在江西吉安越狱而出，徒步千里向“南委”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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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凌晨，特务发现后十分震惊，但又唯恐走漏消息达不到破坏南委的目的，不能公开通缉、只得下令秘密追捕。
5月8日，中统局指令庄祖方率6名武装特务，由叛徒颜福华带路，赶赴广东曲江，目的是要抢在谢育才发出警报之前破坏“南委”。
12日，曲江风渡北路的那家杂货店（即“南委”通讯处，信中的接头点）已经被中统江西、广东两省的特务们联手布控起来。
他们展开了侦察守候，等待从这里拓展破坏“南委”的新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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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由叛徒颜福华出面向这个通讯处投下“江西来人”的报到信。
信中约定了相见地点。
但是，一周时间过去了，早已超过了“5月中旬”的期限，特务们也没有从通讯处收到任何回音。
中统江西行动队的队长李刚和叛徒颜福华等人认为“南委”可能已经接到报警，不会再派员前来接头，不如先把这个通讯处破了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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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庄祖方不同意，认为超过约期，可能另有原因。
他要颜福华同两名特务搬出特务队住的地方，迁移至一家旅馆住下，同时再次向通讯处发信催促。
果然，25日，两名“南委”的交通员找到旅馆，与颜福华接上了关系。
当晚，庄祖方决定，待交通员再来时立即逮捕。
26日早，那两个交通员遭到中统的密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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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统特务从他们的口供中得知，“南委”的来人已经抵达曲江。
于是，庄祖方就带着特务们，乘车在曲江的街面上开始巡视，社会面上布满了密探。
下午4时，特务孔昭新、罗卓明（均为江西叛徒）偶然瞥见了他们的老领导郭潜正在露天茶社喝茶。
中统特务经过跟踪判断，在郭潜身后再无“大鱼”可钓，于是当晚，在郭潜和交通员曾平外出吃饭时，将其包围逮捕。
郭潜就此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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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务们对郭潜进行了突击，叛徒颜福华现身说法，把特务突破他的那一套“心战攻势”照搬过来。
郭潜听了这番话，就要求见“负责人”，说若能答应他几个条件，“便愿相从”。
庄祖方当场表示自己“可代表中统方面同他谈话”。
他知道南委组织部长这个位置有多么的关键，一旦策反成功，将会带来怎样的收益，于是爽快地答应了郭潜的所有条件。
郭潜随即变节，把“南委”机关、驻地等情况向中统局全盘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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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郭潜以我党叛徒身份成为特务机关的首脑，这在国民党的情报历史上，绝对是空前绝后的
这位郭潜，在党史上可谓是个比较特殊的存在。
他曾经是位职业革命者。
长征结束后，曾在中央宣传部工作、在抗大兼任政治教员；还曾负责审查过江青的党籍问题。
离开延安以后，历任东南分局秘书长、江西省委书记、“南委”组织部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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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被捕叛变后，又被国民党方面重用，曾被任命为中统天津区少将区长、党通局直属天津通讯处处长（《潜伏》中谢若琳的领导？），成为负责一方特务工作的要员。
国民党败走台湾之后，1958年，他又升任调查局副局长，进入了特务机关的最高层。
在我党的发展史中，确实有不少意志不坚定、经受不住诱惑的党员沦落为叛徒。这些人变节后做特务的也很多，虽然在特务机关里或高或低都有一定的职务，但真正在军统、中统系统里做到首脑级别的，可以说是没有。
郭潜是个异数。
如果能过审，以后再单独讲给大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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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谢育才的警报发出没有？
当然发出了。
他们夫妻两人步行24天，行程500多公里，在5月22日就抵达了闽南平和县长乐的下洋村。
这个时间，比“南委”交通员去旅馆接头足足早了三天，按说，哪怕有任何一个环节认真些，也不至于后来的大破坏如同瘟疫一般地蔓延开来。
事情主要就坏在了这位郭潜身上。
在下洋村，谢育才见到了长乐区区委书记张全福和负责“南委”机关安全保卫工作的刘永生。
汇报了江西省委已遭破坏的情况后，刘永生让他连夜写个书面报告。
次日，刘永生将报告交给了“南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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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谢育才争分夺秒赶在敌人行动之前报警，“南委”领导对江西省委严重情况才完全明瞭，对粤北形势有所警惕，并立即做出应变计划，在第一时间下达指示：
立即将谢育才转移监护起来，继续审查，弄清情况；
通知大埔角的“南委”机关干部立即转移到百候隐蔽待命；
彻底清理文件；
加强电台保卫，准备疏散转移；
同时还确定了主要干部撤退路线和地点；
很遗憾，这些纪律、规定依旧没有被严格执行，后文还有大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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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还立即电示身在曲江准备与江西省委来人（自然是中统）接头的郭潜，告知江西省委已遭破坏，要他取消联络、紧急撤离。
但郭潜完全丧失警惕，因没有弄清电码，无法译出，也就没有重视，不但根本没有撤退，反而疏忽大意地招摇逛街。
【十】也许是报喜不报忧的思想在作祟，怕影响到自己的升迁之路
这里面，“南委”有没有责任呢？
笔者看来是有的，并且还很大。
因为早在1941年夏天，谢育才到江西省委上任后，看了前任书记郭潜所写的三年工作总结报告，听取了当时的代理书记、军事部部长颜福华的情况介绍，得知郭潜离开江西之前，省委所属的党组织，除了赣西南特委以外，已经全部遭受破坏。
省委领导下的四个特委，已名存实亡，省委机关也很不健全。
但是郭潜在写给中央及南委的报告中，并未全面真实地反映江西情况。
因此，谢育才预感不好，在上山的第四天就向“南委”发了第一次电报，讲明了自己所了解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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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想，当时郭潜还没有变节，他之所以瞒报，也许是报喜不报忧的思想在作祟，怕影响到自己的升迁之路。
在这种情况下，“南委”竟然对江西台的失联，半年内不闻不问、竟然相信了郭潜对江西情况的研判、竟然派他去江西检查、竟然致信原来的江西省委通讯处，谁能说这个决策过程没有失误、没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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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节后得到自由的郭潜很是兴奋，他向中统特务们提议“立即行动，扩大战果”。
先是由他带路，破坏了“南委”在曲江的另一个交通站，逮捕了总交通司徒丙鹤夫妇等三人；
总交通，意味着什么，大家会清楚的，不再细说。
接着，他又带路到五里亭破坏了粤北省委机关，逮捕了省委书记李大林夫妇和交通员阿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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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返回的途中，他又路遇粤北省委组织部长饶卫华和宣传部长，当即指认给特务们，致使二人被捕，被一起押回了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的特务机关联席汇报秘书处（简称联秘处）。
郭潜向中统指认，阿李是负责与设在始兴县的南委电台联系的交通员，提议立即审讯她，逼她叛变，就可利用南委电台，欺骗“南委台”，为去大埔破坏“南委”机关创造有利条件。
中统特务连夜对这个不满20岁的女交通突击审讯，百般诱骗，严刑拷打。
但是阿李始终装作听不懂粤语之外的口音，坚决没开口，只是不停地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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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早，粤北省委电台的负责人黎百松将写有密电译文的小纸片卷成烟状，小心地放在衣缝里藏好，准备送到省委书记李大林处。
他同往常一样，习惯地停下了脚步，专注地向李大林住的那间木屋——寻找安全联络的暗号。
窗户没有撑开，安全的符号——窗台一盏煤油灯——也看不见。
他心里很纳闷：李大林同志做事一向谨慎细心，忘记留安全信号不太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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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使他明白当前事态的严重性，目前首要的工作就是要尽快发报，将粤北省委机关遭特务破坏的消息向上级报告。
就这样，党中央通过他的这部电台，及时获悉了粤北省委被破坏的情况。
同时，在回电中果断做出指示、采取应变措施，通过疏散隐蔽，粉碎了中统局企图进一步破坏我粤北省委其他地下党组织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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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将损失降到了最低的程度，但是继江西省委全军覆没之后，我粤北党组织的发展建设也由此陷入低潮,直到1944年下半年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战略反攻,由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才逐步走向兴盛。
【下篇提要】
【十一】叛徒出卖、中统出手，廖承志被捕
29日，郭潜回到联秘处，向庄祖方报告：
他被捕头一天曾接到南委一份电报，因电码不清，没有译出来，昨夜在家再仔细翻查，原来是要他立即离开曲江，免遭危险等语，并将电报原稿交出。
庄由此断定南委已得到谢育才的报告，担心去大埔破坏南委会落空。
但郭潜却认为，只要赶快去，还来得及。
于是特务们就做着去大埔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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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郭潜又来向庄祖方献计：
说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因太平洋战争爆发由香港撤退回内地，现暂住曲江附近的乐昌，应当先将他逮捕，迟了恐要走脱。
庄喜出望外，立即将此情况告诉七战区联秘处秘书丁某。
丁说，余汉谋司令长官早就向总裁（蒋介石）请求逮捕他。
总裁指示，“发现他，格杀了事”。
如今，有机会，先抓起来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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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声明】
本文所回顾的这段往事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请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进行深入理性阅读，切莫误解。
笔者无意于激发、引导各种不良情绪，更无意于影响、重构读者朋友们的心理认知。
▎友情提示：
研究历史，建议多读史书。
史书也未必是真的，依旧需要自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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