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十年，随着新生儿死亡率和传染病死亡率的不断下降，以及人口老龄化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心脑血管病和癌症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或简称慢性病）已成为我国居民的主要死因。

2021年，我国慢性病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91%，而且我国人口占全球的18%，但慢性病造成的死亡人数却占全球的26%。鉴于其涉及人数多、防治周期长的特点，慢性病已成为我国未来需要长期面对的公共卫生挑战。

在此形势下，世界著名医学杂志《英国医学杂志》（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或简称BMJ）组织了“中国慢性病当前挑战专刊”。10月19日，该专刊在2024年中国慢性病防控大会上正式发布。深圳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控制工程学院讲席教授、英国医学杂志中国编辑唐金陵作为该专刊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与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杨祖耀合作，在专刊上发表了题为《定义慢性疾病需以病人为中心》的文章，提出医学应重审慢性疾病的概念。

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生理、生化、组织学和影像等技术的进步大大提高了医学“观察”人体的能力，并使人们认识到，疾病总是始于分子、细胞、生化或生理层面的微小变化，而症状和体征只有在这些变化足够严重时才会出现。这一认识促使医学对疾病的定义逐渐从基于患者症状和体征的传统模式，转向依赖于人体微观层面的变化，疾病的定义被大大扩展。例如，糖尿病是根据生化指标（即血糖浓度）定义的，癌症是根据组织学特征（即细胞的形态结构）定义的，而高血压则是根据生理学指标（即血压）定义的。

唐金陵表示：“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技术能够检测到身体的微小变化，就将它们视为疾病并进而展开干预。定义慢性病需从病人的利益出发，考虑这些变化是否真正对健康和生命构成威胁，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具有有效的干预措施，能使患者从治疗中受益。”

事实上，这些早期微小的身体异常往往终身都不会引起任何麻烦。例如，据中国的一项大型长期随访研究估计，86%的高血压患者（血压≥140/90mmHg）终身都不会因高血压而发生心血管事件。又如，通过筛检发现的甲状腺癌和前列腺癌的死亡率与发病率之比很小，这意味着很多携带早期甲状腺癌或前列腺癌的患者并不会死于这两种癌症。对于这些绝大部分终身都不会引起任何麻烦的所谓早期疾病，治疗的作用微乎其微。

对于这些绝大多数终身都不会引起任何麻烦的所谓早期疾病，即使可以治疗，效果也注定不会好，因为绝大多数出现这些异常的人根本不需要治疗，所以不会从中受益。

例如，在一般高血压病人中，不治疗的10年心血管病风险为6%，降压药能把这个风险降低1/3，即从6%降低到4%，绝对效果为2%。换言之，在100个高血压病人中，降压药10年内能预防2例心血管事件，而对其他98人没有任何作用。尽管如此，这已是全世界广泛推广的医学进步了。

其他疾病的早诊早治，效果可能更不乐观。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John Iaonnidis及其同事总结了针对19种疾病的39种筛检方法的48个随机对照试验，结果发现，可降低筛检疾病死亡率的方法并不常见，可降低全死因死亡率的方法极其罕见或者根本不存在。另外，《英国医学杂志》2014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总结了评估体检效果的16项随机对照试验，结果发现，一般的无选择性的体检对降低全死因死亡、心血管病死亡和癌症死亡的风险没有作用。

然而，把早期微小的身体异常视为疾病并进而展开治疗，给医疗卫生增加的负担却是巨大的。例如，中国在本世纪初对高血压、高血脂和糖尿病（俗称“三高”）诊断阈值的调整，使得2002年至2009年期间中国“三高”患者总人次数翻了一番，新增“三高”人次数高达3.59亿。如果这些新增‘三高’患者在2010年全部接受药物治疗，以当年平均价格计算，仅仅治疗这些新“三高”患者将会消耗当年政府卫生总支出4800亿人民币的56%。这几乎是一个难以承受的负担。

唐金陵进一步指出，与高血压和糖尿病一样，当前很多慢性病的诊断都依赖于一个主观确定的诊断切点，而这些切点的微小下移都会导致大量的新增患者。

医学界应该重新思考慢性病的定义逻辑，从病人的利益出发，从医学的根本目的出发，只有当有效的（即能够带来病人认为值得的临床获益的）干预措施存在时，早期、微小的身体异常才应被视为疾病。

“医学的目的是照护病人，而不是制造更多的病人。”唐金陵表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以病人为中心，重新审视当前的疾病概念和诊疗模式。”

据悉，BMJ中国慢病专刊由《英国医学杂志》发起和组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北京医院牵头，一共收纳了8篇文章，北京大学医学部、北京协和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瑞金医院、深圳理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UCLA等单位的40多位专家参加了编写工作，内容涵盖慢性病的定义、非药物干预的重要性、共病衰弱患者的照护、数字化与慢性病防治、老龄化引起的长期照护的需求与应对、心血管病的社会决定因素、传染病与慢性病管理等方面。

在对抗慢性病的诸多困难中，正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前副院长罗伯特·卡普兰所说，现代医学模式的失措才是根本性的：虽然社会、行为、环境因素对健康至少起到了50%的决定性作用，但我们却坚定地相信依赖生物医学诊疗技术的进步就能解决所有问题，而把其他可用来改善健康的途径排挤在了认知范畴之外。

在向大会介绍本专刊文章时，唐金陵说：“对抗慢性病之路漫漫，这些文章并非为了提供最终、肯定答案，而是为了激发更多的研究、讨论和对话，以不断改进循证、有效、公平的慢性病防治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