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中华大地上开展了一场举世无双的“人雀大战”,全国人民布下天罗地网围剿麻雀,许多年纪大的朋友都对这场大战记忆犹新,今天帝哥就来说说这段故事。

1955年,毛泽东收到农民的反映,说是麻雀祸害庄稼,于是他作出指示:“麻雀是害鸟,能不能消灭它们?”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马上找到中科院前任动物所副所长钱燕文,向他咨询这一问题,钱燕文回答说:“我们对麻雀的食性还没有系统研究过,不敢肯定是否应当消灭麻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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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这年12月,毛泽东外出考察,他在杭州和天津分别找了部分省、自治区的党委书记讨论农业合作化和农业发展问题,共形成了17条意见,其中第13条的的内容就是“除四害”,即在7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此后各地纷纷展开了“捕雀运动”。

但许多科学家都认为,在没有正式得到科学结论以前,政府不应该轰轰烈烈地搞“捕雀运动”。1956年10月,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大会在青岛举行,实验生物家朱洗在会上讲了一个故事:1774年,普鲁士国王下令消灭麻雀,并宣布杀死麻雀有奖赏。此后百姓争相捕雀,没过多久,麻雀被捉光了,各地果园却布满了害虫,连树叶子也没有了。国王不得不急忙收回成命,并让人去外地运回雀种,加以繁殖保护。

最后朱洗在会上说:“除了在某些季节麻雀是有害的,其他季节是有益的。”他的意见得到了参会人员的一致同意。

1957年10月,中央部分地接受了生物学家们的意见,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27条除“四害”内容改为:“从1956年起,在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里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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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打麻雀的宣传画

但不少城市不但没有按规定停止灭雀,反而更加大张旗鼓地开展围歼麻雀的群众运动,比如上海市第一次灭雀大战进行了3天,灭雀88171只,获雀卵265968只,第二次进行了两天,灭雀598001只。

1958年,“捕雀运动”进入到了高潮。四川首创了“大兵团作战的”捕雀方式,据《郫县志》记载,四川郫县10万人历时3天,共消灭上百万只麻雀。

以郫县花园乡为例,乡党委书记魏锡云组织全乡近40支鸟枪,成立“火枪队”,分成3个小组,巡视全乡打麻雀。群众与专门放假回家打麻雀的学生,以大社为单位,分为31个小组,指派专人包干。男女老少,整天轮流看守,不断吆喝。干部分到各处严厉督促,农民上街赶场都得带上竹笋壳,边走边吆喝,否则不准进场……据粗略统计,全乡7天共歼灭麻雀20多万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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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自制的捕雀装置

1958年4月19日清晨4时左右,北京市动员数百万“剿雀大军”拿起锣鼓响器、竹竿彩旗,开始走向指定的战斗岗位,830多个投药区撒上了毒饵,200多个射击区埋伏了大批神枪手。当天刘少奇亲自来到了“首都围剿麻雀总指挥部”督战。

5时整,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一声令下:“开始!”全市8700多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里,立刻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枪声轰响,彩旗摇动。白发老人、几岁小孩、工人、农民、干部、学生、战士,人人手持武器,各尽所能。麻雀在天罗地网中乱飞,找不着栖息之所,有的被轰到施放毒饵的诱捕区和火枪歼灭区,有的吃了毒米中毒丧命,有的在火枪声里中弹死亡……

这天北京市的战果也非常辉煌,全市共累死、毒死、打死麻雀8.3万余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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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报》报道捕雀的新闻

据各地不完全统计,1958年,全国共捕杀麻雀2.1亿余只。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罗平汉后来回忆说:“经过全民大灭雀,可怜的麻雀已是所剩无几。”

1959年7月10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的一次讲话上,再次提到了麻雀的问题:“有人提除‘四害’不行了,放松了。麻雀现在成了大问题,还是要除。”

但就在此时,广大农村传出了“遍地虫灾”的消息。更多的科学家开始挺身而出,为麻雀翻案,一位科学家甚至斗胆提出:“替麻雀翻个案,比替曹操翻案的意义大。”

1959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在朱洗、冯德培等科学家的帮助下,写了一份《关于麻雀问题向主席的报告》。《报告》中说:“科学家一般都认为,由于地点、时间的不同,麻雀的益处和害处也不同;有些生物学家倾向于提消灭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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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除“四害”的战报

这份附有大量科学依据和分析的报告终于打动了毛泽东,两天后,他作出批示:“张劲夫的报告印发各同志。”《报告》后来作为中央杭州会议文件,印发给与会者。

1960年3月,毛泽东作出指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虫’。”最终毛泽东以这种方式,为麻雀平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