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门问道——王冬龄书法艺术展”专题研讨会于10月26日9时在天津美术馆举行。研讨会由此次展览的学术主持范景中、寒碧与策展人邱志杰主持。与会的嘉宾学者围绕王冬龄先生六十余年的书法艺术实践，并从“历史承担、现实关切与未来可能”，以及“天津文化性格的提炼”等角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王冬龄先生对与会三十余位嘉宾的到来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展览学术主持范景中认为，王老师的作品需要回到一个更大的场域来讨论，即从艺术与文明的角度来讨论。在书法史上，赵孟頫、董其昌的艺术都令当世为之赞叹，引领了时代，也就是优秀的文化取代了落后的文化。这说明民族没有高低之分，但是文化有雅俗之别。王老师近些年在国内外举办的展览都引起了轰动，充分证明了他的作品对于今天人类文明的意义，即王老师的艺术是如今中国优秀文化与文明的一种代表。
中国文联副主席、本次展览总策划许江指出，王冬龄先生继承了林散之、沙孟海、陆维钊等老师的文脉，尤其是弘扬了林散之先生主张的隶书三法，所作大字三分慷慨，七分霸悍，生意盎然，在彰显“可象”“散”“空”等传统美学精神的同时，又表达了自己具有生活性、日常性和时代性的书写特征。
天津美术学院院长、本次展览策展人邱志杰说道，王老师六十余年的实践，使他成为枢纽中的枢纽，是传统与当代书法的沟通者。在此意义上，他是当代书法的担当者。天津的文化性格的本质是开放包容，天津有码头，有市井文化，是现代中国的实验场。这个时候，王老师的展览出现在天津，具有里程碑意义，是新的天津文化形成的强有力的催化剂。
浙江大学图书馆馆长孙周兴教授认为，“乱书”是语义—语法解构策略，是要突破语义上的“识别之看”，甚至也要突破形式变革。“乱书”更是行动的艺术，指向不可还原的生命意义——艺术是创造奇异生活的行动。冬龄先生做到了，他是一位率真的年轻的艺术革命者。
艺术家靳卫红指出，王老师是承前启后的重要节点，他有深厚的传统书家修养，在实验过程中没有放弃过笔法。王老师的书法是一种当代的呈现，其中最突出的是他对书法的破局，尤其是在结字和章法方面。
浙江省书法家协会顾问斯舜威认为，王冬龄老师是一位复合型的当代艺术家，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书家。这些年王老师最引人瞩目的实践是“乱书”，但是目前的艺术批评并没有跟上这种探索，还停留在看图识字的层面。
书法家张旭光提出，王老师的作品综合了书家的书写、画家的立场和视觉艺术的表达。如果不能表达当代人的情感，书法就死亡了，所以在当代书法的探索中，艺术家应该充当冲锋号，而非熄灯号。
策展人张颂仁以为，冬龄先生在大草基础上，把草书推演至极致，成为罗织“全部”的字的“乱书”，可以说是文明的重新创造。从无象的浑沌中创造，即使掌握“全部”，也不可能先有成见，而必须有如天地四时，要在无心之际、在游戏之中，一次次地发明世界万物。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院研究员张公者表示，此展览最重要的价值是显示了中国古典艺术对于今天和未来之可能性。今天书法界更多强调的是艺术中的“术”，忽略了“艺”，王老师有“术”的基础，但更主要的是突显了“艺”。
杭州市书法家协会主席童养辉指出，王老师的书法与传统的书法不同，也和一般的当代艺术不同，他的思想根源是道家的，体现了一种有形与无形、有名与无名的思辨精神。他的作品体现了当代书法的特征：思想性、书写性、系统性。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管慧勇分享道，这次编辑出版王冬龄老师的“乱书”作品集《飞花散雪》，每一件“乱书”作品都做了释文，也是在向读者传递一个信息，“乱书”不是乱写，它依然有内容，有草法，有一气呵成的书写过程，传统书法核心要素一个都没有丢失。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万木春表示，在面对王老师的作品时，我们不要被既有的美术史、书法史观念所束缚，而是应该用我们的直接经验去感受。对王老师书法艺术的解释面临的最大矛盾，是我们的个人经验与大的历史叙事、理论话语的矛盾。
艺术批评家杜志刚认为，王老师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场景中将会以“乱书”被记载下来。王老师书法的当代性和先锋性，就体现在解构上。当一种观念确立以后，其方法必须随之而变，解读王老师的作品，最关键的是找到合适的阐释通道。
江苏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刘灿铭提出，王老师对当代书法的贡献是借古开新。王老师的根子在江苏，他的线条非常江南化，温润而不燥。他的内核还是文人式的。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孔令伟表示，王冬龄老师对经典文辞的理解和他的书写方式是一致的，这背后隐含了艺术家超凡的能力，这里面既有艺术家阐释经典的智慧，也有其不为人知的神奇之处。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刘彦湖提出，王老师作品的最重要意义一定会是“乱书”，其他全部工作都是铺垫。王老师秉持的是精英文化的传统，精英文化的特点就是历史性与前瞻性的完美结合，有内在的理法。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林海钟认为，书法的笔法源于草书，或者说草书之意诞生了书法之法，因而不同于别国文字的形态意韵，成为中华文化所特有的艺术形式。王老师精于草书，贯通笔法，几十年精进勤作，境界早已通神，笔下流出千年的故事。
艺术家严善觉得，每个人由于知识背景的不同，看作品的感受自然也不一样，尤其是面对王老师“乱书”这样由不同的美学因素组成的作品，更不能用单一的标准来简单地下定论。
天津市书法家协会原主席唐云来指出，冬龄兄是一位创造型的书法家，应该对天津书法界有所启示，书坛应该有探索，在植根传统的基础上，鼓励创新。冬龄兄是这一方向的成功者。
天津美术学院教授阎秉会认为，王先生有一种自觉，就是做一个艺术家，而不仅是书法家。“乱书”使他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可以完全释放和发挥自己的情志，但这种发挥都是基于前面的准备。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周诗岩表示，王老师的作品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怎么解决艺术中各种美学因素的冲突，这要求我们有面对挫败的勇气和持之以恒的探索精神。只有“拨乱反正”后的“正”，才有真正的价值。
浙江大学教授江弱水谈到，我们对王老师笔下这样的当代作品缺乏真正有价值的批评，还在概念之间游走。艺术界对于艺术现象的解释不够有力，我们呼唤一种具体和精细的批评。
《中国书法》杂志社主编朱培尔指出，王老师的书法是在传统上出新，也是对传统书法形式的解构。书法界的保守最主要是缺乏自信，怕现代文化的干扰。但传统和现代却是王老师作品的两面。
此次展览学术主持寒碧指出，王冬龄先生六十余年的创作实践从入古开新到非阡非陌，循环往复不断突围，生机勃勃自由自在，全面呈现了一位书法家、艺术家的历史文化承担，现实关切要领，未来开放可能。所以对于“乱书”，最好不去定义。不必理论前导，无需专家论证，只达其性情，只任其可能。天津的地域文化性格一直被遮蔽或误会，所谓“传统”“保守”乃至“落后”，这种评价假使不属游谈无根，也是浅表肤泛的，缺乏史家眼光的，事实上这个地方到明代才置镇屯军，当时叫“海津镇”，从“海津镇”到“天津市”，算下来也就六百年，应该说根本没有很沉重的历史包袱。从古典文脉的源流上说，它并不是自给自足的，应该是江淮文化的衍绪，第一波就是浙江，查慎行、厉樊榭、杭世骏，杭世骏《道古堂集》就讲过此地“人文不振”，说白了就是没啥“传统”。第二波是安徽，吴汝纶、姚竹山、范肯堂，这是后期桐城派的重要人物，使古典文运稍振，勉强可称“传统”，但是速华急萎，没有落地生根。原因很简单，历时太短暂，社会转型了，变局太大了。所以重要的是第三波，准确地说是另一波，就是王冬龄这个展览上的那几位，严几道、严范孙、梁启超直到张伯苓，是这些人引领着津门文运，转移了方向风会，乃至奠定了近代性格，甚至逼近了现代文明。这时的天津城，与上海同步调，属南北比肩，并无多大差距。我们只是抱憾，天津这种很先进的历史文化性格并没有像上海那样提炼分明，这个原因太复杂了，可能和北洋系的占据有关系，肯定是绕不开的一段历史，夹缠着说不清的某些人物，比如李鸿章、袁世凯、徐世昌，史学界争论那么多，就因为“定义”或“定性”太强迫。但不管怎么说，天津历史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先进性是明摆着的，无论如何也抹煞不掉，应该深入挖掘，展开细心研究，进而损益分寸，把它提炼岀来。
参加本次研讨会的嘉宾还有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总编辑鲍静静、艺术家冷冰川、《中国书法全集》主编刘正成、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姜丹丹、中国职工书法家协会秘书长张瑞田、策展人贾廷峰、策展人张目达、天津美术学院教授吕铁元、此次展览的展览总监马驰，孟巍等，大家就王冬龄先生的艺术与当下书坛的守正创新态势，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现场气氛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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