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道浇漓，人心日下，国将不国”这一类话，本是中国历来的叹声。不过时代不同，则所谓“日下”的事情，也有迁变：从前指的是甲事，现在叹的或是乙事。除了“进呈御览”的东西不敢妄说外，其余的文章议论里，一向就带这口吻。因为如此叹息，不但针砭世人，还可以从“日下”之中，除去自己。所以君子固然相对慨叹，连杀人放火嫖妓骗钱以及一切鬼混的人，也都乘作恶余暇，摇着头说道，“他们人心日下了。”
首先要讲的文章是一篇杂文，写于1918年的《我之节烈观》。1918年，这是五四运动的前夜，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已达顶峰，在这样的黑暗时刻，志士仁人都在寻求救国之路，思考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所在，于是他们就以《新青年》为阵地，或是谈论国计民生、或是谈论社会政治，或是谈论中国前途以至于人类命运，总而言之话题都很宏大，而且非常激进、锋芒毕露，这也使得《新青年》成为了当时中国最革命、最先锋的期刊，成为了指引中国现代文化前进的灯塔。但是同样作为《新青年》主将之一的鲁迅，在1918年7月，却选择了一个非常小的切入点，这就是女人、女人的身体。
为什么要讨论这个话题，因为女人要管理自己的身体，如何管理，看似和别人没有关系，就是女人自己的选择，但事实上，女人也是身不由己，因为她会深受社会道德、流行风尚，以至于政治观念的影响。所以鲁迅表面上是讨论女人的身体，实际上还是在讨论国家大事和民族命运，并以此向封建的道德礼教发起攻击。
具体到五四运动前期，当时的社会比较支持两种非常极端的女人管理身体的方法，一个叫“节”、一个叫“烈”，合在一起就是节烈，那么社会为什么支持女人要节烈呢？鲁迅先解释了一下原因，他说“世道浇漓、人心日下、国将不国”，这是中国社会历来流行的叹息，而在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更是一片黑暗，这一下真是国将不国了，如何挽救时局、力挽狂澜？鲁迅说当时有三种挽救办法，第一种就是康有为和梁启超主张的“虚君共和”，也就是君主立宪，但是后来事实证明这行不通。第二种是灵学派人士要请孟子重新出山，当然不是孟子的真身，而是他的灵魂，这就更是胡扯淡了。
所谓虚君不成、灵学不灵，于是第三种方法就出现了，这就是“道德救国”，只要道德高尚了，那咱中国就有前途。进一步，怎样把社会的道德水平提上去？人们提出，中国的道德关键在于女人的道德，而作为一个女人，最高尚的道德品质就是“节烈”，所以我们要表彰“节烈”。那么什么是“节”什么又是“烈”呢？鲁迅给出了这样的定义，所谓的“节”，指的就是丈夫死了，绝不再嫁，就守着公公婆婆干瞪眼，或者就是干脆自己过，而且丈夫死得越早、家里越穷，那“节”得就越好，更有甚者会毁坏自己的容貌，以此彰显自己“节”的决心，那这样的女人，绝对是一等一的道德楷模。
至于“烈”，则是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丈夫死了，自己也跟着死了，甚至有的还没有嫁，就是订个婚，那未婚夫死了，我也跟着死。第二种就是有人来强暴、侮辱，也要第一时间，赶在对方得手之前完成自杀，而且死得越惨、越苦，就越好、越受表扬。要是来不及抵抗，让对方得逞了，那就免不了被人议论一番。鲁迅说，也许道德家足够宽容，还是会赏给你一个“烈”字，但是文人恐怕就不愿意帮你作传了，终究还是要低人一等。鲁迅的原话这样讲：总而言之，女子死了丈夫，便守着或者死掉；遇了强暴便死掉；将这类人物称赞一下，世道人心变好，中国便得救了，大意如此。
对于这样一种“节烈救国论”，鲁迅当然十分不满，于是他就进行了一场教科书式的、极其严谨的逻辑批判。首先鲁迅提出一个疑问，不节烈的女子怎么就害了中国？试问今天的刀兵、盗贼、水旱、饥荒，哪一个是由女子不节烈所引起的？政界、军界、商界、学界，到处充斥着各种黑暗，造成这些黑暗的全是男人，并不包括不节烈的女子。其次，为什么救中国的责任全在女子呢？既然现在主张男女平等、义务略同，那么有责任就要男女分担，男人怎么只要求女人节烈，而不要求自己发挥美德呢？所以说靠女人节烈去救国，这根本就是不成立的，就算道德救国靠谱，那也应该是男人提高道德。以上两个疑问还是逻辑上的批判，接下来鲁迅就祭出自己的大杀器了，这就是讽刺。
鲁迅说根据节烈这个标准，那我就可以把女人分成三类，一种是已经“节”的或是已经“烈”的，这种女人当然受了表扬，她们提高了社会道德，为挽救中国做了贡献。第二种就是不节不烈的，这种自然要受到批判。可是还有第三种，有一些女人志向非常高，一门心思想做节妇、烈妇，为社会树立道德榜样，为救世贡献力量，可是很无奈，自己的男人身体太好了，活到100岁还不去死。而且天下太平，自己长得也不咋地，没有人来强暴我，想节烈却没有办法节烈、没有机会节烈，这可如何是好？我是空有一身节烈志向，但最后只能饮恨吞声，做一个次等的人物。
你看鲁迅的讽刺多么辛辣，你说女人节烈可以救中国，那我同意，但是有一个前提，要么中国男人都要死得早，要么中国男人全是臭流氓。如果中国男人身体好、有道德，女人就做不到节烈，做不到节烈，就拯救不了中国。所以归根结底，中国贫弱还是男人的问题啊！这真是一声嘲笑胜过三轮雄辩，四两拨千斤。
在对“节烈救国论”进行了批判之后，鲁迅更进一步，提出自己对于道德的看法。什么是道德？鲁迅的原话这样讲：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也就是说，鲁迅给道德设置了两个标准，一个标准是人人有能力去做，如果只有少数人可以做，那这种事就谈不上道德，比如说马云捐款10个亿，然后他就说只有捐款10个亿或更多，才谈得上道德，那全社会不就道德沦丧了？第二个标准是利己也利人，只利己不利人，这显然不行，只利人不利己，也不值得提倡，你想一想是不是很有道理？如果以此为标准，节烈就绝对谈不上道德，首先有很多女人想节烈也做不到，而且男人也没有节烈这个说法，你自己不去做，反倒是要求别人，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再者节烈这件事既不利人也不利己。可以说鲁迅虽然是在讲“节烈”，但他由此所生发的对于道德判断的思考，仍然值得今天的我们去反思、去自省。
到此为止，鲁迅已经把节烈的荒谬性，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但他还不满足，他还要探讨一下节烈观的历史渊源。鲁迅发现在古代社会，女子多为男子的物品，你是杀了还是吃了都是可以的，而在男人死后，女人也和其他物品一样，要陪着男人殉葬。后来社会进步了，殉葬的风气倒是没有了，但它变换了一种方式，这就是守节，原来守节并不是因为爱情，而是一种殉葬的遗风。不过从汉朝到唐朝，当时的中国并不鼓吹节烈，特别是唐朝，男人死后，甚至鼓励和祝福自己的妻子另择良人组建家庭。至于后人所讲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其实是宋朝的儒生发明出来的。所以鲁迅就发现了一个规律，国家民族越是疲弱，国民快要到了被征服的时候，鼓吹节烈就越是昌盛，鲁迅说：没有力量保护，没有勇气反抗，只好别出心裁，鼓吹女人自杀。
在文章的最后，鲁迅做了这样的总结：
我依据以上的事实跟理由，要断定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不利自他、无益于社会国家，于人生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
临了还有一层疑问：
节烈这事，现代既然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节烈的女人，岂非白苦一番么？可以答他说：还有哀悼的价值。他们是可怜人；不幸上了历史和数目的无意识的圈套，做了无主名的牺牲。可以开一个追悼大会。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其实关于《我之节烈观》，历史上也一直存在争议，当然争议的焦点不是文章本身，也不是鲁迅的观点，而是鲁迅这个人。诚然，鲁迅是一个超人、是一个战士，在黑暗的旧中国，他振臂高呼、启蒙救世，他对中国社会、对中国人、对中国问题的观察、理解、体会之深刻，直到今天也无人超越，甚至是无人企及。但在精神层面之外，这位超人、这位战士，其实也是一个身不由己的普通人，因为他有一个法定的、但从未有过夫妻之实的妻子朱安，而朱安不正是一个对着活人的节妇吗？
这就是鲁迅面对的矛盾，在精神层面，鲁迅以超人的姿态挑战传统的封建礼教，也以超人的原则性，忠于自己的爱的标准，也就是没有爱便没有性。但在现实中，身为一个普通人，他又选择忠实于传统礼教，顺应母亲的意愿，终其一生也没有抛弃朱安。这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这是精神与欲望的矛盾，或许在这一矛盾交织的痛苦中，鲁迅也领悟到了世人普遍的道德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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