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年初起，新冠疫情就没有停止过肆虐，往往短暂的蛰伏之后，很快就卷土重来，国家不得不坚持采取常态化防控措施，虽说为大家生活带来了少许不便，但与国外对比，就可以看到显著的效果。
其实，疫情在中华大地上并不陌生，近的新冠疫情、非典疫情不说，在古代乃至建国前，各类传染病都发生得十分频繁，当然，那时候人们称之为“瘟疫”。
在那时候，面对瘟疫，官府是如何防控的呢？太远的封建时期且不说，先看看离我们更近，且号称“无年不疫”的民国时期防疫措施。
01.从零开始的体系
民国时期（1911年－1949年），社会、经济、科学均十分落后，而与现在差距更大的是民众的教育水平。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说，生活、工作的经验都来自长辈的传授，缺乏科学的卫生常识，而且迷信思想严重。
当遇到传染病流行时，人们束手无策，应对疫病多采取迷信手段，好的地方还会使用一些土方子来治疗，而有的则完全寄托于神明保佑。
再加之军阀纷争，战乱连连，所谓“大战之后必有大疫”，这就导致各种传染病频繁爆发，特别是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是战争之外，造成死亡人口最多的原因。
军阀混战令百姓苦不堪言
既然人民自身防疫水平如此低，那也只能寄希望于当时的民国政府或各地军政府了。谁知道，这些统治者们也好不到哪里去。
首先是清廷直到1910年才成立第一个负责防控疫情的机构，就这还是因为暴发在东北的鼠疫，在大范围传播，死亡人数超过60000后，直接波及北京，日暮西山的清政府这才重视起来，成立了京师防疫局，其反应之迟缓，可见一斑。
很快，溥仪下诏退伍，新鲜出炉的中华民国政权在名义上成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权，但各地仍然军阀盘踞，窃取革命果实的袁世凯将执政重心还放在地盘的争夺上，虽然在内务部下设了卫生司，但并不重视。
袁世凯
02.乱世中的防疫
直到1914年，北京再度暴发大规模的白喉、猩红热等传染病，民国政府才在内务部卫生司下面成立了一个临时防疫处，但也只是负责处理一些行政公文内容，对疫情实在起不到什么防控作用。
很快，政府发现还不如将其改造成传染病医院作用大，于是，传染病人终于可以得到专业的治疗。
值得肯定的是，这所医院的花费完全由政府出钱，而且还专门安排了接送传染病人的马车－－相当于现在的120救护车。
但实际上这种防疫措施还是仅限于京城之内，放眼全国，各地的平民甚至连这种基础的防治条件都无法享受，当地官府所采取的对策无非是建立临时的“施药局”“施粥所”，其目的很大一部分是维持贫民的秩序，防止其逃难扩散疫情。
再则，就是将因传染病死亡的患者尸体，集中焚烧，以消除“疫源”。应该说，以上手段对防止瘟疫的传播还是有一定的效果，虽然不能保证治愈患者，但在那个交通不发达的年代，也能将疫情控制在一定地域内，不至于扩散到全国。
1917年9月，内蒙古又有一场大型鼠疫暴发，并很快蔓延到平民们得不到有效地引导和救助，只能将生存的信念寄托在求神拜佛上，试图避免因自身“造孽”而染上“瘟神”。
而乡绅们为防疫病传播到自己家中，采取了强行隔离封锁措施，却没采取任何医疗措施进行救治。为了安全，他们根本不顾贫民的生死，宣称：“人（患者及其家人）死绝了，疫才会消失！”
就是这种防控手段，导致大量患病的人不敢声张，能跑的都往外跑，疫情开始向山西蔓延。此时，距离蒙古疫情爆发已有近3个月，而北洋政府才刚刚接到疫情的报告。
03.形势严峻的山西，现代化防疫的阎锡山
1918年1月1日，上台不过数月的山西省长兼督军阎锡山正要在新的一年中大展拳脚，进一步推行省内改革，却突然收到了北洋政府总统段祺瑞的一封急电：一场涉及蒙古、绥远等地的瘟疫已经爆发！
1月4日，段祺瑞再次来电，这封电报中点出此次疫情很可能就是鼠疫！这让阎锡山大为紧张，1910年那场从蔓延东北甚至波及关内、造成6万多人死亡的鼠疫，让他记忆犹新。
那场鼠疫如果不是有后来被称为中国卫生防疫、检疫事业创始人的伍连德先生亲自坐镇指挥，还不知要继续发展到什么程度。
1月5日，如临大敌的阎锡山接到了一个噩耗：右玉县一家旅店，在接待过外地客商后，其老板全家十八人相继病死！
这说明鼠疫已经进入了山西！已经与官员们商议数日，充分学习了东北防治鼠疫经验的阎锡山立即展开了行动。
阎锡山
他宣布成立山西防疫总局，由省警务处处长兼任防疫总局局长，并在全省张贴告示，毫无隐瞒地向百姓们宣传鼠疫的发生，这对在全省展开防疫措施时防止群众恐慌逃逸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随后，在阎锡山的命令下，山西与绥远之间火车全部停运，凡西北方向来人所过之处，均要进行清洁隔离，封禁患者住房，对病亡者尸体要及时掩埋（为何不是焚烧，后面会有解释）。
他还派军队强势封锁相关城市的道路，对往来者检查十分严格，并设立数条防线，从县到乡、村再到巷、道，层层戒备，如临战时。这些手段，已经与现代隔离措施十分相似。
“划定左云、阳高、天镇、大同、平鲁、朔县、偏关、河曲等八县为第一防疫线。怀仁、山阴、应县、浑源、广灵、宁武、神池、五寨、代县、保德、繁峙、灵邱、岢岚、淳县等十五县为第二防疫线。雁门关内，忻县一带为第三防疫线。石岭关为第四防疫线”
--山西防疫总局
封锁完成后，他继续下令让封闭区内的百姓用石炭酸水进行内外包括自身的消毒（每户负责屋前区域），并根据要求前往专用房屋住满七天，若未发病，则自行返家，反之，则送到医院治疗，再对患者房屋进行消毒、封闭。
现在看看，除了没有核酸检测，这简直就是如今国内中高风险区隔离管理制度的翻版！甚至包括问责制度！从一封阎锡山发给应县的电报中可窥出一二：
“据调查报告，该县东关及贾寨、黄尾子、剪子铺等处，瘟疫甚烈，剪子铺死八九人，即弃尸野外······此事关系多数生命，该知事竟毫不过问，以致传染日烈，实属玩视民命，著先记大过二次，仰即派警迅将疫尸消毒深埋，毋再疏忽，致干严办。”
当然，这样政策肯定会给山西人民带来巨大的不便，更兼山西民风素来彪悍，对于一些管理措施能够接受，但一旦与当地风俗发生冲突，则难免激愤。这也是为什么阎锡山只能要求将患者尸体“深埋”而非“焚烧”的原因。
当时，一支驻守在山西、内蒙交界地丰镇的部队出现了感染，士兵接二连三病死，长官很快按要求进行了处置，但也上报了一个难题：
“惟尸身尚未掩埋，拟用火葬之法，以绝根株，该连长不肯负责”
由此可见，其风俗根深蒂固，在军内也不可动摇。当然，也与当时的军队性质及受教育程度有很大关系。
面对这种民风，就连北洋政府派来指导防疫工作的、新成立的中央防疫处处长、鼠疫权卫伍连德也铩羽而归－-－在未经告知的情况下，他的团队解剖了一具患者尸体，结果被得知消息的百姓一怒之下烧掉了防疫所，将他们痛打一顿，而且连当地官府都不敢出手相助，不得不称病返回北京。
当然，军阀观念严重的阎锡山也并不希望北洋政府有人在山西对他指手画脚。他继续推行既定的防疫政策，同时加大对疫区居民的救助，不仅发放救济款和粮食，还专门安排收容所收留乞丐、流民和滞留山西的外省人，提供免费食宿。
在这种制度下，从1月5日开始的山西鼠疫很快被控制，到3月19日，仅仅74天后，就宣布全部肃清。在当时，算得上是一个不小的奇迹。
04.在巨大压力下逐渐完善的卫生防疫体制
虽然这次鼠疫在山西得到了快速控制，但从全国角度来看，还是有了大范围的传播。
首要原因就是军阀混战，特别是临近山西的直系军阀曹锐和曹锟两兄弟，正为争权夺利，率军打得不可开交，根本顾不上什么鼠疫。
再就是北洋政府对各地并无实质上的领导权，加上阎锡山自身军阀思想严重，在北洋政府请他派出一支防疫力量支援直隶时，他一口拒绝。
最终，这次鼠疫在内蒙、河北、山东、安徽、南京传播近一年，死亡近2万人。
不过这也促使各统治者提高了对防疫工作的重视，特别是北洋政府为此专门成立了中央防疫处后，在伍连德先生的推动下，我国收回了海港的检疫权，并在各地先后创建了20多所现代化医院及医学院。
其后，我国又多次爆发肺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从1911年起算，共发生死亡超万人的重大疫情19次，平均每两年就会有一次，还不算一些地方性的小疫情。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接管北平后，继承了其全套卫生防疫机构，并开始主动对传染病进行研究，1929年，国民政府发布《种痘条例》，专门规范对天花的防治，到1930年，防疫处已经能够生产白喉等传染病的血清、疫苗。
1931年，在国际联盟的帮助下，民国政府在南京建成了中央卫生设施实验处，开始了现代化的传染病流行病学调查、辅助各地建立防疫机构并开展卫生教育。
到1939年，全国各地县一级已建成卫生院、县级医院241所，全国性的卫生体系已经初具规模。
抗战胜利后，卫生署升格为卫生部，并专门设有防疫司、中央卫生实验院，并在几个大城市（如兰州、北平、东北）设立了分院，进一步强化了全国疫情防控的监控及防治。
总的来说，民国三十八年间，全国性的卫生防疫体系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受其政府性质及国民党执政理念的影响，防控并不十分有力，至少最重要的广大人民没有被摆在第一位，疫情的发生仍然十分频繁。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卫生部的地位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包括在军内，总卫生部早期也是直接隶属军委的总部之一。
也因此，我国才能在建国初期，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扑灭几场国难级的疫情传播。
其中的故事，我们会在下篇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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