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戴鞍钢
中国近代农产品出口，具体反映了那一时期中国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与国内外市场联系的增强，是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变迁的主要表现之一。在其发展的进程中，中国的民间金融业起到了积极的辅助和推动作用，并也从中受益和获利。
壹
钱庄票号强强联手
鸦片战争前，钱庄、票号是民间经营货币信用业务的主要金融机构。钱庄起源于银钱兑换业，最早是银两与铜钱的兑换，后来则主要是银元与银两的兑换，其活动范围一般限于当地。票号主要经营地区间的银钱汇兑，其业务范围遍及全国，经营者以山西人居多。钱庄多见于长江流域和东南各省，票号则以黄河流域和华北各省为其主要的活动区域。
五口通商后，列强不断地扩大对华商品的输出，着意利用钱庄、票号等中国旧式金融业的业务渠道，而一些钱庄为谋厚利，也愿意和洋行发生联系。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票号锐意经营汇解饷需、协款与丁银，和清朝政府之间的关系密切，商业上资金周转的业务几乎完全由钱庄承担。随着洋行数目的增多和业务的扩大，通商口岸越来越多的钱庄卷入了服务于进出口贸易的活动。
19世纪60年代以后的30年中，促进通商口岸进出口贸易不断发展的因素之一，是钱庄、票号对于贸易在资金周转上提供了很大的便利。钱庄资本一般并不雄厚，在贸易量日渐扩大后，钱庄为应付商业资金周转的需求，除了设法从外国在华银行获取短期信贷外，还求助于票号的支持。于是，通过钱庄资本的运作，相当数量的票号生息资本开始以商业金融资本的形式在国内市场流转。
具体说来，钱庄和票号相结合，利用以庄票、汇票为手段的信用制度，支持商业贸易的开展，加速了通商口岸和内地之间商品的流通，起到了扩大国内市场的作用。杨荫溥在论及票号、钱庄和外国银行在天津口岸贸易中的作用时指出：“自票号之兴，国内贸易日便，商业渐盛，而本地换钱铺亦随以发展，开天津钱业之先河。至天津辟为商埠，中外贸易日繁，进口货于此分散，出口货于此集中，一方面国内汇兑之需要日增，而一方面本地金融调节之需要亦日迫，于是票号之营业日盛，而本地之银号亦渐为市场上不可少之营业，嗣后外国银行更因需要而渐次设立。”
上海外滩旧照，码头上停靠着货轮，船员和搬卸工正忙碌地搬运货物。
这在近代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上海尤有充分的表现。港口物流的繁盛，刺激了上海商业的兴旺。商业的发展特别是埠际贸易的开展，则离不开金融机构在资金融通方面提供的便利。清中叶上海港沙船货运贸易的活跃，便是和上海钱庄业的发展相辅相成的，“上海自有沙船业，而后有豆米业……因豆米业之发展，北货业随之而开张，款项之进出浩大，金融之调度频繁，钱庄业顺其自然，得有成功之机会”。
上海开埠后，受不断扩大的内外贸易的驱动，钱庄的经营业务渐被纳入进出口及埠际贸易资金融通渠道，“租界既辟，商贾云集，贸迁有无，咸恃钱业为灌输”。钱庄的信用手段，在通商口岸用的是庄票，在通商口岸和内地之间用的是汇票。它所签发的庄票，可以代替现金在市面流通并负有全责，到期照付。庄票有即期和远期两种，前者见票即付，后者则在到期时付现。上海各商号在交易中大多使用远期庄票，在开埠初期常以10～20天为限，进入19世纪60年代后普遍缩短为5～10天。
庄票的这种信用手段，大大加速了资金的周转，广受各方青睐。“钱庄接受长期、短期和各种不同利率的存款，并进行贷款和票据贴现等业务。他们使各级商人，从最大的商号到最小的零售店主，都能得到并利用这些便利。所有在上海出售的进口商品的货款都是用五到十天期的钱庄票据支付的，这种方式既使钱庄可在票据流通期间使用这笔钱，又使进口商品的买主能够与内地一些地方或开放口岸做汇兑买卖的钱庄完成其筹措资金的安排。无论哪一年，这些票据的数额都是很大的”。
钱庄庄票
庄票之外，另有汇票。上海开埠后，进出货物的绝大部分商品是国内其他通商口岸的中转商品。据19世纪70年代初的统计，上海港进口商品只有约20%是由当地消费的，其余80%均输往内地。伴随如此大量中转贸易的，是金融机构的中介和资金融通。上海在长江流域的金融市场已趋主导地位，钱庄汇票的功能便是一个缩影。1870年英国领事称，在镇江支付进口洋货的主要办法是开出由上海钱庄付款的汇票，而商人则把铜钱或银锭运入苏州，从那里收购土产到上海去变价付款。
19世纪后半叶，输往重庆的洋货仍靠木船运输，费时较长，汉口的钱庄实力较弱，难以支持四川商人所需要的大量的长期信用，这些商人遂转而直接从上海进货。19世纪60年代中叶，四川所销售的进口货，购自汉口的不到20%，到1869年又降至10%左右。关键就在于支持这项贸易所必需的长期汇票，是由“上海殷实钱庄承兑的”，因为相比之下，上海钱庄“更集中和更富有”。
其步骤是，“一个重庆商人如果要在上海采办洋货，他可以到一个钱庄那里说明来意，并在该钱庄押借一笔款项，其数目由他自己与钱庄商议协定。然后这位商人就可以将订货单寄与他在上海的代理人，钱庄经理也通知与他有关系的上海钱庄或其分庄，由后者向洋行或其中国的代理人处付予这笔款项”。上海港与重庆之间日益增长的转口贸易，正是与这种信用支持相辅相成的。1881年，输往重庆去的洋货约占当年上海港进口货总值的九分之一。
中国农副产品的大量输出，同样推动了金融业的发展。当时凡从事生丝贸易的丝行，“有资本一万断不肯仅作万金之贸易，往往挪移庄款，甘认拆息”，“有借至数倍者，有借之十倍者，全赖市面流通，支持贸易”。每到春季，钱庄就向丝行贷出巨款，到新丝开盘成交后再收回款项。茶栈的经营，也通常取决于钱庄贷放的多少，彼此间的关系十分密切，1889年3月13日的《申报》称“每庄往来动辄一二万或三四万，少亦数千元”。
钱庄业则通过贷放款获致厚利，长足发展。“钱庄最初创设，资本极薄，规模极简，其主要营业仅兑换货币一项。直到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进出口交易渐繁，金融流通的需要日增，于是钱庄营业逐渐发达，存款放款事项亦较前繁多。如是年复一年，营业遂蒸蒸日上，大有一日千里之势”。1874年2月26日的《申报》载，截至1873年上海共有汇划钱庄123家，其中设在北市即租界的有73家，超过半数。
贰
外商洋行强势介入
麦加利银行
上海开埠不久，着眼于前景良好的港口贸易，一些外资银行的分行相继设立。最早的是1850年的英商丽如银行，至1860年已增至英商呵加刺、有利、汇隆、麦加利和法商法兰西等六家外资银行。其初期业务全是围绕着进出口贸易进行的，如1884年1月12日的《申报》所称：“银行始初仅通洋商，外洋往来以先令汇票为宗，存银概不放息”。主要是经营外商在贸易往来中的汇兑业务，并不着意招揽存款，也不经营票据贴现和抵押放款，重点首先是迎合不断增长的中外贸易所提出的金融辅助需求。
19世纪60年代后，经由上海港的内外贸易大幅度增长，这就迫切要求与其相适应的资金融通加速，单就钱庄而言，显得力不从心，外资银行则存款日多，需要寻找合适的贷款对象，而钱庄经营多年的业务网络则是它们所不及的，于是通过买办的媒介，外资银行开始接受钱庄庄票作为抵押，向钱庄提供信用贷款，时称“拆票”。1869年英资汇丰银行首先通过其买办王槐山，放款给钱庄。
其他银行相继效仿，“当时钱庄流动资本大部取给于外商银行之拆票，外商银行之剩余资金亦常以此为尾闾，且可由此推动国内贸易，以利洋货之畅销，并由此以操纵金融市场，使钱庄为其附庸，钱庄则赖此而周转灵活，营业可以推广，自属乐于接受”。19世纪70年代后期，这种“拆票”方式已很普遍。
受不断增长的内外贸易的推动，钱庄与外资银行出于各自利益考虑的这种携手经营，大大推进了上海金融业的发展。至19世纪70年代末，江浙两省的银洋市价都依据上海丝茶贸易的进出款项上下波动，各地钱庄“皆探上海之行情”决定业务进止。
近代上海贸易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还体现在票号业在上海的新发展。票号起源于道光初年，主要经营地区间的银钱汇兑，由山西人创办的居多，以黄河流域和华北各省为其主要的活动区域，江南则以苏州为中心，“昔年票号皆荟萃苏垣，分号于沪者只有数家”。与钱庄业相比，票号的经营方针较为保守，与官府的关系较为密切，它们参与商业资金的融通，主要通过钱庄进行。
东方汇理银行
前已述及，钱庄的资本一般并不雄厚，在贸易量大幅度增长后，钱庄为调度足够的流动资金，除了设法从外资银行获取信贷外，还求助票号的支持。这时票号在江南的经营重心已从苏州移至上海，通过钱庄资本的运作，相当数量的票号生息资本开始以商业资本的形式在国内市场流转，“迨东南底定（指太平天国失败——引者），上海商埠日盛，票号聚集于斯者二十四家，其放银于钱庄多至二三百万”。钱庄得此助力，发展更快，“上海钱庄之盛，盛于票号、银行放银于庄”。
钱庄的业务网络，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而票号的覆盖面则遍及除边远地区以外的大半个中国，它的加入使上海的贸易金融中心地位更趋稳固。在全国各城市，凡设有票号之分号的都可以直接通汇，上海“与内地各省的汇兑业务，以及中国人与通商口岸做交易开出的票据全部通过山西票号，这些票号多数在上海设有机构，他们还宣称可购入或售出国内任何地方的汇票”。20世纪初，“他们每年的业务进出总额约为八千万两”。
上海的繁盛，还催进了保险业在上海的问世。自19世纪50年代初上海成为中国进出口贸易最大口岸，“由于要求西方船只为商品提供安全保证的中国人日渐增多，为了迎合需要，怡和洋行于1857年在上海和香港开设了谏当保险公司的中国分行。分行的业务十分兴旺，在几个月之内接受的客户数目表明，在中国商人当中售出保险单的数量比在西方商人中售出的数量要多得多”。这种令人鼓舞的发展前景，刺激了新的保险公司相继开张，“以致在十年之内又开设了六家保险公司”。
它们的经营重点，都是水上航运安全保险。“为了适应从60年代初开始出现的中国人的较大规模商号日渐发展的总趋势，怡和洋行认为保险业、银行业如同航运业一样，已发展成为这家洋行的至关重要的职能部门”。1862年成立的扬子保险公司，是由美商旗昌洋行集资开办的，“这家公司由旗昌轮船公司承运货物中就得到大笔买卖”，1883年公司的业务已扩大至伦敦等地，资本也从开业时的40万两增至80万两。
上海轮船招商局
轮船招商局成立后，为了适应航运业务的发展及“不为外人掣肘”，也在1875年和1876年先后集资设立了仁和、济和两家保险公司，“保客货兼保船险，推及于中国各埠暨外洋星加坡、吕宋等埠凡二十一处”。1886年合并更名为仁济和保险公司，股本为一百万两。保险公司的相继设立，是受上海港繁盛的航运业务推动所致，它们的业务开展，也给上海内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新的助力，“‘你能保险吗’？几乎是所有中国商人必然要问的一个问题”。因此，“轮船与保险事属两歧，而实则归于一本，有如许保险生意则必有如许轮船生意”。
概言之，上海港繁盛的内外贸易所提出的大量的资金融通需求，促使上海的金融业呈现出大发展的局面，从而形成外资银行和中国钱庄、票号互为援手、鼎足而立的基本格局，“洋商之事，外国银行任之；本埠之事，钱庄任之；埠与埠间之事，票号任之”。同时，又有保险业的辅助。19世纪80年代，上海已成为占全国对外贸易“货物成交”和“款项调拨”总量80%的贸易金融中心。
叁
口岸贸易与农村经济
自1843年开埠后，上海逐渐成为中国的航运中心和商贸中心。如前所述，19世纪80年代，上海已成为占全国对外贸易“货物成交”和“款项调拨”总量80%的贸易金融中心。1898年9月14日的《中外日报》称：“上海为商务总汇之地。商贾辐辏，货物充盈，一日出入，值银钱数千百万。各省督抚开办商务，委员采办机器，必至沪上焉。钦使出洋，大官过境，一切应须购置之物，沪上无所不有，亦必遇道至沪，为驻节之所焉。故凡银钱往来，各省之汇至上海，与上海之汇往各省者，亦日必千数百万。商务之盛，商埠之繁，庶可谓至矣。”
外国在华银行的资金供应和决算手段等，给通商口岸之间贸易的扩大提供了便利。以汉口为例，经汉口出口的茶叶贸易的金融结算，大部分在上海进行；此外，洋行与四川间的贸易金融业务也多在上海进行。19世纪80年代后半叶始，随着中外贸易的扩大，外国银行与钱庄建立起了信用和资金融通关系。据估计，1920年农副产品贸易额达39.09亿元，占国内市场贸易总额的42.28%，是工业产品的4.43倍、矿冶产品的13.43倍、进口商品的3.29倍；1936年农副产品贸易额达75.33亿元，在国内市场中的比重为44.82%，是工业产品的2.66倍、矿冶产品的15.19倍、进口商品的4.83倍。农副产品贸易每年数十亿元的资金，绝非直接从事这项贸易的商人们所能承担，这些款项主要还是依赖于以上海为中心的钱业市场的调拨。
由于全国各地农副产品的上市时间不一，各地形成了在同一时期松紧不一的“金融季节”，上海作为当时金融业的总枢纽，常年处于高效的运营之中，通过汉口、天津、香港等分中心，形成一个覆盖全国的、金字塔形的金融网络，把资金从相对宽裕的地区调到比较紧张的地区，年复一年，循环往复。其间，在钱业市场中居于主要地位的是钱庄，它一方面连接着国内农副产品贸易商，向其发放信用贷款；另一方面，它又连接着新式银行，当其资金短缺时，向银行拆借，与银行相互合作、共同谋利。皖南外销茶叶产区的资金周转，就是一个缩影。
宣统年间，主政徽州的刘汝骥调查所见：“屯溪、率口、黎阳、阳湖一市，茶之区也。朱明节届，男妇壮幼业此者数以万计，茶号藉钱庄以资助之。”原因在于单凭当地的资金无法筹集茶号正常运营所需的足够资本，需要从沿海通商口岸城市的金融机构获得必要的贷款。徽茶外销的主要去向是上海，因此屯溪钱庄的汇水、利息等，惟沪市马首是瞻。以后，又有上海资本的茶栈派驻屯溪办事处的设立。
所谓茶栈，是茶号与洋行之间的居间贸易者，茶栈在茶业金融及运输方面的主导地位，形成于广州一口通商时期。鸦片战争后，为了与洋行交易，茶栈开设于通商口岸。19世纪60年代后，与徽州外销绿茶号有业务来往的茶栈全是上海资本的茶栈。基于资金链流向形成的信用度，茶号常以背靠实力雄厚的茶栈，强调自己的信誉，“屯溪各茶号门首，除贴该号牌号外，并贴某某栈牌号，盖以此表示该茶号系该茶栈之主顾也”。
为了有效地监督贷出资金的信用情况及贷款茶号的信用状况，上海那些主营徽茶出口生意的茶栈，多在屯溪开设旨在保证其贷款安全、避免信用风险的办事处。1933年，屯溪有8家上海茶栈办事处，详见下表：
在浙江省，据1921年的调查，温州金融机构中最多最普遍的是钱庄，其中厚康、美源规模最大，厚康的资本额有10万元，其他30多家钱庄的资本均在1万元至5万元间。“一般温州上海间贸易的汇兑结算，均通过两地的钱庄来进行。对长年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商店来说，首先要选择实力雄厚、信用良好的钱庄。商店一般邀同担保人，在交易之初依据贸易额的大小，确定借款金额的多少。对较小的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商店来说，融资额度一般在1万元至2万元之间。每年上半年贸易空闲时期，借款利息一般日利为4钱5厘，下半年贸易繁忙时期，借款利息一般日利为5分。”
与此相联结，受城乡间商品流通及农副产品对外贸易扩大的促动，近代中国的农村钱庄有了明显的发展，并同城市钱庄和城市金融业紧密相连。它最初也是源于货币兑换。它的全面兴起，首先发生在那些社会经济和商业流通较为发达、对外经济联系比较密切的市镇和州县。甲午战争后，列强经由口岸城市向中国农村的经济扩张加速，农村自然经济日益分解，农产品商品化和商业性农业、城乡商品经济和商业流通加速发展，农村地主经商热升温，农民同市场的联系更加密切，农村需要新的资金融通渠道和手段，农村钱庄因此进入全面形成、迅速发展的阶段。在山东胶济铁路沿线的桓台、安丘和胶东的莱阳、即墨、平度等地，钱庄业因进出口贸易和出口型加工副业的扩大而发展迅速。
1904年，桓台有钱庄3家，民国初年，青岛外国洋行通过买办渗入桓台，洋货输入、土货输出大增，钱庄业随之发展，1921年增至18家，1933年达36家，总计全县先后开设钱庄114家，其中县城51家，其余63家散布在田庄、索镇各集镇。安丘钱庄数量更多，主要从事存放款业务。1921年，仅县城的放款户就达100户。莱阳在20世纪初，随着蚕丝业和草帽辫、花边编织业的兴盛，钱庄业大旺，1917～1933年间，县城钱庄增至20余家，各集镇达142家，各村小钱庄更是多达数百家。平度钱业鼎盛时，全县大小钱庄、票号多达千余家。
从全国范围来看，20世纪20年代末期以前，农村钱庄业基本上处于兴起和发展、扩散阶段，1921～1931年达于高峰。此后由于东北沦陷，国内银行加速发展，废两改元和法币政策推行，钱庄数量明显下降，到1935～1937年，已经不到高峰期的60%，农村钱庄业急剧衰落，东北钱庄更是所剩无几。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后，绝大部分钱庄停业、倒闭，农村钱庄陷入凋零状态。
应该指出，就总的态势而言，近代中国农村的借贷关系尚处于转型之中，近代金融形式被引入一些乡村，但传统的借贷方式仍发挥着主要作用，在邻近大城市的农村，也有实物借贷的存在。1931年，乔启明在南京郊外的江宁县淳化镇乡村的社会调查所得：“粮行在乡村的地位，好比就是农民的银行。农民要钱用时，每将自己出产的粮食，零星向粮行交换现钱。在每天的早晨，我们当可看见许多贫寒的小农手携筐篮，内盛米麦来到市镇上的粮行从事出卖。所卖的数量虽不多，不过三升或五升，而卖到的钱，却一方面可以作当日的茶资，他方面还可用作购买其他的物品的现款。粮行不但只作粮食买卖的生意，他还是个乡村放账惟一的机关。农人急需用款的时候，粮行乘机放债，获利很高，并且还有确实的担保；同时粮行更利用农人借款还谷的方法，从中牟利，甚至不到一年，能收到百分之百利率之息金。凡是由粮行借钱不作正用的农人，利率更高。普通皆是付谷的，在每年收稻之时，许多农人的妻子终年辛勤，到了谷已落场，粮行主人却携驴至家，将谷负去，农人妻子只能灰心丧气，无可如何。这种事实，在南京一带却很普通。”1934年，北平郊区的调查所见：“近年农村金融奇紧，为全国各地农村普遍现象，本区各村亦不能免此厄运。欲借款项，甚形困难。因城中银行、钱庄，不愿对农民放款故也。”可见，近代以来城市新式金融业的发展，与农村的关系主要体现为服务于以进出口贸易为主干的资金流通，并未广泛惠及农民日常生计的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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