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多位元老高层反对，美苏两大超级大国劝阻，顶着巨大的压力，邓公仍然执意要发动“对越自卫反击战”。
为什么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必须要打越南？
1978年年底，随着越南在东南亚的扩张活动日益猖獗，甚至一度将手伸进了我国广西境内，如何处理越南问题，成为了一个重要话题。
在当时，“出兵”是很多人的第一想法，但反对的声音也不小，以时任国防部长叶剑英和中央军委常委粟裕为代表的许多元老高层，都认为此时不应对越动武。
一方面，中国刚刚走出十年特殊时期，各方面能调用的资源都十分有限。
另一方面越南又刚刚打赢与美国的战争，还与苏联“结了盟”，正处在气势最盛的时候。
“敌强我弱”，动武实在不是明智之选！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邓公最终还是亲自拍板：一定要打！
中国的困局
如今，每每提及改革开放，人们总是会惊叹于老人的智慧，然而却鲜有人想过，为什么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是在8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呢？
其实，在此之前，我们国家不是没有面临严峻的经济危机，那时候不是没有想过改革开放，但是却不能走，或者说，不敢走。
朝鲜前领导人金正日曾经说过：“没有糖果可以活下去，没有子弹就不能生存”。
而这，就是80年代以前中国处境的最真实写照。
建国初期，中苏之间经历了一段友好的时光，但伴随着冷战的愈演愈烈，苏联公然对他国的主权内政指手画脚，俨然间已经走上霸权主义道路。
而这，毫无疑问与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理念的我国存在着严重分歧，最终使得在60年代以后两国关系急速恶化。
苏联甚至一度对我国威胁使用核武器。
可以说，此时的苏联已经从我们“最亲密的邻居”，变成了我们“最大的威胁”。
正是因为苏联这样的敌对态度，致使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都被迫在边境陈兵百万，时刻警惕、以防不测。
与此同时，我们与美国的关系又始终没有和解，美国时常会在海上对我们进行围追堵截。
因此可以说，当时的我国几乎就在单挑“世界两极”。国家各项政策的制定，也自然而然地基本都是围绕着“备战”而展开的。
所以，在这种关头，别说对外搞改革开放了，就是对内发展经济，我们都经常顾此失彼。
显然在生存面临威胁的时候，一切经济建设都是无从谈起的。
战略上的一仗
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得是谁？关于这个问题，想必大家一口气就能回答出来：越南。
但是，这个答案却并不完全正确，因为从战场上看，我们的敌人是越南没错，可如果将战略远光放长远点，实际上就会发现我们的对手远不止越南一个。
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得是越南，更是苏联。
1969年，时任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提出了所谓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构想，表面上声称是为了整合亚洲各国，达到“共同防御”的目标，实则是为了分化和控制亚洲，迫使我们低头，并以此称霸亚洲。
但，或许是苏联的战略意图太过明显，大部分被其邀请的国家都表现得十分抗拒，或公开或隐晦的表达了拒绝。
唯有越南等少数国家，响应了苏联的号召，而这其中，又以越南最为积极。
二战结束以后，越南与朝鲜遭遇了同样的命运，被北纬17度线一分为二，北边是胡志明领导的社会主义势力，南边则是由法国扶持的资本主义势力，两者势同水火，最终因不可弥合的矛盾爆发了冲突。
在这场战争当中，最开始的剧情和朝鲜半岛当时的情况如出一辙，北方动手，而后美国干预，南边又拿回了优势。
但与朝鲜不同的是，或许正是因为二十年前输得太惨，当中国政府表明立场，“不允许美军越过17度线”后，美军一直表现得畏首畏尾，最终在损失了6万多士兵后狼狈败退。
而在有我们后勤支持的情况下，北越又重新夺回了优势，并迅速南下完成了国家统一。
原本，在中国的支持下，越南赶跑了身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这应该是一段人口相颂的佳话。
但坏就坏在，这场胜利来得太过轻松，特别是因为美军顾及中国，哪怕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也未对北越造成太大的损失，这使得其战后国家信心日益膨胀，甚至生出了能够武力解决一切问题的错误想法。
其实，越南这个国家的野心，从古至今都不小，甚至在清朝的时候，当时的越南统治者阮福映还公开表示：“中国之于外夷，治以不治，彼以诚来斯受之”，将自己称为继承了明朝的“正统”，把清王朝称为“蛮夷”。
虽然后来的越南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不再迷恋“中华”的身份，但是依然有一颗成为大国的心，而大国势必应该是有广袤领土的，于是越南就想要称霸东南亚，希望能够在中南半岛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国家。
这种心思在其战胜美国，成为“世界第三军事强国”后逐渐达到了顶峰。
此时唯一挡在越南面前的，只有越南曾经的“恩人”中国。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越南又遇上了希望“整合亚洲，对付中国”的苏联，那双方自然是一拍即合。
1978年，苏联与越南达成“友好互助”条约，其中最关键的一项内容就是当两国中任意一国遭到进攻的时候，另一国都有义务进行全力协助。
而这说白了，就是苏联给越南上的一层保险，为的就是万一越南跟中国产生冲突时，苏联能够有“正当”的理由介入。
这是苏越两国对中国设下的一个“明谋”，中国面临的几乎是一个死局。
所以，在得到苏联的支持后，越南立马大张旗鼓的在东南亚展开了军事行动，入侵柬埔寨，控制老挝，并不断骚扰我国边境。
不可否认，越南的判断是正确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并不具备在南北两个方向上同时开战的实力，所以很多高层元老才会主张我国不应对越动武。
可是，邓公却对此有不一样的看法。
一方面，比起招致苏联的进攻，纵容越南对中国更不可接受。
按照当时的国际形势，苏联在北虎视眈眈，西边阿富汗、印度也已经先后倒向苏联，如果南边再出现一个强大的“亲苏反中”政权，那么中国就将陷入腹背受敌的绝境，后续更加防不胜防。
而另一方面，中国长期专注于国防安全，社会发展受到制约，在看不到与苏联恢复关系的希望的情况下，中国已经必须“闯”出一条新路了。
所以，“打越南”不是陷阱，而是机遇。
更何况，苏联也并不一定会跟越南完全一致地行动，对此，邓公早已有了应对之策。
博弈“求生”
1972年，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但是两国走向建交依然困难重重，关于核心问题的谈判，使得这一切的进程相当缓慢。
但是，在1978年年底的时候，中美建交的进程却被突然加速。
1979年1月，在邓公访问美国之际，同卡特总统一道，恢复中美邦交。
事实上，对于邓公的“着急”，卡特是有所预警的，在他看来，中国如此迫切的与美国建交，无外乎就是希望美国能够帮助中国“破局”。
然而，卡特终究还是低估了邓公的“魄力”。
在会议上，邓公毫不避讳的直接向卡特总统表示，中国即将出兵越南，希望美国能够届时向公众传达支持中国的态度。
这无疑直接把美国原本的计划“砸”了个稀烂，要知道美国才从越南脱身不久，整体上的全球战略也处在收缩阶段，此时站出来支持中国，就算告诉苏联自己只是“啦啦队”，苏联能信吗？
所以，卡特总统和一众美国官员都希望邓公能够收回成命，与美国一道，从道义上，利用制裁的手段迫使越南“投降”。
可是，邓公显然不会这么天真，但凡美国的制裁有一丁点用，其也不会在与苏联的竞争中陷入劣势。
所以邓公强调：越南，中国是一定要打的，这不是提议，而是通知。
当然，邓公也没指望美国真的能够下场帮助中国，邓公要的只是美国的一个态度，一个“支持中国”的态度。
为什么美国的态度这么重要呢？
答案很简单，因为苏联对于“对付中国”这件事，并不坚决！
事实上，说到底，亚洲、或者说远东战略，都是苏联在与美国全球竞争中，略显薄弱的一部分地方，苏联的大部分精力还是要放在经营东欧上面。
如果美国和苏联达成协议，站到同一边，那么苏联自然可以毫不顾虑的在亚洲大展身手，但如果美国跟苏联反着来，那么苏联就必须考虑，美国会不会在自己进军亚洲的同时，在欧洲给自己下绊子。
而后者，对于苏联来说，影响更为严重。
基于这点，苏联就算因为中国对越南反击而发动进攻，也绝不可能是在第一时间就采取行动。
事实证明，邓公的判断是正确的。
1979年2月17日，随着新华社的一句“勿谓言之不预也”，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式打响。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内，我军顺利达到了预定的战略目标，对越南首都河内形成包围之势，越南政府甚至一度计划撤到北纬17度以南。
然而，就在越南政府打算跟解放军打持久战，等待苏联援军到来之时，中国却突然宣布撤军了。
这一方面使得苏联在准备了一个月之后，突然没了动武的理由，另一方面中国先展露出和平的诚意，越南无疑在舆论上落了下风。
最终，越南还是被迫妥协，宣布从柬埔寨撤军。
经此一战，苏联的“亚洲集体安全”构想彻底破产，其对中国的包围圈也基本名存实亡。
与此同时，中国虽然在越战后很快便从越南境内撤出，但该采取的行动，一点都没有忘。此后，越南算是彻底消停
而失去了越南的威胁后，中国的南方也算是彻底稳定了下来，此时中国再在东南沿海城市先行施行“改革开放”，便再无阻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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