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的长衡战役，中国军队的失败，除了军事上的种种原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这就是第九战区在军队权力的接替上， 也未能逃脱集权国家封建世袭制度下， 血统继承腐化劣势规律的惩罚。
在专制和集权国家， 权力的转移与接替， 都是靠血统关系来确定与维持的。它建立在这样一种荒谬的理论前提与基础之上， 即帝王之子孙一定会治国， 将帅之子孙一定会打仗。这样的一种假想， 显然是极其荒谬的。
中国最早的帝王尧与舜， 早已看出了这个问题。他们不把国家的权力转交给自己不成器的儿子， 而交给真正贤能的大舜与大禹。在人类发展的初期阶段， 他们的见解与做法是伟大的、难得的， 但终究是不可能持久的。
几千年的中国， 从最早到最后一个王朝， 都存在着夏桀、商纣和慈禧、宣统这样的问题。
在军事上也是如此。赵括、马谡、陆机、陆云等许多都是以将帅之子为将帅，结果都惨遭失败甚至导致国家覆亡， 山河破碎！
帝王将帅之子孙， 生于富贵温柔之乡， 长于妇人鬟婢之手， 颐指气使， 养尊处优， 正所谓饱暖生淫逸， 安乐起惰心。让这样的人去承担军国重任， 领导群伦， 怎能不遭到惨败?
在1944年的长、衡作战中， 就明显的可以看到这一定律的作用。
上述军委命令说， “令固守长沙、浏阳、衡阳三要地”， 而负责固守长沙、浏阳和在衡阳危急时进行增援的部队， 其有关的重要军官就都是几位大少爷和贵公子。
浏阳之战最先打响， 而驻守湘东重镇浏阳县城的第44军军长王泽俊， 就是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川军老将王缵绪的长公子。
5月27日， 日军的进攻正式开始后， 薛岳已完全掌握了各路日军的动向与意图， 曾经向王陵基的第30集团军， 杨森的第27集团军， 及王泽俊的第44军，下达过将东路日军围歼于浏阳以北的作战部署与命令：
(1)第58军在浏阳以东文家市附近， 进入攻击准备位置， 待日军由达浒市南攻浏阳时自东向西袭击日军。
(2)第72军主力应排除一切困难， 由长寿街赶到达浒市东北地区， 与第58、第20军三面夹击日军。
(3)第20军从献钟自北向南攻击敌后， 与第72军配合， 围歼日军。
问题是第58军鲁道源部、第72军傅翼部是王陵基的部下； 第20军杨汉域部是杨森的部下； 而驻扎在浏阳县城的44军又是王缵绪的公子。三派川军， 貌合神离， 很难同心。加上杨汉域的第20军在新墙河东南部的关王桥一带， 受到日军第3、第13、第68、第116四个师团的包围和日本空军的猛烈轰炸， 已经溃不成军。
第72军从长寿街赶向达浒， 要越过高峻的连云山， 行动也很迟缓。
第58军显然也没有北上官渡、古港， 与日军力战。
第58军军部和第183师的主力都驻扎在彭家大屋， 离浏阳县城只有15公里。
他们显然都未认真执行将日军围歼在浏阳以北达浒一带连云山下的计划。
日军第3师团、第13师团是6月5日到达浏阳县境东北的达浒市的。
他们在达浒休整了两天， 站稳了脚跟， 明显没有受到中国军队的围攻、堵击或骚扰。
6月9日， 日军到达古港。
在这里， 他们虽然受到了一次小规模的袭击， 但并没有遇到什么恶战， 也没有受到严重的伤亡。
6月10日， 日军探明了第58军军部和第183师的主力驻扎在离浏阳县城10余公里处的彭家大屋， 便主动向彭家大屋发起了围攻。
川军将领大都憎恨王缵绪。他们都认为， 主要是由于王缵绪投机钻营， 想当四川省主席， 倒向蒋介石一边， 排挤王陵基、杨森等川军同僚， 大批川军才被挤出四川“天府之国”， 流落到这湘鄂赣边境的大山中来的。现在， 蒋介石在四川站稳了脚跟， 便把王缵绪一脚踢开， 也踢到这穷山沟里来了， 而且成了一名手中没有军队的战区副司令长官——光杆司令。
王缵绪这位曾经在前清末年中过举人、考过秀才的花甲老人， 被调到湖南， 当上个挂名的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后， 也一直是郁郁不得志的； 加上众怨所归， 内心更加苦闷， 便自号“匿园居士”， 每日唯以诗词自娱， 过着很无聊的日子。
最近， 王缵绪在长、衡战役打响之前， 已托病告假， 回到重庆去了。
老人不在了， 大家便把怨气转移到了他的儿子王泽俊的身上。
王缵绪
第58军军长鲁道源、第183师师长余建勋， 都是王陵基的部属。王陵基与王缵绪两个派系， 早有宿怨， 敌意甚深。他们心想， 你王泽俊好过， 住在浏阳县城，花天酒地， 而我们就应该长年累月地在大山里转? 现在， 敌人打来了， 又让我们替你卖命， 打头阵， 你自己却躲在县城里享福， 不但不出来劳军， 连个面都不见， 招呼也不打一个， 这不是在咱们面前耍你那公子哥儿的派头么? 好吧， 你有本事， 这浏阳城就让你去守吧！ 恕小的们不奉陪啰！
6月11日， 第58军第183师就放弃了彭家大屋的阵地， 扬长而去， 对王泽俊连招呼都没有打一声。
于是， 薛岳想在浏阳县以北的连云山区围歼日军的计划， 成了泡影。
小小的浏阳城， 完全裸露在日军的面前。日军是从来不打无准备的仗的。尽管他们已经击散浏阳城外的最后一支中国军队， 前锋已经到达了离浏阳县城只有10余公里的地方， 但是， 他们还是停了下来， 整整地进行了两天的休整， 以便做好充分的攻城准备， 直到6月14日， 才发起对浏阳县城的进攻。
首先， 由10架日本轰炸机飞临浏阳县城上空， 对这座县城进行了疯狂的轰炸， 投掷了数百枚炸弹， 摧毁了第44军构筑的所有城防工事， 也炸毁了不少民房与军营。
接着， 日军第3、第13师团， 又用密集的炮火， 向守城的军队猛烈轰击。
在日军的猛烈炮火面前， 王泽俊心惊胆战， 不敢恋战， 到下午5时许， 就下令撤军， 弃城而走了。
这位王公子以一军人马守卫一座县城， 连一天仗都没有打完， 就把县城拱手交给了敌人。
平、浏相继失陷， 失去了右翼屏障， 孤立的长沙城， 也就危在旦夕了。
在1944年夏天， 奉命固守长沙的中国军队第4军军长张德能， 是中国第四战区司令长官、赫赫有名的粤军宿将张发奎的嫡亲侄少爷。
这位年龄才38岁的行伍出身的中将军长， 虽然从排长、连长一直当到军长， 久经征战， 久历戎行， 久披风霜， 却又偏偏知书爱画， 风流倜傥， 俨然一副儒将模样。
最近， 这位风华正茂的将军， 竟然又陷入了难以解脱的情网。
那还是去年冬天， 常德战役后不久， 长沙演艺界在大舞台举行劳军慰问演出。
张德能作为第4军军长兼长沙警备司令， 是演艺界劳军的主要对象， 理所当然的被安排坐在最显要的贵宾席位上。
舞台上， 青年女演员白牡丹的一曲越剧清唱《黛玉葬花》， 歌词缠绵， 音调清越， 听得张德能如痴如醉， 心神飘荡； 加上那白牡丹丰神秀美， 扮相清丽， 眉目传情， 流盼生辉， 更好像夺走了张德能的魂魄。
回到军部后， 他立即要他的副官拿了请帖， 去请白牡丹来军部相见。
白牡丹才24岁， 豆蔻年华， 才艺双绝， 自然有所矜持， 便借病推托， 不愿轻易相就。
张德能正在迷恋之中， 哪肯放过， 竟派一队枪兵将那白牡丹硬掠抢了来。
一位30多岁的将军， 年富力强， 英俊潇洒， 权势显赫， 前程似锦。这样的人物， 白牡丹哪有不钟爱之理。只是弄不清张德能的人品与真意， 她才不得不一再婉拒， 有所试探而已。
张德能也是一个怪人， 本来是一员武将， 却又偏偏温文尔雅， 不强不暴。他把白牡丹强拘在他的寓庐之中， 却不打不骂， 待若上宾， 每日鸡鸭鱼肉、山珍海味，竭诚相待。两人同居一室， 却又分床而卧， 玉雪相对， 而泾渭不犯。如此相处了三五天， 直到白牡丹看透了他的真情， 情愿以身相许时， 他还坚持要白牡丹自动宽衣解带， 投入他的怀抱， 他才与之定情， 结为鸾凤。
直到日军开始在湘北发起进攻时， 张德能才把白牡丹送往桂林。
张德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投入第四次长沙保卫战的。
1944年6月14日下午5时， 日军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下达围攻长沙的命令。
6月15日， 日军第3、第13师团， 从浏阳南下进攻醴陵； 第116师团自捞刀河向长沙南部迂回， 经易家湾， 攻向株州渌口； 第68师团从镇头镇渡过浏阳河，进抵湘江东岸的昭陵、朱亭； 第40师团自湘阴、汨罗， 攻占宁乡。长沙事实上已陷入巨大的包围圈之中。这时， 日军攻城主力军第34师团和第58师团及57旅团，才向长沙城正式发起进攻。
中国军队方面， 由第九战区新提升的参谋长赵子立指挥全局， 并带领第4军的第90师驻守岳麓山； 张德能带领第59师、第102师驻守长沙城。
日军首先出动大批飞机， 进行地毯式的轰炸， 摧毁了中国军队设在岳麓山上的炮兵阵地。
接着， 又用新投入使用的重型加农炮， 摧毁了曾使中国守军3次赖以成功防卫的构筑在长沙四周的地堡群和各种防御工事。
随后又向第4军军部驻地发射了毒瓦斯弹， 施放毒气。
最后， 又用枪炮不入的重型坦克武装起来的攻坚部队， 依靠装甲优势， 向工事被摧毁后毫无屏障的中国守军猛烈冲击。
岳麓山守军第90师首先失利， 退出了桃花山阵地。
赵子立紧急呼唤张德能渡河， 集中兵力固守岳麓山。可是， 负责掌握船只运输的军部副官处处长潘孔昭， 却已将5艘火轮调走， 装运他趁战乱之机搜刮来的财物， 出城去了。上万官兵， 只能靠一两艘船只渡江， 因而造成了官兵脱节、丢失溃散的现象。等到长沙城这边的第59师、第102师渡过湘江， 到达岳麓山下时， 赵子立已经撤走， 岳麓山已经丢失， 三师军队， 俱已溃散， 整个第4军已是一片混乱了。
6月18日， 曾经三次打退日军进攻， 在岳阳沦陷后， 仍然屹立达5年之久的长沙城， 终于失守。
6月18日， 长沙失陷后， 退隐福临的筠园老人郑家溉， 举家避难， 逃往湘乡，寄居七宝峰下的木架子湾。
6月27日， 一名汉奸带领日寇来到木架子湾， 强迫郑老先生返回长沙， 出任维持会长。
郑老先生坚贞不屈， 昂首回答道：“我是中国人， 怎能为侵略者卖力?”
日寇以刺刀加项， 进行威逼， 而郑老先生却大义凛然， 视死如归， 始终不为所屈， 最后投塘自尽， 以身殉国， 保持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气节！
弃守长沙的张德能、赵子立则被调往重庆， 交军法执行总监审判。开始， 张德能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蒋介石看了判决书后， 不同意， 亲自批示：“张德能判处死刑。至赵子立既未负指挥责任， 应毋庸议。”
这件事暴露了赵子立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 证实了薛岳的疑窦， 从此， 赵子立也就离开了第九战区和薛岳的左右。
1944年8月25日， 张德能在重庆被执行枪决。蒋介石终于实现了他借日寇之手， 以剪除地方异己兵力的计划， 除掉了粤军老将们精心培育的一名继承人， 才38岁的一名少壮将领， 沉重地打击了久负盛名的粤军主力“铁军”第4军。
粤军老将们也不示弱。薛岳脱身而去。张德能的伯父、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 在张德能被处决后的第二天， 即6月25日， 也在韶关以同样的“作战不力”为罪名， 枪毙了在第四战区的蒋介石的一名嫡系军长！
传说8月30日白牡丹在桂林吞金自尽， 以身殉情， 然稗官野语， 也就难以考证了。
如果说王缵绪的长公子王泽俊守浏阳， 张发奎的侄少爷张德能守长沙， 都丢盔弃甲， 丧城失土， 落了个丑名； 然而， 薛岳的亲胞弟第七战区第62军151师452团团长薛叔达， 却在驰援衡阳的战斗中， 身先士卒， 冲锋陷阵， 攻下雨母山， 夺回衡阳车站， 差点从围城中救出了第10军， 立下一次奇功， 只是最后， 也因为他的任性、鲁莽、缺乏经验和躁进而遭到了失败， 终于未能完成为衡阳解围的使命。
1939年冬， 第一次长沙会战获得胜利后， 薛岳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热烈赞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委会， 蒋介石、何应钦等军政首脑， 明令嘉奖。各民主党派、社会名流， 函电纷驰， 竞相赞誉。长沙演艺界甚至将薛仁贵、岳飞故事， 合编为新剧，将薛、岳两大帅旗交叉一起， 以示祝贺。不久， 薛岳又被正式任命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那年冬天， 薛岳便衣锦还乡， 荣归故里， 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乐昌去探亲， 在故乡县镇， 又受到了地方官吏和父老乡亲们的热烈接待， 真是春风得意， 荣光遍体。
那次回乡， 他第一次见到了他的胞弟薛叔达。
薛叔达那年才刚满20岁。一个高高的、瘦瘦的白脸高鼻的农村小伙子， 却有着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气概。
别的地方官员、父老乡亲， 在薛岳这位刚刚打了个大胜仗， 驰名中外的战区司令长官、陆军上将面前都毕恭毕敬， 仰若神明。唯独这个小伙子， 却“初生之犊不畏虎”， 在薛岳面前， 全无一点畏惧怯懦拘谨之态。
有一次， 地方名流、各位乡亲， 设盛宴为薛岳洗尘接风。有一位读过几句古书的年迈乡绅， 举起酒杯， 颤颤巍巍地站起来， 向薛岳敬酒， 摇头晃脑地拖长了嗓音， 用似通不通的文言语句赞颂道：“国有薛岳， 民之幸也； 日遇薛岳， 天败之也！”赢得酒席之上的一片掌声。
薛岳注意到， 满座嘉宾， 都竞相起立， 赞扬备至， 唯独薛叔达却坐在一旁， 冷眼旁觑， 面露不屑之色。
事后， 薛岳在无人处问这位小弟， 对酒筵中众人的表现， 有什么观感。
薛叔达说：“一片阿谀， 有什么意思? 哥， 我觉得， 现在日军还很强盛， 我国国贫力弱，连年打败仗， 偶然侥幸打了一次胜仗， 有什么好夸耀的? 何况日军就在岳阳， 强敌压境， 你那第九战区， 随时都会有危险。因此， 现在也还不是歌功颂德的时候。牛皮吹大了， 万一下一步有个失利， 怎么好收场? 所以， 哥， 我看到你默许众人对你的赞扬， 似乎还面有得意， 感到很不满意。我以为， 像你这样的战区司令、堂堂上将， 应该更有气度一些才好。”
薛岳听了这位胞弟的议论， 内心暗自惊喜， 觉得这小伙不错， 颇有见地， 便淡然一笑说：
“你的意见是对的。山河破碎， 大敌当前， 现在的确还不是唱赞歌的时候。其实， 我又何尝爱听这些溢美的谀辞， 也不过是尊重地方父母官和乡亲父老， 侍奉颜色， 逢场作戏罢了。抗战以来， 连年败北， 国难当头， 时局艰危， 民众身遭离乱，万分痛苦， 总希望我们这些当兵的人能够守住国土， 多打一些胜仗。每打一次胜仗，民众总是一片欢呼， 万方鼓励， 这种心情也是可以理解， 无可厚非的。我们做人处事，总要随俗， 也不可以太矫情了。这一点， 等你涉世以后， 自己会慢慢弄明白的。”
经过几日接触， 一番观察， 薛岳觉得这位小弟素质还不错， 是块可以造就的料， 因此， 在离开故乡回到战区时， 他便把薛叔达带了出来， 寄放在他的粤籍好友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麾下， 在第62军151师， 从班排长干起， 进行磨炼。5年过去， 到1944年长、衡战役时， 这薛叔达已经是第62军第151师第452团的团长了。
长沙失守后， 薛岳遵国民党政府军委会之令， 将决战地点转移到了湘粤、湘桂两大铁路会合点的湘中重镇衡阳。
在衡阳， 以方先觉为军长的第九战区的主力军第10军， 又在军委和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指挥下， 以不到两万人的兵力， 力抗数十万日军的进攻， 打了一场在八年抗战中守卫一座城市时间最长(47天)、消灭敌人最多的衡阳保卫战， 因而再一次轰动了全国， 轰动了中外。
1944年6月22日， 日军飞机开始轰炸衡阳。
6月23日， 日军第11军第68师团、第116师对衡阳守军发起进攻。
7月11日， 日军在补充了充足的军粮弹药后， 对衡阳展开了第二次全面进攻。
7月16日， 日军以8000人伤亡和1名联队长、6名大队长战死为代价， 攻占了张家山、虎形巢， 撞开了衡阳的“大门”， 同时占领了可吭山、肖家山、枫树山、五桂岭上的141高地， 以及张飞山等重要据点。日军包围了衡阳， 却仍未能进入衡阳城。
坐在日本东京的日本首相兼陆相东条英机急了， 下令限时攻占衡阳， 尽快进入中国之大西南， 否则夜长梦多， 就会回天无力了。
畑俊六、横山勇等接到陆相和大本营的指令后， 立即命令正在湘东与第九战区主力激战的第40师团、第58师团， 及13师团的一部和独立第7旅团， 加上重炮部队， 迅速向衡阳集结， 协同攻打衡阳。
7月29日， 衡阳西、南、北三面的外围阵地均被日军占领。
8月2日， 日军又摧毁了中国军队的重要据点58号据点“魔鬼机枪阵地”。
这天， 方先觉分别向蒋介石、薛岳、王耀武、李玉堂发出紧急求援电：“衡阳危在旦夕， 个人事小， 国家事大， 救兵如救火， 无论如何， 请派一团兵力冲进城来， 我们自有办法。”
蒋介石的复电是：“再守3日， 援军即可进城。”
李玉堂的复电是：“勿功败垂成， 望坚持最后5分钟， 援军已抵头塘， 诸君尽力效忠党国， 捍卫城池， 我李某于公于私， 均不会坐视不救。”
王耀武没有复电。
薛岳这时正坐镇耒阳， 以第九战区主力， 吸引住日军第3、第13、第27、第39、第40、第64、第68等师团的大量兵力， 以减轻对衡阳的压力。接到方先觉的求援电后， 他一面复电勉励方先觉“苦干必生， 苦斗必胜”； 一面给正在衡阳郊外向日军进攻的薛叔达拍去了一个电文， 要他奋勇杀敌， 尽快冲入衡阳， 援助第10军， 守住衡阳， 以报效党国。
7月22日， 薛叔达所属的第62军军长黄涛已经接到蒋介石的命令， 命他“集中全力， 突破衡永公路附近之虎形山， 及汽车西站以西敌人阵地”， 以增援衡阳守军。
7月27日， 第62军第151师师长林伟俦率领第452团、453团， 到达衡阳近郊的雨母山下。
26岁的薛叔达率领452团全团官兵， 猛烈冲锋， 很快就从日军手中夺回了雨母山高地， 接着又攻占了东阳铺， 进击到头塘。
李玉堂电文说：“援军已到头塘。”就是指薛叔达的第452团而言的。
7月30日， 薛叔达的452团与陶相甫的第453团， 157师丁克坚的471团一道， 击退日军岩永旺部， 夺回了衡阳西站， 并以电讯向第10军呼喊联络， 希望接应第10军突围， 但第10军没有回应。
7月31日， 62军按照蒋介石的要求， 在衡阳西站摆出陆、空联络布板符号。至9时许，3架中国飞机果然飞临衡阳上空， 在62军阵地投下几个通信袋和蒋介石的嘉奖令。嘉奖令说：“62军迅速挺进衡阳近郊西站， 着即传令嘉奖， 盼即再接再厉， 以解衡阳之围。”
虽然由于与62军一同奉命驰援衡阳的王耀武部第79军迟疑观望， 作战不力，使62军陷入孤军作战、四面受敌、众寡悬殊的局面， 在攻占衡阳西站后， 又不得不被迫撤退， 未能完全实现“解衡阳之围”的愿望， 但是， 在47天衡阳守卫战中，真正有诚意驰援衡阳， 并且切实攻入衡阳城边的却只有一个62军， 而舍生忘死，冲锋陷阵， 最先攻占雨母山、东阳铺、头塘， 发挥了先锋作用的则是薛岳的胞弟薛叔达； 在躁进中丢失阵地、仓皇失措的也是他薛叔达。
1944年8月8日， 衡阳在坚守了47昼夜后， 在中国守军第10军90%以上的官兵负伤或战死， 全军处于弹尽援绝的情况下， 终于被日军攻陷。
日军在攻占衡阳后， 立即在第九战区与第六战区的夹缝间， 迅速向南推进， 9月5日， 攻占祁阳； 9月7日， 攻占零陵；10月1日， 又占领了与第九战区司令部所在地耒阳只有一水(舂陵水)之隔的常宁。
第九战区司令部先是迁到郴县， 随后又迁往桂东。
在郴县时， 薛岳召见了已解职归田， 回到故乡耒阳的前长沙市长王力航， 要他组织6个团的游击队， 继续与日军展开游击战。王力航说：“我是一个文人， 怎么能带兵打游击?”薛岳说：“你们湖南的曾、左、彭、胡， 哪个读过军官学校? 都是文人嘛， 后来不都成了著名的中兴名将吗?”王力航无言对答， 只好接受任务，终于组建了4个团的游击队， 在耒阳、衡阳、衡山、安仁、永兴一带， 游击敌人，使日军不得安宁， 直到抗战胜利。
在长衡战役基本结束， 离开耒阳之前， 薛岳曾带着他的长期战友、前第4军军长欧震， 乘机绕道， 飞临长沙上空， 最后望了一眼这座他曾经居住过5年多， 付出过无数心血， 经历过多次苦战， 三次打退过日军的进攻， 既为他带来了泼天声誉，无上光荣， 如今又让他深深感到痛苦与幻灭的城市。
他俯望劫后的城郭， 如辽东归鹤， 心情沉重， 感慨万端， 只能在内心里默默地叨念着：
“别了， 长沙！ 我也许永远不可能再回到你这儿来了！ 5年相守， 成败相替，知我罪我， 历史自有公论。然而， 有一点我仍然始终坚信着， 湖南的民众是了不起的。‘楚虽三户， 亡秦必楚。’湖南终将成为日本侵略军的坟墓！ 日本侵略军必将最后在湖南被打败！ 长沙、衡阳这些蜚声整个世界的抗战名城， 也必将很快光复， 重新回到伟大祖国的怀抱！”
从此， 他便走入了韬隐之境， 过着退隐、不争、寂寞的生涯。有人说他是从此走上了人生的下坡路， 就功业与荣位而论， 那样说当然也是有道理的， 但是， 令他欣慰的是自己的预见毕竟是准确的。半年多后， 即1945年4月， 在湖南中西部雪峰山一带， 日军就在其入侵中国的最后一次作战中， 遭到了最后一次的惨败， 又有逾1万日军被埋葬在湖南的土地上。这再一次证明， 湖南， 这片光荣的土地， 的确是日本侵略军的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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