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显
诺贝尔奖到了今时今日，已沦为了美国的文宣工具，皆因世界上绝大部分的研究budget都在美国手里。在这世上，发放“狗粮”的主人有绝对的决定权，因而也可以控制大部分的评审，这是最简单的经济学……我不得不承认，如果有人发放“狗粮”给我，我也会乖乖听话，只可惜，我并没有这利用价值，连做狗也没资格。
这一届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得主，Daron Acemoglu、Simon Johnson、James Robinson的那套国家发达理论，正如政治学大师亨丁顿的得意门生福山写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以及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的师傅Larry Daimond的民主理论，俱都不过是以学术包装的文宣，写作目的正是为了“狗粮”。
诺贝尔奖得主3人中，Acemoglu和Johnson合写了《国家为何失败：权力、富裕与贫困的根源》，主题就是制度令到国家成功，并且发明了两个新名词：“广纳”与“榨取”制度（inclusive/extractive），前者导致成功，后者必然失败。
制度经济学并非新学问，在张五常就是香港人最熟悉的一位，John Kenneth Galbraith、Douglass North也写了大量通俗著作，并且在中文世界被大量翻译。不过，当年讲的是私有产权，但到了现代，这一套已成为了常识。因此，就要另外发明新名词、新概念。
简单点说，诺贝尔奖3人的理论就是西方的制度成功，其他的制度失败，换句话说，就是民主制度必然导致经济成功。不过如果只用上“民主”二字，既会遭到大量反例的挑战，也不够学术、不够深奥，因此必须提出另外一些新名词，新瓶老酒地包装出一个看似是的“新”概念，就能成功包装为“学术”了。
至于中国这些反例，照他们的理论，其发展不能持久，这正如苏联一样，迟早会崩溃……如果他们的说法是真，美国也不用打科技战、贸易战，只要静待它自然崩溃，就像先前的30多年般等下去，就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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