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青》
冬夜，适合缩进被子里，重读一本旧日的名著，被同一个句子、段落、情节再一次触动，任由书中洪水一样的情感将我们淹没——双眼借由文字飞越时间和空间，望向人类共同的悲欢。
在这个冬天，白先勇名著单行本系列与大家见面，新一版，白先勇亲自编订篇目，由王家卫《一代宗师》、周杰伦《兰亭序》等御用书法大家董阳孜亲笔题写书名，呈现一种纯东方思维下的新美学创作；采取精装设计、五色苔锦封面，并收录青年白先勇创作时的旧影照片——我们得以再一次跟随白先勇的文字，跟随其间呼啸的情感，辗转穿梭于上世纪的桂林、南京、台北、纽约，定格逝去的时间，看见挣扎的众生，感受惊世的悲情。
今天，我们摘选了白先勇笔下那些令人心碎的冬天。 在寒风中，爱情、亲情、鲜活的心，纷纷挫败于坚不可摧的死亡与疾病之手。
民国三十七年的冬天，我们这边的战事已经处处失利了，北边一天天吃紧的当儿，我们东村里好几家人都遭了凶讯。有些眷属天天到庙里去求神拜菩萨，算命的算命，摸骨的摸骨。我向来不信这些神神鬼鬼，伟成久不来信，我便邀隔壁邻舍来成桌牌局，熬个通宵，定定神儿。有一晚，我跟几个邻居正在斗牌儿，住在朱青对过的那个徐太太跑来一把将我拖了出去，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我说总部刚来通知，郭轸在徐州出了事，飞机和人都跌得粉碎。我赶到朱青那儿，里面已经黑压压挤满了一屋子的人。朱青歪倒在一张靠椅上，左右一边一个女人揪住她的膀子，把她紧紧按住，她的头上扎了一条白毛巾，毛巾上红殷殷地沁着巴掌大一块血迹。我一进去，里面的人便七嘴八舌告诉我：朱青刚才一得到消息，便抱了郭轸一套制服，往村外跑去，一边跑一边嚎哭，口口声声要去找郭轸。有人拦她，她便乱踢乱打，刚跑出村口，便一头撞在一根铁电线杆上，额头上碰了一个大洞，刚才抬回来，连声音都没有了。
我走到朱青跟前，从别人手里接过一碗姜汤，用铜匙羹撬开朱青的牙关，扎实地灌了几口。她的一张脸像是划破了的鱼肚皮，一块白、一块红，血汗斑斑。她的眼睁得老大，目光却是散涣的。她没有哭泣，可是两片发青的嘴唇却一直开合着，喉头不断发出一阵阵尖细的声音，好像一只瞎耗子被人踩得发出吱吱的惨叫来一般。我把那碗姜汤灌完了，她才渐渐地收住目光，有了几分知觉。
朱青在床上病了许久。我把她挪到我屋子里。日夜守住她，有时连我打牌的时候，也把她放在跟前。我怕走了眼，她又去寻短见。朱青整天睡在床上，也不说话，也不吃东西。每天都由我强灌她一点汤水。几个礼拜，朱青便瘦得只剩下了一把骨头，面皮死灰，眼睛凹成了两个大窟窿。有一天我喂完她，便坐在她床沿上，对她说道：
“朱青，若说你是为了郭轸，你就不该这般作践自己。就是郭轸在地下，知道了也不能心安哪。”
朱青听了我的话，突然颤巍巍地挣扎着坐了起来，朝我点了两下头，冷笑道：
“他知道什么？他跌得粉身碎骨哪里还有知觉？他倒好，轰的一下便没了——我也死了，可是我却还有知觉呢。”
《一把青》
❄️《纽约客》 Tea for Two
圣诞节的前两个星期，安弟的课业即将结束，纽约第一场大雪刚下过，那天安弟出门，穿了一件银灰色鸭绒里子的半长大衣，一条长长的绛红围巾直拖到背后，他头上戴了一顶白色的绒线帽，帽顶有团黑绒球，衬得他那张俊秀的面庞更是眉眼分明。他仍旧背上他那只黑皮箱，一手提着三脚架，兴冲冲地跑了出去。我站在阳台上，看见他左晃右晃踏着街上的雪泥，身后的红围巾被风吹得高高飘起，他照例在转角处回首举起三脚架向我挥别，银灰的身影倏地便不见了。阳台上寒风阵阵，冰冷的空气直灌入我领口，我一连打了几个寒噤，赶紧回到屋内。
那天我们银行来了几个欧洲的大客户，谈完一桩生意已是晚餐时分，我的上司请那几位欧洲大户到五十五街的Le Pavillon去吃法国大餐，我找了一个借口便赶回家中，那时已近八点，可是安弟还没有回来。我把通心粉拿出来，预备做一道蛤蜊通心粉，和安弟两人共进一顿简单的晚饭。这道意大利菜，我们两人都爱吃。我先把通心粉煮好，打开了一罐蛤蜊，将汁倒出来备用，等安弟一回来就下锅爆蒜来炒蛤蜊。
等到九点半，我已经开始心神不宁了，因为安弟是个体贴的孩子，他有事晚归，一定会先打电话回家，要我不用等他先用晚餐。十点一刻，电话铃响，我跳起来去接电话，以为一定会是安弟。电话是警察局打来的，警官先问我安弟是不是住在这里，我说是。他又问我是安弟的什么人，我脱口道出我是他的监护人。警官告诉我，安弟出事了，他在布鲁克林的地铁站里遭了抢劫，有人看见一个黑人强盗抢他背着的皮箱，安弟和那个强盗扭打，被强盗一把推落到铁轨坑道，给开来的快车撞个正着。
从那一刻起，我的记忆完全陷入了混乱状态。我在停尸间里昏厥过去，后脑撞到铁架上，引起了脑震荡。那一跤跌下去，我从此一蹶不振。一位警官领我去认尸，他指着一团血肉模糊的东西，他说那是安弟。安弟的脑袋被压扁了，他那顶白绒帽给血染得通红，脑浆和绒线帽粘搅在一起，他的眼珠子被挤了出来，下巴整个歪掉移了位，露出上下两排白牙来。他的一双腿也轧断了，只剩下一截身躯还能辨识，他那件银灰的大衣，整块整块都是殷红的血迹。安弟，我那美貌的小王子，瞬间竟变成了一个形状狰狞恐怖的怪物。
《单身男子》
❄️《孽子》
就是冬天，有时候，还会剩下几个孤魂野鬼，在寒风中，彷徨徘徊，直到天明。那天，我已经筋疲力尽，遍身麻木，于是便加速脚步，往七十二街家里走去。走到公寓门口，后面跟着我的那个人，却追了上来，声音颤抖地叫道：‘先生，有零钱么？我饿了。’我回头看，发觉那竟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他裹在一件黑呢带斗篷的大衣里，斗篷盖在眉上，遮掉他半张脸。他佝着背，一身抖瑟瑟的。我对他说，我楼上有热可可，他便跟了我上去。进到房中，他脱去大衣，里面只穿了一件暗红色破旧的套头紧身衫，露出他那瘦羸的身子来。他有一头大鬈大鬈的乌黑的头发，蓬松松地堆在眉上，一双大得出奇的黑眼睛，深深嵌在他那张削薄青白的脸上，烁烁发光。他看起来约莫十六七岁，像是一个波多黎各的孩子。
我冲了一杯热可可端给他，他接过去，双手捧起杯子，也不怕热，咕嘟咕嘟一口气喝得精光，他那张冻得青白的脸上才渐渐泛出一丝血色来。他坐在我的床沿上，一双大眼睛望着我，在期待着。我知道，那些孩子们要的是什么，二十块、三十块，一个礼拜的饭钱，一个礼拜的房租。我过去伸出手去剥他的衣服，我要尽快打发他走，好蒙头睡觉。当我的手指尖戳中他的胸前，他突然啊的一声惊叫了起来，我赶忙缩回手，孩子抬起了头，对我歉然地笑着，可是他的眉头却紧皱着，一双大眼睛好像痛得在迸跳似的。他自己缓缓地将衣衫卸下，露出了赤裸的上身来。在他那瘦骨棱棱青白青白的胸膛上，横横斜斜，赫然印着几条伤痕，条条有手指大小，青的青，红的红，交叉的地方，一块伤疤，有酒杯口大，正正压在他的心口上，伤口破了，发了炎，浮肿起来，鲜红的，在淌着黄色的浆液。孩子告诉我，前几天的一个晚上，他在公园里，撞见一个穿皮夹克骑摩托车，裤带上挂满了铿铿锵锵白铜钥匙有虐待狂的家伙，将他带了回去，用一根长长的铁链子把他捆绑了起来，鞭着他像狗似的在地上爬。‘绑得太紧了，磨破了——’孩子指着他胸口上那块酒杯大的伤疤说道。
他嘴角上一直浮着一抹歉然的笑容，那一刻，就在那一刻，突然间，我在他胸口鲜红的伤疤上，看见了那把刀，那把正正插在阿凤胸口上的刀。阿凤倒卧在地上，一身的血，也是那样望着我，一双大眼睛痛得乱跳，可是他那抖动的嘴角上，也是那样，挂着一抹无可奈何歉然的笑容。多少年来我完全失去了记忆，失去了知觉。可是那一刻，那一刻我好像触了高压电一般，猛地一震，心中揪起一阵剧痛，痛得我眼前一黑，直冒金星。我抓起那个孩子一双冰凉的手，握在掌中，拼命揉搓。我跪倒在他面前，把他那双又脏又湿裹满了雪泥的靴子脱掉，捧起他那双僵冻肮脏的脚，搂进怀里，将面腮抵住他的脚背，来回摩擦，一直抚弄到他那双僵冻的脚温暖为止。那个孩子被我弄得手足无措起来，我也不顾他反对，把他抱上床，替他脱去衣裤，去找了一瓶双氧水，用棉花蘸了，替他把他胸上的伤痕轻轻洗干净，然后将一张厚厚的毛毯盖到他身上去。我坐在他头边的地板上，守着他，直到他闭上眼睛，疲倦地睡去。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斜对面中央公园里，树上地上都盖满了一层洁白的雪。太阳刚升起，照得一片晶亮，炫人眼目。我屹立在窗前，一身的血，在翻腾，在滚烧，脸上一阵阵地热，如同针刺一般。从前的事，一幕一幕，像万花筒似的，拼凑起来。猛抬眼，我瞥见窗玻璃里，映着一具骷髅般的人影，多少年来，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了自己——
《单身男子》
❄️《寂寞的十七岁》
一九六二年，出国前后，是我一生也是我写作生涯的分水岭，那年冬天，家中巨变，母亲逝世了。
母亲出身官宦，是外祖父的掌上明珠，自小锦衣玉食，然而胆识过人，不让须眉。二七年北伐，母亲刚跟父亲结婚，随军北上。父亲在龙潭与孙传芳激战，母亲在上海误闻父亲阵亡，连夜冲封锁线，爬战壕，冒枪林弹雨，奔到前方，与父亲会合，那时她才刚冒二十。抗日期间，湘桂大撤退，母亲一人率领白、马两家八十余口，祖母九十，小弟月余，千山万水，备尝艰辛，终于安抵重庆。
我们手足十人，母亲一生操劳，晚年在台，患高血压症常常就医。然而母亲胸怀豁达，热爱生命，环境无论如何艰险，她仍乐观，勇于求存，因为她个性坚强，从不服输。但是最后她卧病在床，与死神交战，却节节退败，无法抗拒。她在医院里住了六个月，有一天，我们一位亲戚嫁女，母亲很喜爱那个女孩，那天她精神较好，便挣扎起来，特意打扮一番，坚持跟我们一同去赴喜筵。她自己照镜，很得意，跟父亲笑道：“换珠衫依然是富贵模样。”虽然她在席间只坐了片刻，然而她却是笑得最开心的一个。人世间的一切，她热烈拥抱；死亡，她是极不甘愿，并且十分不屑的。然而那次不久，她终于病故。
母亲下葬后，按回教仪式我走了四十天的坟，第四十一天，便出国飞美了。父亲送别机场，步步相依，竟破例送到飞机梯下。父亲曾领百万雄师，出生入死，又因秉性刚毅，喜怒轻易不形于色。可是暮年丧偶，儿子远行，那天在寒风中，竟也老泪纵横起来，那是我们父子最后一次相聚，等我学成归来，父亲先已归真。
月余间，生离死别，一时尝尽，人生忧患，自此开始。
白先勇童年时与母亲合影
❄️《树犹如此》
明姊在美国那三年多，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或者逐渐起了什么变化，我一直不太清楚。卓以玉到纽约见到明姊时，明姊曾经跟她诉苦（她那时已进了波士顿大学），学校功课还是赶不上。她渐渐退缩，常常一个人躲避到电影院里，不肯出来，后来终于停了学。许多年后，我回台湾，问起明姊还想不想到美国去玩玩。明姊摇头，叹了一口气说道：“那个地方太冷喽。”波士顿的冬天大概把她吓怕了。美国冰天雪地的寂寞，就像新大陆广漠的土地一般，也是无边无垠的。在这里，失败者无立锥之地。明姊在美国那几年，很不快乐。
明姊一九五五年终于回到台湾的家中，是由我们一位堂嫂护送回来的。回家之前，在美国的智姊写了一封长信给父母亲，叙述明姊得病及治疗的经过情形，大概因为怕父母亲着急，说得比较委婉。
我记得那是一个冬天，寒风恻恻，我们全家都到了松山机场，焦虑地等待着。明姊从飞机走出来时，我们大吃一惊，她整个人都变了形，身体暴涨了一倍，本来她就高大，一发胖，就变得庞大臃肿起来，头发剪得特别短，梳了一个娃娃头。她的皮肤也变了，变得粗糙蜡黄，一双眼睛目光呆滞，而且无缘无故发笑。明姊的病情，远比我们想象得要严重，她患了我们全家都不愿意、不忍心、惧畏、避讳提起的一个医学名词——精神分裂症。她初回台湾时已经产生幻觉，听到有人跟她说话的声音。堂嫂告诉我们，明姊在美国没有节制地吃东西，体重倍增，她用剪刀把自己头发剪缺了，所以只好将长发修短。
因为明姊的病，后来我曾大量阅读有关精神病及心理治疗的书籍。如果当年我没有选择文学，也许我会去研究人类的心理，在那幽森的地带，不知会不会探究出一点人的秘密来。可是那些心理学家及医学个案的书，愈读却愈糊涂，他们各执一词，真不知该信谁才好。人心唯危，千变万化，人类上了太空，征服了月球，然而自身那块方寸之地却仍旧不得其门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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