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材瘦小的王国维，脸庞黑黄，八字须，头戴瓜皮帽，身后拖着一根猪尾巴状的小辫子，一副颓丧萎靡的样子，属于现代文学与影视作品中塑造的典型的清朝遗老形象，看上去不是很酷，且有些丑陋。当年与王相识的鲁迅曾说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胡适也曾直言不讳地说王国维"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正应了那句"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的古训，此人肚子里的学问，可如高山大海，无法仰止，浩瀚无涯，世间罕见。
王国维
1877年出生于浙江海宁的王国维，早年立志研究哲学、美学，继而词曲，通过自己的天才加勤奋，精通英文、德文、日文等多种文字，对西方哲学、美学、文学，特别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后世的叔本华、尼采等大师的思想理论，有独特的研究和深刻洞见。
1906年，王国维所著《教育之宗旨》一文，首次提出"美育"一词，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倡导德、智、美、体四育并举的教育理念，明确提出教育之宗旨为培养"完全之人物"，为中国现代教育理论的创建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1908年，他发表《人间词话》，用西方美学评论中国文学，提出了做学问的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他说，人的一天恰如一生，都是由朝气落到暮气的过程，所以，王国维上午读经典考据，午后读史传，晚上则读些诗词杂记。
《人间词话》
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随亦师亦友的清朝遗老、古文字学家罗振玉避居日本，开始随罗专治经史、古文字学、考古学，先后在历代古器物、甲骨钟鼎、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以及殷周秦汉古史的考释研究领域取得了惊人成就。
最惊世骇俗和令人钦佩的，是对出土甲骨文与传世金文的研究成果。通过对殷墟出土甲骨文研究这一视若生命的追求，王国维最终以不足50公斤的瘦弱之躯，借助思想学术的浩然锐气，轰然撞开了迷蒙遁隐几千年的殷商王朝大门，使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一下子向前延伸了近一千年。王国维也因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划时代学术贡献，一举成为甲骨学的鼻祖和"新史学的开山"（郭沫若语）。后世评价王国维学问之博大精深，有"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陈寅恪语）的高度赞美。
1922年8月28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时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
1924年秋，清华大学创办国学研究院，胡适等人力邀王国维加入。王国维之前拒绝了北大三次，这回也拒绝了清华。还是溥仪亲自"下诏"，才达成此事。
王国维到校后，鉴于他如雷贯耳的显赫声名，曹云祥校长请其出任国学研究院院长一职，王氏却以"院长须总理院中大小事宜，坚辞不就，执意专任教授。王国维在清华执教的两年中，尽管生活趋于平静，学问越发精进，但仍"时时以津园为念"，每年春节都要去天津觐见早已逊位的"皇上"，常为"有君无臣"而忧虑。
在清华，王国维埋头治学，除了与陈寅恪、吴宓几位同事以及学生们探讨学问之外，一般他是不应酬的。那时，日本学者常去王国维家拜访，有时被几个调皮的孩子在后背上画小"王八"。这些孩子长大后才知道，他们当年戏弄的是日本的一些国宝级学者。不管来什么人，王国维都是自顾自抽着烟，决不让客。这倒不是因为他傲慢或自私，用他的话来说，是"强颜入世苦支离"。王国维一生著述六十二种，批校的古籍逾二百种。有次王国维坦言，他对《尚书》十之五六不懂，《诗经》也有十之一二不清楚，令在场的师生大为震撼。
清华的授课方式很有意思，王国维往往不讲，学生讲，他时而点拨；梁启超一讲到底，学生不讲；陈寅恪是讲一半，学生问一半。卫聚贤爱做翻案文章，先罗列，再排比，然后逐条驳斥，最后立论。王国维告诉他：讲自己的好了，何必管别人？卫回答不破不立，王国维道："只要你自己说对了，别人不驳自倒。"
王国维爱逛琉璃厂，买点旧书，顺道去小酒店喝点酒，配些煮花生煮毛豆，虽酒量很小，却乐此不疲。晚上，他一个人玩会子牌，十点前一定是要睡的。学生王力对"偶像"曾有这样的描述："留着辫子，戴着白色棉布瓜皮小帽，穿长袍，勒一条粗布腰带，一个典型的冬烘先生的模样。"连眼高于顶的鲁迅先生都说："要谈国学，王国维才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不过，老实得像火腿一样。"王国维不愿参与朋党之争，甚至与老友罗振玉闹翻了。作为旁观者，他看问题颇为不同，比如他说有些不平等条约不见得损害中国利益；还有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他曾写信给朋友，预测俄国革命将波及中国。
王国维书法
1927年5月间，听说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攻城略地打到了河南，即将北渡黄河，扫荡华北，入主京师。又听说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等一代名儒为北伐军或农民协会的人抓起来砍了头，王氏甚为恐惧，认为北伐成功之后，自己也不会为国民党所容，乃于惊恐中常与吴宓、陈寅恪等朋友密谋应变之策。期间有人劝其避居国外，但王大师总踌躇不定，只是经常深夜枯坐居室流泪。延至6月1日，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二届学生毕业，典礼过后，下午举行"师生叙别会"。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教授各入一席，李济、梅贻琦等在座，师生畅谈别情。据当时在场的研究生柏生回忆说："座中（王国维）先生为吾侪言蒙古杂事甚畅，其雍容淡雅之态，感人至深。"宴席将散，梁启超起立致辞，历述同学们之研究成绩，并谓："吾院苟继续努力，必成国学重镇无疑。"众皆聆听，王国维亦点头表示同意此说。宴毕，王国维与众师生作别如平时，而后随陈寅恪至南院陈宅，二人畅谈至傍晚。是日晚，王氏在自家宅中会见谢国桢等同学，依旧是谈笑和怡。
1927年6月2日晨，王国维餐毕，8时至研究院办公，料理事务如常，并与同人谈及下学期招生事宜。随后离奇地向事务员侯厚培借了五元钱，独自悄无声息地走出清华园，在校西门雇一辆洋车径赴三里地外的颐和园，花六角钱买了一张门票，嘱车夫在原地等候，10时左右独自向园内走去。
在园内，王国维闷不作声地徘徊于长廊之间，后踱步至鱼藻轩前的昆明湖畔独立沉思，尽纸烟一支，11时左右，怀揣剩余的四元四角和一纸写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等字样的简短遗书，纵身一跃，沉入湖底。
虽有园丁"忽闻有落水声，争往援起"，但王的头颅已插入淤泥，前后不过两分钟即气绝身亡。一代国学大师由此告别了凡尘滚滚，充满血腥、苦痛与悲伤的世界，时年51岁。
面对王氏离奇的跳湖自尽，学术界产生强烈震动的同时，坊间对他的死因也产生了种种猜测议论，以至有多种说法流传于世，如"殉情"说，"自殉文化"说，"悲观哀时"说，"罗振玉逼债致死"说，王国维"妻妾出轨受辱"说等等，一时甚嚣尘上，莫衷一是。王氏之死遂成为一个人言言殊的谜团。
王国维的遗体入葬后，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对其死因作了解释和评价，其说成为众说纷纭中最有说服力的论断，为天下士林广为瞩目和重视。在陈寅恪眼中，王国维是亦师亦友的人物，也是极少可以引为知己者，王的自杀绝非世人所说的由于个人恩怨，或后来的溥仪所说是经济方面的索债等等。
王氏真正的死因，是殉文化而死，是不忍见到即将衰亡的中国文化那令人心酸的悲怆结局而死，其一死是对当时混乱无序的时局和世风日下的现实做出的近似"尸谏"的抗争。
陈寅恪以他对师友的深切理解与同情，在挽词中云："凡一种文化，值此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又说："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云。"
王国维逝世一周年忌日，清华学生们捐出了五百元奖学金，为其在清华园外的七间房筑碑，由梁思成设计，陈寅恪撰写碑文，当王国维纪念碑在清华园落成后，陈寅恪再以悲天悯人的大情怀、大心愿，以明晰的哲理与深邃的思想，为其书写了光照千秋、永垂不朽的碑文：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借碑文而抒发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文化情怀，如天光突裂，地火迸喷，再次展现了内在的文化精髓与人性光辉，于苍茫的天地间扬波激浪，振聋发聩。此文一出，世人莫不为之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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