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到民国初年，不少有钱的人都热衷购买田地，原因有几点，一是购地收租，大体五六年就能收回成本，这买卖真划算；其次土地成为自己的固定资产，可以代代相传。比如最著名的是四川军阀被授予中将的恶霸地主刘文彩，拥有12500多亩良田，后人在他家的庄园里塑造的“收租院”，反映的就是刘文彩依靠侵占的土地，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农民若想租用他的土地，必须先交出两斗黄谷；在交纳租税时，刘文彩更以“大斗进，小斗出”的手法，损害农民的利益。在他的剥削下，勤劳耕作的农民仍然饱受贫困的折磨。
俗话说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刘文彩是一个集军阀、官僚、土豪、劣绅为一体的典型地主，代表着旧中国压在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中的一座，他依靠手下的兵、匪、权，抢男霸女，横征暴敛，罪恶滔天，臭名昭著的大地主刘文彩结局不是太好，四川快要解放时，又惊又怕的刘文彩，思虑成疾，不久就病亡了。随后他的妻妾子女作鸟兽散，一生积累购买的土地充公自不必说，而他也落得个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下场。
不过，凡事有例外，今天我们介绍一位袁世凯曾经授他陆军中将、孙中山封他海陆军大元帅府警卫总司令，担任过民国第五军军长兼广州市长，在广东是一个大地主，而且同样是集军阀、官僚、土豪、劣绅为一体的大地主，其结局却与刘文彩迥然不同，其人名叫李福林。
俗话说，乱世出英雄，乱世也出草莽。李福林，字登同，出生于广州番禺大塘乡(今属海珠区新滘镇)一户贫农家庭，幼在村里只念私塾一年，也许是人们常说的奇人有奇相，或者书上说的天赋异禀，其人的长相就有点与众不同，方头大耳，相貌堂堂，身材不协调，身长脚短，正是他进入青年时代，清末的广州是一个暗流涌动的地方。革命的浪潮接踵而至，社会动荡，政治纷争，不少人在混乱中摸爬滚打。
此时，没有文化又没有技术的李福林觉得要活下去，当兵是一条路子，便选择进入黄埔广东水师学堂(后广东海军学校)当了一名号兵，具体工作是每天拿个小喇叭向营房吹，看士兵们出操、跑步，好歹算是吃了一碗部队的饭。然而，没有干上多久，有一次贪看江中的女孩打鱼忘记了吹号，上司怪罪下来，罚他打屁股，可怜的小子细皮嫩肉被抽得皮开肉绽，自此觉得奇耻大辱无法立足，便回到老家，本是一名有固定职业的人，就成了街头的一名小混混。
在街头混日子的时候，认识了一班同是街头的弟兄，因其疏爽好名，遇事挺身而出，胆量过人，而且钱看得淡，日积月累名声看涨，身后便跟着一帮各式人等，他成为领头大哥。有一回，一名李姓同宗人因犯事被抓入清协领衙门，要知道，这衙门相当于现在的市一级公安机构，进了这里的人自然是凶多吉少，李福林知道这一情况后，便召集了几个自小一块打杀的兄弟，决定去衙门劫狱。
这天下午，李福林带着一帮兄弟，拿着土枪冲进越秀区米市街协领衙门，几个保安吓得趴在地下不敢动弹。他们冲进去砸开牢门，顺利将这名族人接了出来，同时，一不做二不休，还把衙门库里的元宝及银票计八万余两也一并接走。
要知道，劫狱和抢劫官府库银，二项都是死罪，这家伙一人独占了，很快他就被全省通缉，先是悬赏3000两纹银缉拿李福林，还把他老家的住宅夷为平地，但还是没有捉拿归案，后来赏金涨到了的万元级别，可见此劫匪的份量。当然，李福林没有被抓住，但他的名字一时响彻江湖。
由于他是官府通缉的要犯，一时无家可归，为了躲避抓捕只好居无定所，四处打家劫寨，其人抢劫的方式粗暴简单，其中手下网罗了两名所谓的大将：一名彪形大汉，力大无穷，外号“大只雍”；一人小巧玲珑，“生得小如玩具的公仔”，外号“公仔驹”。抢劫最多现金的当铺时，“大只雍”手抡大铁锤，把青砖墙打破一个洞，“公仔驹”从洞口钻入，打开大门，其他成员控制守卫人员后，便大方的进门搬货，直至洗劫一空，人称艺高人胆大，印证了那句话：最简单的方法往往就是最好的方法。
俗话说，走多夜路必撞鬼。随着时间的推移，抢劫了人家的当铺，得罪的人越来越多，加上赏金如此高，一时各地都出现举报他想发财的人，慢慢要成过街老鼠了。有一次他刚刚潜回老家，刚端起饭碗要吃饭的时候，就被人举报到了官府，即刻引来大批官军围捕他，机智的他知道处在包围圈里的凶险，但身上没有武器，急中生智的他突然看到桌子上煤油灯罩，赶紧拿下用一块破布一包，便拿起自卫。此时官兵破门而入，只见他怒目圆睁，端着灯筒左右晃动，并大嚷：不许动，谁动就地击毙！那官兵昏暗中一看其手中端着黑洞洞的圆圈武器晃动，正琢磨是什么杀伤力大的洋家伙，一时全愣在那里，这李福林趁机纵身一跃，夺路而逃，终于脱险。这件事情传得神乎其神，故得外号“李灯筒”。
不过，自从受了这次惊吓之后，风声越来越紧，李福林自知在家乡被捉住的概率越来越高，鉴于在乡里无法立足，便打听到有些同乡在清政府势力无法涉及的南洋一带谋生，于是在1907年乘船走避南洋逃到新加坡，在异域他乡从前打劫的营生自然无法再干，眼看坐食山空行不通，当时新加坡为英国殖民地，正在开发资源，从前家里靠种田为生的李福林灵机一动，把所劫来的银两悉数拿出，买了1000亩荒地，在上面种起了甘蔗，还给甘蔗园定了个名字叫“福林园”，很快就获得了大丰收，一下子就因为这块地致富。尤其到了后来新加坡扩大市区此园被征收，一时成了大名鼎鼎的富豪。
当地有句俚语，男人一有钱，最想做的是二件事。第一件是衣锦还乡，第二件是换老婆。成为富豪的李福林自然也不例外，第二件事那是水到渠成，然而第一件令他烦恼无比，有钱的他依然是无法还乡，毕竟自己还是被通缉的逃犯，自己总感觉是有罪之身钦犯，在人前总自惭形秽低人一等。直到有一天，同样在南洋致富的同乡邓泽如，介绍他认识了人生的第一位贵人孙中山。
当李福林有点自卑介绍自己是被清廷视为土匪通缉的逃犯，孙中山跟他说，你这叫好汉，你的这种行为叫“革命”，不但可以回家，还可以在自己的家乡大有作为，那年代革命可以是时髦词，这令他十分感动，他恍然大悟的他才知道原来与清廷作对，就是革命，不但不丢人，反而应该觉得自豪才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如梦初觉”。
当即决定拿出大笔资金赞助革命，对孙中山自此拥戴，矢志不渝，由于李福林在黑道混迹多年，认识很多绿林好汉，加上富有的他又慷慨解囊，李福林他既舍得出钱，又肯出力，跟着大家开展反清活动，鞍前马后，出生入死，同盟会缺乏的就是这样的人才，故中山亦不问其过去的出身，把他吸纳为骨干成员。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几年之后，在南洋成为富豪的李福林终于衣锦还乡了。不过，这个时候，清朝已经是摇摇欲坠，到处都是风起云涌，尤其是广州，名义上是清朝统治，实际上根本控制不了局面，对有“前科”的李福林自然无法捉拿，只好听之任之。本来是个匪首的李福林，“从良”后回到老家摇身一变，成了“革命党”，他要在自己的老家大塘乡建立基地。他也清楚地知道，那个年代有枪便是草头王，没有一支自己的队伍啥也不是，但养兵要钱，养更多的兵就需要更多的钱。单靠抢或者收保护费自然是杯水车薪，必须建立自己的“根据地”。
于是，李福林灵机一动，购置了千多亩土地，建立了厚德围庄园，庄园名义上是种果树、种特色菜品之类，实际上里面的属于自己的兵工厂，他自设有制枪所，聘请石井兵工厂的技师担任制造，每月能制七九步枪300余支来装备部队，以农场盈利补贴，致使其部队壮大，装备优良，终成一方霸主。慢慢地，他的手下军事力量越来越强大，他的军队虽然挂上“民军”“革命军”的招牌，但它的主要成员却仍然是那些绿林好汉，组织起来的三千民军，不过，有了钱以后，他对手下一些军官，也要由土匪慢慢向正规军转化，为此，他自己设立了讲武堂，聘请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陈元咏为堂长，军事课则由福军中毕业于军校的军官担任，这个学校主要是轮训班长以上学员，这对福军的军事技术是起了促进作用的。
武昌起义爆后，各省纷纷响应，接着，广东宣布独立，胡汉民为都督，李福林到广东咨询局(今烈士陵园内)找到黄兴，黄兴见李福林有3000人，非常高兴，给他的部队番号是“福字营”，以他的名字命名称为“福军”。从此，他以“福”字营统领职，与南海、三水、顺德等地民军，会师广州，保卫新政权，踏入军界，他屯驻广州河南一带。可以说，李福林率领的这支军队为推翻清朝，为广东的独立斗争做出了贡献。
袁世凯窃取革命成果后，派人拉拢他，予其陆军中将之衔。没有文化的李福林的准则是“听封不听调”，你给我官职我都要，但你要我调派出自己的养的兵上战场，那就一味拖延。袁倒台，他转投桂系，竟当上广州市市长。一个文盲当了市长，这的确是让后人匪夷所思，同时也折射出乱世的乱相。李福林当墙头草的时候，很多在外面的革命党人都纷纷指责他风吹两边倒，他却振振有词地回答：我这是在保存实力，随机应变，曲线挽救革命。瞧瞧，与后来当汉奸的汪氏何其相似。
后来，孙中山讨伐盘踞在广东的桂系军阀，夺取广州作为民主革命根据地，并出任海陆空大元帅，其大元帅府建于广州河南，任命李福林为大元帅府亲军总司令，这充分彰显了他对李福林的信赖，李福林可谓是不辱使命，把大元帅府设在一家水泥厂里，如有大难，也可以从这儿乘船转白鹅潭出香港。他还派4000人，警卫大元帅府，并配合革命军及广州工人、农民作战，平息了杨、刘叛乱。8月，国民革命军编成，李福林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五军，李福林任军长，从此进入了他的人生巅峰时期。
不过，李福林后来判断失误，与张发奎联手反蒋，遭蒋介石打压，失去兵权的他无奈只得远遁香港。李福林抵达香港后，首先在九龙大埔购置千余亩土地，建成康乐农场，后来慢慢扩大果园田地3750亩，其中租赁者为700余亩，还于皇后大道开办厚金银号，旨在为日后东山再起筹谋。瞧，此人着实聪慧，无论身处何地，都先购置土地，奠定经济根基，如此一来诸事皆顺。拿他自己后来的话说，就是土能生金。
俗话说，狡兔三窟，自此，李福林就在他的广州河南厚德围和香港的康乐园，过他的“花果生活”，与一帮寓公寄情书画，每得一佳作便呼朋唤友，大摆宴席彻夜聚饮，时常在酒醉后大骂一些曾经与他有过节的人。
今天，我们在海珠新滘大塘能看到李福林庄园，四面环水，如一小岛，占地1200平方米，包括主楼、耕仔楼、水榭、钓鱼台、门楼等建筑。主楼在岛心，坐北朝南，为混凝土构筑的西式楼房，采用拱门卷窗，首层正门为花岗石门框，顶层四角有挑出墙外约1米的思望台，四周及楼底部有思望孔。主楼两旁沿湖边建曲尺形两层的“耕仔楼”，乃工人、护卫人员居室。庄园四周是果树，环境十分清幽。这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庄园，近看则更像一座冷酷的堡垒：碉堡般厚实的外墙，墙壁和平台上冷冰冰的枪眼孔，其他的附属建筑如水榭等保存完整。
别墅右边是茂密的大榕树，左边是已经近乎干枯的白榄树，不知道都见证了这里的多少沧桑呢？人去楼空的别墅虽然已经历上百年的风雨洗礼，但是风韵犹存，少见的红砖色彩在整个村子看来，颇具特色。尤其是进门的路口有一对造型独特的石狮子，头圆戴如意云，尾蓬身修长，背雕卷毛流须口，四肢灵巧有护甲，瞪眉突眼兜风耳，祥雲高额蒜头鼻，张口呲牙含绣球，神仙绶带两边飘，狮子线条圆滑流畅、雕刻精美，今天极少见这种形状。当地人说，石狮子见证了庄园主人昔日的显赫时光。
这李福林虽然没有了兵权，就说他到处都是购买的土地，但还是一名有威望的地主，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日军特务见这名昔日的军长李福林心有怨言，似乎有成为汉奸的潜质，遂派人拉陇，企图收买李福林作为广东方面的伪军高官。李福林此时在香港做寓公多年，生活安逸，自然不同意为日本人做事。但日本人威胁他如果不服从命令，就对其家人不利，李福林只好假意迎逢，后赴重庆，蒋得知他不与日军同流合污，而又财大气粗，便封他他个“中央军事委员会顾问”“军事委员会驻粤军事特派员”二级上将之类的空衔。
到了1949 年广州解放前夕，老蒋之流还想最后一次利用这位绿林将军来为他卖命，企图让李福林出山拉部队，与我军对抗打游击，李福林很气愤地坚决拒绝说：“你们享太平福时，从来没有想到我，现在你们江山“郁郁唝”（粤语，动摇的意思），好比风吹烂灯笼的时候，就来找我老李，我没这么笨”。便携带家眷迁往香港他的康乐农场，过他的寓公生活。1953年，李福林犯高血压病死于香港。年79岁。他的后代在其安葬的墓碑上特意注明陆军上将军衔。
李福林这一生，从街头混混开始，在清末民初那纷纷扰扰、战火烽烟之中，当过“福字营统领”“福军司令”“南番两县清乡会办”“广惠镇守使”“东路讨贼军第三军军长”“建国粤军第三军军长”“广州市市长”“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军长”“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驻粤军事特派员”等职。晚年在香港生活，从他那张在康乐农场门口合影的全家福中，他的八个妻子和十多个孩子面部表情可以看出，一个个春风满面的情形，生活还是富足的，后来他的儿子还特意回到广州厚德围庄园，看到当地还保留着他的旧居，不禁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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