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新会人，梁启超的次子，1904年出生于澳门，中国著名考古学家，是我国第一位接受西方近代考古学正式训练的学者、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奠基人以及中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的开拓者之一。
乱世求学 专攻考古
20世纪初当考古学在世界范围内迅猛发展时，中国虽有着五千年文明史，但在我国境内从事考古工作的都是些所谓的外国汉学家，他们以各种名义来华，并将考古所得的实物与资料非法地带回自己国家。梁启超对此现象十分愤慨和不满，他在1926年的演讲上发自内心说道：“以中国地方这样大，历史这样久，蕴藏的古物这样丰富，努力往下做去，一定能于全世界的考古学上占有极高的位置。”于是，梁思永在其父梁启超的期望下专攻考古学，以振兴中国的考古事业，“为中华民族在这一专业学问领域争以世界性荣誉”。
1924年，梁思永从清华毕业后，考入美国哈佛大学接受完全现代化的考古学训练。与中国传统学者注重文学考释不同，西方考古学着重于地质学、人类学、古生物学、社会学、化学、物理学方法的运用，并把对地下实物分析与人类社会史研究结合起来。
1930年，梁思永获得哈佛研究院考古学硕士学位，主攻东亚考古，同时写下两篇考古学界具有研究价值的论著《东亚考古学上若干问题》和《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这两篇著作象征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孕育发展，梁思永的中国考古事业也是从此开始。
勤勉一生 成就斐然
梁思永回到国内后，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留下大量考古学研究资料，在理论和实践中推动我国近代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
现代考古学更加注重田野发掘，被人称之为“锄头考古学”。1930年到“七七事变”年间，从黑龙江的昂昂溪遗址到侯家庄西北岗商代王陵区，梁思永从地层学证据上明确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两种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先后顺序以及它们和商代文化之间的关系，精细分类文物标本，规范田野发掘工作，为中国田野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在家人和朋友眼中，梁思永就是个“拼命三郎”，经常挽着裤腿下水工作，脑力和体力消耗都非常大。他在野外工作时，经常连续泡在水中长达几小时，随便啃点馒头喝几口凉水就当正餐。1932年春天，梁思永在野外工作时患病，坚持工作，直到后来发起高烧，住进协和医院，已转成烈性肋膜炎，从此落下病根。
1941年，由于贫困的生活状态和恶劣的医疗条件，梁思永患上了肺结核病。养病期间，他在病榻旁放置一张几案，把所需要的书籍、文件、资料放于其上，又特制了一块带有弹簧的书写小木板，把纸张夹在木板上，就这样他完成了安阳殷墟侯家庄西北岗考古发掘报告的纲领。
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永迎来了中国考古事业大发展的机遇，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尽管身体不好，但他仍然亲自执笔考古所50年代初期的年度计划和草拟了考古学研究的长远规划，对全国范围的田野工作和研究对象描绘了蓝图。
在主持事务之余，梁思永还非常关心青年考古工作者的培养。为了培养新中国的考古人才，他积极支持由文化部、中国科学部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从教学人员的配备、课程的设置、实习的选点，都做了认真的建议和安排，同时也十分关注北京大学历史系1952年成立的考古专业，为新中国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
1954年春，梁思永心脏病复发，4月2日逝世于北京，这位心系田野的考古学家就这样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如今在中华民族复兴道路上，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每当我们走进博物馆，欣赏那些沉默不语的精美文物，感受着岁月在它们身上留下的斑驳印记时，不应该忘记像梁思永般的中国考古人，让文物再次活起来，讲述中华民族在面对挑战时的勇气与智慧，将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一寸寸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今天是梁思永院士诞辰120周年，让我们为这位考古巨擘献上崇高的敬意！
资料来源：《思文永在——我的父亲考古学家梁思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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