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九兵团在长津湖的重大牺牲,是志愿军战史中,一段永远无法忘却的惨烈记忆。
在赞扬歌颂英雄的九兵团将士牺牲精神的同时,我们也需要研究和反思,毕竟这段战事过去也就70多年,很多东西对当下战争、军事仍有一定借鉴意义。
反思什么呢?九兵团的指挥问题。
指挥胃口过大,上来就要按打国军经验全歼美军师级单位;
二十六军作为兵团预备队,距离前线过远,导致放跑美军陆一师;
应对极端天候不力,冻伤亡过多等等。
这些都是表现出来的问题。问题背后的根源是什么呢?在国内战场什么情况都能应对,出了国怎么就不会了?
组织指挥层面,也就是兵团指挥员的人选大概存在比较大的问题。
一、华野军事作风真相
第二次战役东线战事,从本质上说不是一场大胜,而是一场击溃、迫退式的胜利,杀敌八百自损三千,牺牲太大。
与1947年华野成军以来历次战役战斗相比,非常罕见。分析原因,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粟裕作用之缺失。简而言之,华野作战水平,几乎靠粟大将一人,单枪匹马推进到顶流水平。为何如此说呢?各家野战军论规模而言,唯东北与华东可称两股较大力量,中野后期实力削弱,西野自始至终都比较少,华北结构甚是古怪。
相较东北我军,华东作战历次大胜,都是靠集中绝大部分主力作战,作战指挥上主要依靠粟裕。虽然也有解放洛阳和胶东保卫战这种外片区域性胜利,但比之于莱芜、孟良崮、宿北、豫东这些大胜,意义不可相提并论。上朝鲜作战,骤然间缺了极为高明的顶级指挥员,九兵团战役筹划未免有些忙乱。
第二,倚重临场变换。陈毅评豫东曰愈打愈奇,非指战役初之筹划,而指战役过中一再变换作战目标,从野战机动中寻机围歼邱清泉第五军,一变再变,卒以连克二城、歼一兵团部、重创黄百韬兵团结束战斗。此战集中代表了粟裕式打法的优长,不拘泥于具体目标、具体方向,以高度灵活、准确、狠辣的调度,不断改变局部兵力对比,造成我大于敌之优势,达成歼灭有生力量之终极目标。长津湖战事,明显缺少这种感觉,作战甚有章法不假,对陌生环境、极端天候和陌生敌人,缺乏有效变化调整。这与宋时轮上将擅打阻击的指挥作风很是匹配,特点是你先出招我再应招,韧性有余灵活不足。
第三,重战役调度而不甚重视战术养成。持此论者甚多,笔者以前也梳理过这方面数据,华野作战伤亡数较大,对敌比例较大,反映了战术端的粗糙。可以理解为,以粟裕神机天纵之指挥艺术,弥补战术端的简单粗糙。
不能把特点归因于本能或主观意愿,更不能拿这个非议一将。
什么样的条件打什么样的仗,什么样的环境塑造什么样的部队。即使当世超一流军事高人如林刘粟徐者,也受限于具体环境。上述四位带出来的部队,作风彼此互不相同。
试举一例。
例如过于倚重顶层指挥员的问题。为什么规模彼此相同的华野和东野,区域性指挥中心发挥的作用彼此不同呢?东北我军,除了东总,其下尚有萧劲光和程子华两个前线指挥所,发挥作用非常好,林总可倚其为心膂,使其发挥一方砥柱的作用。
华野也有分区作战的历史,陈唐、韦吉、许谭兵团各据一方,但无论哪一个,都无法与萧程相提并论。盖因其历史条件不一样,华东没有东北长时间分为北、西、南满的历史条件,不是陈毅粟裕想不想把指挥权分到各片自主发挥,而是统一指挥比分散指挥更有利于作战胜利。
九兵团入朝,失掉了原有优势,又被环境放大了原有短板,受挫理固其宜。
二、几位该来而没来的将领
这部分是军事爱好者最喜欢讨论的问题:换谁谁来可能就没那么惨了。
这种讨论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其背后实际上是,大家对做人做事内在规模的一种质朴的、本原的、未经理性计算的大致推论。
即张三做的太粗糙了,换上比较精细的李四会做好。
所以说,不必对大众浅表的讨论嗤之以鼻,换作专家,也有必要深入考量一下。因为我们读历史研军事,最好能贯通到当下做事,求得一些借鉴。
谁该来,唯一的标准是谁能更好适应环境解决问题。
对比十三兵团,结合九兵团遇到麻烦,笔者以为,这几位将领可以考虑一下。
第一位,三野参谋长张震。
兵力高配了,指挥机构没有高配,这是一个非常要命的失误。
三野的几个兵团,在1949年7月至1950年初进行了调整,第八兵团一度撤销,三十、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等军陆续地方化或撤编。原属八兵团的二十六军调入九兵团建制,又把原三十军的88师、89师和原三十二军的94师划入九兵团建制。
这样,九兵团成了一个辖三个军、十二个师的庞大机动兵团,本来是作为攻台主力,所以三个军都是一流主力,叶飞的老一纵、王建安的老八纵和许世友的老九纵。
九兵团的领导配置,相比三个军的强大阵容,略显黯淡一些,司令员兼政委宋时轮,副司令员陶勇。
这个配置用来攻台还可以,因为这是在三野编成内作战,上面有粟裕。到朝鲜战场,其指挥能力明显弱一些,至少宋陶二位并没有独当一面取得过大胜的经验。
如果张震来此,能有什么补益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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