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老知青，曾在陕北农村插队落户生活了九年。当初我之所以选择去陕北插队落户，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我是可以教育好的黑五类子女，去不了兵团和农场，只能到农村插队落户。二是因为陕北是革命老区，是我们年轻一代崇拜向往的地方，我就选择了到陕北插队落户。
时隔半个多世纪，至今我还记得我是1969年1月17日乘坐知青专列离开北京的。到达陕西境内的铜川后，我们又换乘汽车一路北上，最终来到了陕北延安地区的郭家沟大队，是郭家沟二队的郭队长和几名后生赶着队里的毛驴车把我们从公社驻地接回村子的。
当年陕北的农村很落后很贫穷，乡亲们的吃穿都是大问题，郭家沟也不例外。郭家沟大队地处黄土高原的腹地，那里丘陵起伏，沟壑纵横，土地贫瘠，社员群众勉强能解决温饱问题。
来到郭家沟大队后，二队的郭玉明队长安排我们三名女知青住在了队部的一孔土窑里，四名男生住在了饲养室大院的一孔土窑里。
我们三名女生居住的那孔土窑倒是挺宽敞，只是窑里的那铺土炕不大，也就两米见方，勉强能睡下我们三名女生。郭队长亲自动手修改了灶台，换上了一口八印的大铁锅，四名男知青也到队部来和我们一起吃饭。郭队长还安排了一名婆姨，帮教我们学习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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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大早，我们还在睡梦中，隐隐约约听到院子里有说话声，过了一会，就响起了连续不断的嗡嗡声。原本是又困又乏，可院子里的声音很烦人，我再也无心睡觉，披上衣服来到窑门口，轻轻打开一道门缝，只见外面天已蒙蒙亮，有两位婆姨正在院子里推磨，烦人的嗡嗡声就是推磨的声音。
之后的日子里，每天刚亮天，只要不刮风，就会有婆姨来队部院子里推磨磨面。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也就习惯了，不管外面推磨声和说话声多么烦人，我们照样呼呼大睡。郭队长听说早晨有人来推磨影响我们知青休息，他就挨家挨户告诉乡亲们，日头出山以前，不许到队部院子里推磨。
后来我们才知道，郭家沟大队一共就有两盘石磨和一盘石碾，那时村子里还没有粉碎机，乡亲们磨面只能靠石磨和石碾，队部院子的这盘石磨磨盘大，用起来方便，就成了乡亲们磨面的首选。
渐渐和乡亲们熟悉了，有时我们也帮乡亲们推磨，跟着乡亲们学习罗面。乡亲们都很淳朴很善良，来队部院子里磨面的时候，总会给我们带一点咸菜或洋芋来，还有一位大妈给我们送来了辣子酱和胡萝卜。一次一位婆姨来推磨磨面，还送给了我们一碗黑豆，让我们煮咸豆子当咸菜吃。
春节前的那段时间，郭队长基本没给我们知青安排农活，他说我们要学会烧火做饭，学会挑水推磨，还要学会打柴，要先过了生活自理这一关。
春节过后，冰雪消融，天气渐暖，也就到了春耕备耕的农忙时节。我们刚参加生产劳动，郭队长给我们安排最轻松的农活，让我们慢慢适应繁重的生产劳动。乡亲们看我们不会干农活，没人笑话我们，都主动帮助我们，把我们知青当成他们的娃娃。乡亲们的淳朴善良和热情，令我们感动不已。
第一年麦收的时候，在那片川地割麦子时，我突然晕倒在麦田里，郭队长让一名身体健壮的婆姨把我背回队部的土窑里，让他婆姨给我熬绿豆汤，还要送我去公社卫生院。郭队长说，我们来插队，他是队长，就是我们北京娃娃的家长，我们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他没法跟我们的父母交代。
就这样，在乡亲们的关爱照顾下，我们慢慢适应着繁重的生产劳动，慢慢适应着艰苦的生活环境，也慢慢感受着乡亲们对我们的热情和温暖。
秋收前，队里为我们修建了三孔阔气的石窑，成立了知青点，我们就搬到知青点和男同学一起吃住了。我们搬家那天，乡亲们都来帮忙，还有人给我们送来了鸡蛋和茄子辣椒。搬到知青点后，郭队长的婆姨给我们送来了一只小花狗，她说等来年她家的老母鸡抱窝了，再给我们几只小鸡，小鸡喂大了能下蛋，到时候我们就有鸡蛋吃了。乡亲们的关爱和照顾，再一次让我们心生温暖和感动。
秋收过后，播种完冬小麦，基本也就到了农闲时节，郭队长再也不用顶着星星喊我们出山劳动了，我们总算可以踏踏实实睡个安稳觉了。
那个冬季，我们基本就是半天出工劳动，半天在家歇着。有时也到大队部开会学习，基本就是听大队会计给我们念报纸。来到郭家塬大队快一年了，我们才发现郭家沟大队竟然没有小学，村里的娃娃要想读书，就得到三里路以外的双水小学去读书。因为郭家沟和双水大队隔着一道山梁，村里的娃娃基本没有去双水小学读书的。
知道了这个情况，我去找了郭队长，建议郭家沟大队建一所小学。郭队长说这事他做不了主，郭家沟大队拿事的是大队书记郭明渠，郭队长让我去找郭书记。
找到郭书记，我说出了自己的想法。郭书记笑着说：“办学校的事情我跟公社书记说过，公社书记说咱郭家沟大队一共就两个生产小队，人口少，上学的娃娃没几个人，不同意咱郭家沟办小学。没办法，咱郭家沟的娃娃想读书，只好去山后的双水小学。”
大队书记不点头，学校就办不起来。我和同学们一商量，大家都同意我的想法，利用不出山劳动的时间，我们北京知青义务教娃娃们学习识字。四名男知青挤在一孔窑里，腾出一孔窑来当教室，我自告奋勇担任老师。
刚开始只有三个娃娃来我们知青点学习识字，到了快过春节的日子，就有五六个娃娃来学习识字了。一队的记工员刘东明都十八岁了，也来凑热闹，他虽然认识不少字，可他没读过书，是跟大队会计学习的识字，报纸上好多字他都不认识。
看娃娃们都愿意到我们知青点来学习识字，大队书记就找到郭队长，他说干脆让我专门教娃娃们识字，我的口粮和年末的红利让两个生产队平摊，就不让我出山劳动了。郭书记还安排社员把大队部的一孔土窑拾掇出来当教室，垒上土台子当课桌，娃娃们就不用到我们知青点来学习识字了。
过了阴历的正月十五，娃娃们开始到大队部来跟着我学习识字，我也借来一年级到五年级的学生课本，按照课本上的内容给娃娃们上课，教娃娃们识字算数，也教娃娃们学习唱歌。之前在双水小学读书的郭明山也不去双水小学上学了，直接到大队部来跟我学习，我让他从二年级的课程开始学习，就等于我一个人教了两个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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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秋天，公社才同意郭家沟大队开办小学，当时我已经是四个年级的老师了（四年级只有一名学生），学校也有十几名学生了。一个人担任四个年级的课程，我一刻也不敢怠慢，晚饭后还要教娃娃学习，连星期天都不能歇一天。大队书记也想增加一名民办教师，可考虑到要给乡亲们增加负担，他也左右为难，主要原因还是学生娃太少。就是因为学生娃少，上级也不同意给我们大队派公办教师。
那年冬季，我们郭家沟大队得到了一个招工名额，是去县土产收购站工作，郭书记怕我争这个招工名额，就对我说：“孙老师，以后咱大队每个月给你五块钱的民办教师补助，你就安下心来当好这个民办教师吧，可不敢这山望着那山高哩。”
一晃就到了1977年春天，在郭家沟大队插队落户的北京知青还剩下三个人，就我一人是女生，其他同学都通过招工招干或病退回城了，当时我也很想离开马家沟，可一想到学校的娃娃们，我就不忍心离开。
大队书记本打算安排一名男知青到学校当民办教师，可恰巧县水泥厂招工，那两名男同学就到水泥厂当了工人，郭家沟就剩下我一名女知青了。郭队长看知青点就我一个人了，他不放心，晚上就让他家三女子到知青点来给我作伴，还经常让她婆姨给我送好吃的。他说我是学校的老师，全大队的乡亲们都尊敬我哩。
那年初冬，我得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纠结了好久，我还是决定参加高考。这回郭书记没阻拦我，他就让初中毕业的郭明山到学校当了民办教师，教三、四、五年级的学生，让一队的记工员刘东民来替我代课，教一二年级的学生，让我安心复习功课，备战高考。那时我们郭家沟小学还不足二十名学生，一年级只有三个学生娃。
1978年春天，我接到了延安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郭队长割来羊肉，让他婆姨包了羊肉扁食为我庆贺。我考上了师范学校，郭队长比我都高兴。
离开郭家沟那天，全大队的乡亲们都来为我送行，学校的娃娃们拉住我不让走，一个个都哭得泪流满面。大队书记拿出十五块钱塞到了我的挎包里，嘱咐我到了延安要好好学习，希望我毕业后再回郭家沟来给娃娃们当老师。
那一刻，我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哽咽着对郭书记说：“郭书记，你放心，等我毕业了，一定会回来的……”含泪告别乡亲们，我坐上毛驴车，再也不敢回头，娃娃们的哭喊声撕心裂肺，我抱着头失声痛哭。
我师范学校毕业时，国家已经下发了知青可以回城的文件，我父母非常希望我回北京，还接二连三写信发电报催促我尽快办理相关手续。犹豫再三，我撕碎了要求回马家沟小学任教的申请书，没等相关部门分配工作，就办理了回城手续，回到了北京。
回北京待业两个月，因为我有师范学校的毕业证，我被安排到一所中学当了语文老师，五年后调到区教委工作，直到退休。我在教育系统工作了近三十年，我的一生可以说都献给了党的教育事业，可我总觉得愧对陕北的乡亲们，因为我没能兑现毕业后回郭家沟小学任教的承诺。
退休后，我和两名女同学回了一趟郭家沟，看望了乡亲们，看望了老队长和老支书，也为村里的老人献了爱心。可惜的是郭家沟小学还是合并到了双水小学，村里的人口还不如原来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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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那以后，我再也没回过郭家沟，不是我不思念第二故乡，不是我不想念那里的亲人，是我觉得无颜面对第二故乡的父老乡亲。每当想起当年老队长和老支书对我的殷切期盼，我心里就很愧疚。每当想起我在马家沟小学教书的日子，我心里就有说不出的感受。革命老区陕北，贫穷落后的马家沟，那里是我一辈子都放不下的牵挂和眷恋。乡亲们，我们北京知青永远记着你们的恩情，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第二故乡的父老乡亲。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孙娟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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