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天书
最近几起恶性治安案件，加剧了舆论中持续以久的归因论证，即将犯罪现象和治安问题与所谓的经济下行导致社会戾气加重相关联。一方面，这样的因果关联比较符合某种简单的直觉思维，另一方面在传播上容易刺激到人们的爽点，所以很多大V和自媒体们也在有意或无意的输出这类循环论证。
然而不要忘了，仅仅就在两年多以前，这类循环论证也广泛出现过，21-22年期间在舆论中广为传播的几起事件，也被归因为“社会戾气加重”。以防有人岁月史书性失忆，我还是要提醒下，20年下半年开始到22年初是我国主动防御效果最好的时候，在绝大部分时间和绝大部分地区中，人们得以免于体验阳性和封控，免于体验欧美的群体免疫。然而在某些群体眼里这些都不重要，只要让他们感受到一丝不自由，就被渲染成戾气和犯罪的借口。
当时存在的另一种循环论证更为讽刺，即“放开了经济就好了”，讽刺之处在于同样一拨群体，放开了之后就绝口不提，转而开始循环论证我国越来越不尊重哈耶克的大手导致经济不好。
循环论证在逻辑上想证伪很容易，想想美国从当年人均GDP不如日本，到如今人均GDP冠绝天下，社会治安是变好了还是变差了？仅以GDP增长百分比来说，我国增长最快的时期治安难道特别好？隔壁日本在失去三十年的情况下，更是成天有人吹治安特别好（然而所谓无敌之人就是日本人搞出来的概念）。
事实上在我国高速增长期，社会批评的声音长期将高速发展与社会矛盾相关联（宜兴事件中，如果原因真是职业学校的问题，那这不正是高速发展期导致的问题）。跨越式发展往往要伴随着矛盾的积累和放大，亚洲的小龙小虎们，社会矛盾从来没有随着高速发展真正减轻过。有人会说福利问题，社会当然要持续发展福利，但发展福利和社会治安之间也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老欧洲靠债务游戏搞高福利，治安好吗？
这世界上并没有一个处于真空球形鸡的国家能满足上行下行和所谓的戾气之间的因果关系。对于大型经济体来说，人均GDP一万美元左右时是一个很尴尬的节点，发展累积的矛盾到了一定程度，社会少部分群体已经积累了可观的财富，人们的相对落差心理普遍加剧，但从人均看，国家整体财富还没积累到可以以消费而不是以投资为主。
在这个节点上是为了跨过门槛继续积累矛盾，还是选择缓和眼前的问题放弃积累发展，如何在两者之间不走极端，取一个最优解，绝大部分后发国家的尝试都失败了。这也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然而如美国一样，人均gdp发展至三万以上，并不就一定意味着社会物质总财富和生产力水平的持续增加，也无法和社会治安治安产生正向关联。以美元计价的gdp模式从来不是什么永恒真理。
这里说的还是经济发展和真正的治安问题之间的关系。我国目前面临的并不是真正的治安问题，而是预期问题。
中国十四亿人口，是世界上恶性犯罪率最低的大国。但无论犯罪率如何低，绝对数字都很可观，每年的故意伤害案件都要到以10万计。比如23年故意杀人类案件5.2万，严重暴力犯罪案件6.2万。这个数字比22年有所增长，但比2019年又有所下降，所以这能说明什么？我是不是也可以搞个循环论证说防疫能减少社会戾气提升治安水平？
然而，在信息传播极度发达的当下，与10万起伤害案件这个数字相比，只需要在一段时间内广泛传播和渲染十起，甚至更少，就足以改变人们对治安的预期了，就像当时的唐山烧烤打人事件。有人会说最近的几次事件是报复社会，与普通犯罪不一样。然而报复社会从来也不鲜见，前些年那些幼儿园行凶事件不再出现，靠的也不是对所谓社会戾气的解决。
就如同那两年所谓的一座山和一粒沙一样，当前社会情绪价值大过天，比起冷冰冰的数字，人们更愿意用那些能刺激自己眼球，创伤自己心灵的事件来打量这个社会。想想前段时间深圳日本学校事件是被如何渲染的？当时各路人去献花甚至道歉作秀，现在隔壁的珠海有见到他们吗？
所以循环论证在逻辑上虽然容易证伪，但在公共舆论上总是无法证伪。现代社会经济，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信用游戏，预期游戏和流动性游戏，理解这三点就会理解当下国内和世界经济的很多问题。预期游戏经常以非理性的形态运作。比如关于股市，最开始人们会说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在反复被主要经济体们的现实表现证伪后，又会说，股市是预期和信心的晴雨表。然而资本市场的选择一次又一次证明，所谓的预期往往并不是基于理性和事实的预期。如我们在之前文章中所说，如果人们当下的决策真的都是基于理性考虑长远而做出的选择的话，那西方社会当下的很多问题也就不会出现了。
“经济下行导致戾气增加”的语境中，需要存在一个可以上溯的“经济上行社会戾气缓和”的时期，那这个时期是什么时候？是房价肉价高企的19年？是贸易战开打，全球大宗商品暴涨，p2p暴雷的17年？是股债双杀的15年？还是处于08年金融危机尾巴的12年？总不能说是00到10年吧？如果你要归因到经济，那每一个阶段都有理由可以归因。
在19年，金融和互联网行业就认为是寒冬，没让自己赚大钱就是寒冬
对于互联网，金融，房地产这些行业来说，2020之前的十年确实可以算是黄金十年，然而这些行业天价年薪，纸醉金迷的成本和代价是要由全社会负担的。对普通人来说，高房贷，996，假期少，劳动法落实不严等等无疑是高速发展的代价。
有人会说光发展不解决分配问题矛盾自然增大，解决了分配问题社会就没戾气了一切就好了。解决分配问题当然是我们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之一，但这也不跟治安问题直接相关，自古以来改革分配问题的过程中，哪次不是伴随被改革群体的戾气大增呢？
像某几个天天摇旗呐喊的xx首席经济学家之类的人物，分配改革深入下去，他们的戾气是会增大还是减小？今年金融从业者群体的戾气是在增大还是减小？真严格落实劳动法了，很多企业主的戾气是会增大还是减小？戾气不会消失，只会转移。如果以所谓的戾气来作为判断社会改革的标准，那任何深水区改革都无法进行了。
得益于生产力的绝对增长和治理效率的不断提高，我国全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仍在持续帕累托式提升。但在阶层意义上，靠单纯的发展和改革想让所有阶层都满意则已经不可能。
对资本家来说，难道国内“营商环境”真让他们十分满意了，资本就都能带领人们赚大钱了，社会就能和谐了？市场饱和了就是饱和了，技术和商业形态落后了就是落后了。我们一再说，刀刃向内诞生不了真正的资本主义，想向欧美资本家看齐，不先想想他们祖上是怎么成功的？
对于中产来说，物质生活和基础公共服务的继续提升还是可以通过发展来实现的，但在稀缺社会资源领域和阶层跨越通道上，社会发展和改革从来不应该是，实际上也做不到让中产阶层整体继续提升阶层。
对于普通人来说，中国可以带领十四亿人实现脱贫和小康，但不可能让十四亿人变成中产。既然中产社会最终不成立，那社会改革的方向应当是怎样的？国内的民意基础是广大基层，但互联网时代的舆论声量并不掌握在基层手中。无论何种正向改革，在舆论权力的倒错下都必然不会平静。
现代社会虽然强大，但也异常脆弱。这种脆弱性在疫情期间体现的淋漓尽致。现代社会基于理性主义之上，但现代社会源头就充斥着非理性。越理性也越会带来痛苦。我们需要解决维系和发展现代社会中带来的精神痛苦问题，而不是说我们更好的发展现代社会就能解决痛苦本身。
文化左翼的理论体系中，晚期现代社会与群体性的精神疾病高度相关，严密的理性工具机器，庞大冰冷的城市森林，极度被规划的生命时间，如此种种对个人意志的压抑无处不在，借用项飙最近的话说就是“生命力被捕获”。类似的视角对于解决晚期现代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确实有其意义，但前提是不能本末倒置。前现代社会普通人的精神痛苦普遍远大于现代，只是他们要么活不到精神问题爆发，要么症状从来被无视。
所以，用开倒车的方法解决痛苦问题是行不通的。如何缓解？就像你知道情绪价值经常没法通过合理的方式被满足，欧美社会发展至今，核心的心理按摩方式还是奶头乐加黄赌毒。中国今天的奶头乐越来越发达，然而欧美殷鉴不远，根本底线不得不守住。就像美国天兵提神可以靠嗑药，解放军战士就是靠抽烟加浓茶，社会问题需要推动解决，但除了解决问题，心理按摩也要增加。在这方面，我们该怎样探索中国式的心理按摩和情绪价值满足？
这个问题显然不是几句话就能回答的。但有些事情，作为当今社会重要传播节点的自媒体们是可以做到的。自从自媒体广泛兴起以来，确实极大程度上取代传统媒体，起到了民意监督的作用，在这方面的意义是正向的。
但同时，很多自媒体并没有清晰认识到自己所掌握的话语权本身也是一种权力，带有公共媒体属性的发言者并不能被视为单纯的私人发言，是权力就得有相应的界限和责任，也得承受更高标准的审视。批判社会问题，推动问题解决这当然要称赞，但事情到了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煽动推动社会极化的程度，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不清楚以上图片事实与否，但有些现象是准备再写篇聊聊
如最近两起无差别事件，一些大V花式表演循环论证，甚至隐隐鼓励此类行为。这其中大部分人可能是没有恶意，他们只是本能的追逐热点，吸引死忠基本盘，或者展示自己不同于一般人的见识。简单归因，循环论证很容易也很爽，但面对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往往未必有多少真正的因果有关系。
但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在信息极度发达的今天，你的每一次传播和煽动，都绝对会增加模仿者出现的概率，我在之前文中就说过胖猫事件之后出现不少模仿者。更不用说，有一个很多人不愿意承认的事实，长新冠对精神状态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已经有明确的证据。现在这种情况，当年的某些群体心里可曾有过一丝反思？
去年以来，很多人反复生病，免疫力降低，本身身体和精神就在承受着双重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话语权力的掌握者们，是真的有可能通过煽动放大或恶化个体的心理问题的。这种时候，你保证被你影响的人作出的冲动选择真的会是自愿的吗？
很无奈，在这方面我们当下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复杂，从前个人网络发言和媒体发言之间还有着相对清晰的界限，然而现在自媒体范围的无限扩大以及算法的流量导向，让平台类个人账号多少都沾上了公共舆论属性，而很多个人账号也确实在自觉不自觉的努力扩大自身对公共舆论的影响力。如何形成一个新的公共舆论边界，其过程也无法避免充斥着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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