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西望为通观社撰写的评论文章。该篇特约评论不代表通观社的观点和立场。转载请注明来源通观社。
近日接连爆发两起骇人听闻的极端恶性案件，导致43名无辜同胞不幸遇难，不仅让国人痛心，也让社会对根源问题的反思愈加迫切。
可以说，这类极端恶性案件的频发，并非孤立的个体悲剧，而是深藏在社会结构和集体思维中的巨大隐患。
在分析这些案件的背后动因时，除了考虑个体的心理问题和行为偏差，还应从更宏大的社会文化环境来探讨——特别是仇恨教育和宏大叙事对个体思维和行为的潜移默化影响。
或许，仇恨教育与宏大叙事的长期灌输，让暴力行为在某些人群中得到某种程度的认同，并以极端形式表达出来。
仇恨教育与暴力逻辑的培养
仇恨教育的深层问题在于，它将个体对抗社会不公的愤怒，转化为对“敌人”的暴力仇恨，进而弱化了和平理性解决冲突的可能性。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仇恨教育贯穿于多个重要历史阶段，尤其是阶J斗争和G命斗争的叙事中。暴力被视为“正义斗争”的必要手段，甚至有时候暴力本身就被美化为“J放”与“进步”的象征。
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那十年，极端的仇恨教育催生了无数暴力行为。受这种思维模式影响的人，将身边的人视为“敌人”，以暴力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
直至今日，这种仇恨教育的余毒依然或多或少存在，虽然它的直接表现形式有所变化，但根本上并未根除。无锡事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徐某金的暴力行径，或许正是这种“暴力为解”的思想在现实中的悲剧性体现。
而这种暴力行为的根源之一，或可追溯到“枪杆子里出政权”“落后就要挨打”等传统观念。这类思想深刻影响了社会的集体记忆和行为方式，使得许多人把暴力手段视为解决问题的“合法”途径。
革命史上多次强调武力的重要性，这种强调“通过暴力获取正义”的思维，长期渗透进社会底层，形成了某种“暴力文化”。
在这种文化中，个体的愤怒和不满，容易演变为暴力冲突，而不是通过理性对话和合法手段来解决。
仇恨教育的遗毒，可能会让一些人无法从自身的不幸中抽离出来，而是将社会视为敌对势力，转而以“暴力自证”的方式寻找存在感。
进而，暴力可能就不再是偶发的极端事件，而是一些人对抗困境、解决矛盾的“正当”手段，甚至是被某些情绪化和激进化的社会环境所鼓励的。
这类观点可能早已深深植入许多国人的认知体系，成为一种近乎本能的信念。
这些观念虽有其历史语境下的合理性，但长期来看，它们对社会心态、行为模式和文化走向都产生了复杂且深远的影响，也间接为许多问题埋下隐患。
篇幅有限，有机会将在下一篇文章中对此展开讨论。
宏大叙事与个体的异化
与仇恨教育如影随形的，是长期主导社会的宏大叙事。
这些叙事往往强调集体的价值，强调集体至上的概念，却可能忽略个体的尊严与需求。
宏大叙事中，个体往往被视为实现集体目标的工具，而不是具有独立价值的主体。个人的困境、情感与需求容易被系统性地忽视，最终导致个体的异化与社会疏离。
在这种环境中，个体如同螺丝钉一般，承载着集体目标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与痛苦。
当这些个体面临困境时，社会往往缺乏有效的支持与关怀，这使得他们很难通过常规途径解决问题，反而将其自身的失败归因于社会和体制的不公，进而激发愤怒和报复心理。
网传徐某金在其遗书中高呼“G命”口号，若内容属实，便是这种思维模式的一个典型例子——可能在他眼中，自己作为“弱者”与社会格格不入，暴力成为他“抗争”的唯一方式，仿佛只有通过极端行为才能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宏大叙事的根本问题，在于它忽略了个体的情感需求与生活困境，极度强化了“集体利益”的至高无上，缺乏对普通人的实际关怀。
樊某、徐某金的愤怒与无助，或许正是这种“集体目标至上”与“个体权利缺失”之间的矛盾所引发的结果。
社会危机的双重催化剂
仇恨教育与宏大叙事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者共同塑造了社会的暴力文化与压抑个体的环境。
这种文化不仅使得个体在面对困境时容易选择极端手段，而且使得整个社会对于暴力行为的容忍度逐渐升高。
仇恨教育的逻辑，让人们在面对失败和不公时，习惯性地将矛盾对立化、极端化；
宏大叙事的压迫，则通过忽视个体的困境，将他们推向边缘，导致个体在深陷困境时感到孤立与绝望，进而选择以极端的方式表达愤怒。
这两者相互作用，或许就是极端暴力案件频发的根本原因。
反思与出路
笔者认为，要避免类似极端恶性案件再次发生，社会亟需深刻反思这些思维模式带来的负面影响，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调整。
摒弃仇恨教育与暴力思维
教育体系需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与和平解决冲突的能力，摒弃任何形式的暴力美化或正当化。
仇恨教育与暴力思维，不仅在于历史背景的影响，还在于教育体系未能有效培养人们的共情与和平意识。
更新宏大叙事中的个体观
宏大叙事不应仅仅强调集体利益，还要更加关注个体的尊严与需求。
社会需要构建更加多元化的价值观，将个人价值的实现与社会目标的推进结合起来，避免让个体成为实现宏大叙事的工具。
加强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建设
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与心理疏导渠道，帮助那些陷入困境的个体找到更为理性的解决办法，而不是将暴力视为唯一的出路。
社会应该提供更多有效的机制，让人们能够通过合法和和平的方式表达不满，解决困境。
结语：从宏大到个体
极端暴力案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反映了社会在历史、文化和教育中的一些根本性问题。
从仇恨教育到宏大叙事，这些思维模式不仅助长了暴力行为，也忽视了个体的尊严与情感需求。
要走出这种困境，社会需要从根本上转变思维方式，从尊重个体的自由与权利出发，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包容、理性的社会。
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极端暴力行为的再次发生，真正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来源：通观社
责编：通小宝
校对：东方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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