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凛冬提前降临陕北。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黄土高原，无情地撕扯着衣衫单薄的红军战士。缺衣少粮、疾病肆虐，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支刚刚结束长征的队伍。
陕北，这片被视为革命圣地的黄土地，此时更像是一条生死线，考验着红军的意志和命运。
他们浴血奋战，历经千难万险才抵达这里，却发现等待他们的不是休养生息，而是更加严峻的生存挑战。
这究竟是长征的终点，还是另一场苦难的开始？
陕北困境：红军战略的转折点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在陕北会师，这场胜利会师曾一度振奋人心。红十五军团由程子华、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和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合编而成，他们比中央红军早到陕北一个多月。
然而，胜利的喜悦很快被现实的残酷冲淡。陕北这片土地，资源匮乏，人烟稀少，40万人口的承载力对于数万红军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兵力约为15000人。红军战士们穿着破烂的衣服，忍受着饥寒交迫的煎熬，仅仅红一军团就上报缺少2000多套棉衣，更有1000多名战士因冻伤和疾病卧床不起。
这支经历了万里长征的英雄队伍，此刻却面临着最基本的生存危机。
更重要的是，红二、四方面军陆续到达陕北后，红军的总人数急剧增加，根据地的负担更加沉重。红二、四方面军抵达陕北时，许多战士还穿着单衣，根本无法抵御陕北提前到来的严寒。
肖克向彭德怀报告，粮食仅够吃三天，而衣服和棉被的问题更是无法解决。彭德怀无奈之下向中央请示，部队休整过冬至少需要两个月，总共需要30万元的经费。
然而，中央财政捉襟见肘，别说30万，就连3万元也拿不出手。
与此同时，蒋介石并没有放松对红军的围剿。在“两广事变”平息后，他迅速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摆出一副要对红军进行“最后一战”的架势。
他亲自坐镇西安，指挥胡宗南的第一军等部队，对陕北红军步步紧逼。蒋介石的意图很明显，他要趁红军立足未稳，将其彻底消灭。
这对于红军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长征的疲惫尚未消除，新的危机又接踵而至。
不过，天要助红军，蒋介石内部出现了争议。
张学良的转变与东北军的困境
东北易帜后，张学良的东北军被蒋介石调遣到各地“围剿”红军，先是在鄂豫皖，后来又到了陕北。东北军将士们远离家乡，思乡情切，却不得不在这片苦寒之地与红军作战，士气低落。
他们渴望打回东北老家，而不是在内战中消耗实力。在陕北，东北军与红军交手几次，却屡屡败北。
红十五军团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等地的伏击战中，重创东北军，歼灭了110师、107师和109师的部分兵力，甚至俘虏了107师619团团长高福源。
这些失利让张学良意识到，红军并非不堪一击，继续打下去，东北军只会损失更大。
更让张学良感到不满的是，蒋介石似乎并不打算真正帮助他收复东北，而是把他和东北军当作“围剿”红军的工具。离开东北后，张学良和东北军处境尴尬，缺乏自主权。
为了对抗蒋介石，张学良需要寻找一个强大的靠山。由于“中东路事件”的影响，他与苏联的关系并不融洽，只能通过与红军合作，间接地与苏联建立联系。
在与红军代表李克农的几次会谈中，张学良逐渐转变了态度。红军的抗日主张与他收复东北的愿望不谋而合。
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以及毛主席亲自致信东北军将领，表达合作意愿的举动，也让张学良深受触动。
被俘的619团团长高福源，在红军的感召下，也成为了国共合作的牵线人。他将红军的抗日政策和诚意传达给张学良，促成了张学良与红军的进一步接触。
张学良的转变并非偶然，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他意识到，与红军合作抗日，才是东北军摆脱困境的最佳选择。
多方博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萌芽
1936年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环境，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步步紧逼，民族危机日益加深。
然而，蒋介石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将主要精力放在“围剿”红军上，对日军的侵略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
这种做法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也让地方实力派人物对其重要。为了牵制日本，蒋介石开始改善与苏联的关系，并通过秘密渠道与共产党接触。
红军最初计划占领宁夏，打通与苏联的联系，以获得支援并在西北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张学良也支持这一计划，他希望借助苏联的力量，实现抗日反蒋的目标。
然而，由于宁夏战役的失利，红军的处境更加艰难。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陷入困境，河东红军也被压缩在甘北一带。
就在这个危急时刻，山城堡战役爆发了。红军在山城堡伏击了胡宗南的部队，歼灭了敌78师，取得了长征以来的最后一场胜利。
这场战役虽然规模不大，但却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打乱了蒋介石的“围剿”计划，也加剧了他对张学良的不信任。
东北军在山城堡战役中的表现让蒋介石非常恼火，他怀疑张学良与红军暗中勾结。山城堡战役成为了西安事变的导火线，加速了历史的进程。
西安事变的爆发：历史转折的必然
山城堡战役之后，蒋介石对张学良的态度更加强硬。他要求东北军全力“围剿”红军，甚至威胁要将东北军调往福建，由中央军接管陕北。
这对于张学良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他知道，一旦东北军被调离，就会失去自己的地盘和军队，最终被蒋介石分化瓦解。
面对蒋介石的步步紧逼，张学良和杨虎城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他们既不愿打内战，又担心被蒋介石削弱实力。
红军即将进行新的长征的消息，更让他们感到焦急。张学良力劝红军留在西北，等待局势的变化。他相信，在西北“三位一体”的格局下，抗日救国的局面终将到来。
张学良曾多次试图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蒋介石始终不为所动。
在最后一次会面中，张学良声泪俱下地劝谏蒋介石，但蒋介石却拍着桌子怒吼：“你就是拿枪打死我，我的计划也不会变！”这彻底让张学良绝望了，他意识到，和平解决的道路已经走到了尽头。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这一石破天惊的事件，震惊了全国乃至世界。
西安事变的爆发并非偶然，而是各种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它是张学良在民族大义、个人命运和政治现实之间做出的最终抉择，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西安事变对红军来说意义非凡，张学良做出贡献也不置可否。那么如果没有西安事变，红军命运又是如何？
徐向前元帅回忆道，中共中央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也就是第二次长征计划。
“第二次长征”计划的核心是放弃宁夏战役，红军主力南下，通过机动灵活的战略转移，准备深入敌人腹地，寻找新的生存空间。
这个计划共分六步，第一步是占领合水、镇原、宁县一带，第二步是占领潼关中部、洛川、富县地区，第三步是占领韩城、延川、延长地区，并在此地略作休整，补充物资后，在清涧、府谷、神木等地造船进入山西。
如果能与蒋介石、阎锡山妥协，即占领同蒲铁路附近，补充兵员，如不能妥协，则出击冀鲁豫之交、伺机南渡黄河；第四步、出击皖鲁；第五步、到鄂豫皖；第六步、到豫陕鄂，最后转至西北。
这是一条充满风险和未知的道路，比之前的长征更加艰险。它意味着红军要再次踏上征途，深入敌人腹地，面临更大的挑战。
但是历史没有如果，西安事变是民心所向。
参考资料：
人民网：201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之外的杨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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