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敦煌，我们的叙述往往会从王道士以及一众西方探险家说起。
但当我们真正翻出脑海中的回忆，关于敦煌，却是一个充满艳丽色彩的奇幻世界，而这一切，都和一个家庭有关。
没有这家两代人的守护与传承，敦煌那些面积巨大的壁画可能早在我们真正认识到它们的美之前，就已经化作了尘埃……
她叫——史敦宇，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敦煌壁画的守护人、“敦煌壁画线描技法”非遗传承人，一位将毕生精力献给敦煌壁画临摹与复原的传承人。
1952年，出生于敦煌。
她是第一代敦煌学者在敦煌生的第一个孩子，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常书鸿先生给她起名“敦宇”。
史敦宇
从那一刻起，她的命运便与这片古老的土地紧密相连。
父母史苇湘、欧阳琳和女儿史敦宇，一家两代人复原临摹敦煌壁画已经几十年。他们一家人的名字对于大众或许仍显陌生，但他们的画作随处可见，当你漫步敦煌，随手购买的一张明信片，或许就凝结着史家两代人的心血与才华。
让我们追溯史苇湘、欧阳琳这对伉俪最初的篇章，从茫茫大漠中的相知相守开始说起。
《敦煌初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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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眼千年，他们决定穿越千里奔赴敦煌
1943年9月，四川省立美术专科学校迎来了新一届的青年学子，其中就有19岁的史苇湘和欧阳琳。
开学不久，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带着他和弟子们在敦煌两年零七个月的石窟壁画临本，在成都举办“临抚敦煌壁画”展览。
张大千从四川艺专借调了部分学生进行短暂培训后担任展览的讲解员，史苇湘有幸被选中参与，而欧阳琳则是前后七次去看了这个展览。
壁画华美的色彩、流畅的线条、绮丽的想象，深深触动了史苇湘、欧阳琳。张大千对他们说，要想当中国的画家，必须要去莫高窟，去临摹，去感受。
史苇湘、欧阳琳夫妇一起研究线稿
次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了，常书鸿正为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力量不足而发愁，他向张大千先生提起了缺乏人手，于是张大千就向他推荐了史苇湘、欧阳琳等有志青年。
一年之后，没有任何犹豫，这批青年才俊一毕业就立刻启程，辗转四十多天，奔赴遥远的敦煌。
在那里，他们开始了壁画的临摹与复原工作，将自己的青春和才华奉献给了敦煌艺术的传承与保护。
从那之后，他们便再也不曾离开敦煌。
复原临摹，一幅敦煌壁画的重生
风化、褪色、剥落，敦煌壁画自完成之日起，便要与无情的时光对抗。千年过去，现存壁画早已氧化严重、斑驳脱落，再难现其最初的芳华。
在没有高清拍摄扫描技术的时代，临摹是留下敦煌壁画的唯一手段。
敦煌壁画临摹有三种：现状临摹、整理临摹和复原临摹。
照着残损的壁画原样临摹的是现状临摹；对于一些小的缺损，如断了个线、缺了个角，能按照绘画技法小幅补全的就是整理临摹；而补全大块的缺损，恢复氧化前的初始色彩，让壁画回到初成时的模样，就需要复原临摹了。
史苇湘在窟内面壁临摹
复原临摹不仅需要高超的绘画技艺，更需要对历史的深刻解读，他要求执笔者对壁画中的每一个细节——一件衣服、一双鞋、一个花纹——都进行严谨细致的考证。
在挖掘各种文献资料、历史画作作为参考的基础上，复原者还需要对历史、宗教、美术史、民俗乃至考古学科都要有深入的了解，将史料综合起来最终落实到复原壁画之上。
能担此重任的学者寥寥无几，而史苇湘先生正是这项敦煌壁画复原临摹领域的佼佼者。
《各国王子举哀图》
壁画照片由孙志军拍摄 史敦宇临摹复原
“只有史苇湘能做敦煌壁画复原临摹”
这句话出自段文杰先生。
曾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樊锦诗女士曾说“史苇湘先生是我认识和学习敦煌石窟艺术的入门老师。他对每一个石窟，每一处壁画了然于心，如数家珍。”
史苇湘先生对敦煌的资料熟知到无以复加。
长期的精心研究和大量临摹让他对五百多座石窟的内容如数家珍，道出每幅画的内容可谓是信手拈来。
他对敦煌的历史同样了熟于心，无论是朝代更迭的宏大叙事，还是某一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他都能讲得十分详细而生动，是“活资料”“活字典”。
段文杰先生正在工作
从西魏到元代，壁画、塑像将漫长的时间凝固在石窟之中。
史苇湘认为形象就是一门语言，它自己会“说话”。
史苇湘曾通过临摹、读画，深入到壁画上的每一个细节，记住形象上的每一个特征，弄清楚它们在情节表现中的关系，然后再到浩如烟海的经典中去追根溯源，给不少没有题记也不曾记载的佚名壁画定名，如《微妙比丘尼》《福田经变》《刘萨诃》等。
史苇湘先生正在临摹复原壁画
这便也不难想象，他在复原临摹敦煌壁画工作中的优势了，同一个时代壁画的时代风格、绘画形式、技巧流变都在他的临摹研究中日积月累下来，没有人比他更清楚缺少的壁画应当怎么补全。
而他和夫人欧阳琳将毕生积累的复原临摹方法经验，都全数传授给了女儿史敦宇。
海外寻踪敦煌遗画
除了国内现存的敦煌壁画亟需保存外，壁画流失海外也是一个复杂且沉重的历史话题。
20世纪初的中国动荡飘摇，斯坦因、伯希和、华尔纳等多国探险家趁乱赶赴莫高窟，盗取、骗取大量敦煌遗书、遗画及其他各类艺术品，如今，藏经洞内多数珍品被海外机构收藏，以至国人难以一睹其真容。
有人这样总结流散的敦煌文物：藏于英国者最多最好，藏于法国者最精最良，藏于俄国者最驳最杂，藏于日本者最隐最秘。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英、法等国所藏部分敦煌文献开始以微缩胶卷的形式向外界公布。
为了让这批珍宝的影像重新回归祖国，丰富国内敦煌学研究的基础资料，敦煌的前辈学者们曾多次出国访问，不惜重金购回微缩胶卷，再借助放大机查看、研究其内容。
在周总理的支持下，史苇湘先生作为领队之一，多次前往法国、印度、日本等国家，从各个国家的收藏机构购回微缩胶卷。
然而，若是这些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献仅能以胶卷、照片等形式回到国内，那仍然是一大遗憾。史敦宇接过复原的接力棒，通过放大、复原的方式，将她所能看到的遗画重新复原临摹，让这些画作得以最初的美好面貌与国人相见。
历经沧桑的珍宝终于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我所看到的洞窟和别人的不一样”
史敦宇从小是个有绘画天赋的孩子。
她四岁时即能画出像模像样的速写，常进出洞窟给学者们“打下手”。父母二人对她倾囊相授，洞窟里的色彩和形象就这样在她心里扎下了根。在日复一日的与壁画为伴中，她培养出了精准的画感与色感。
但是，在刚开始做临摹复原工作时，史敦宇也曾犯过错。位于130窟的《都督夫人礼佛图》残损较多，史苇湘通过考证，判断左下角侍女着男装、手持铜镜，在段文杰的现状临摹图的基础上补全了线稿，交给女儿史敦宇上色。
史敦宇在匆忙间将侍女鞋子的样式和颜色画错，被父亲史苇湘痛斥，要求她仔细考证唐代仕女着装的普遍范式。
当时着男装、戴幞头的女性应该穿靴子而不是普通女鞋，颜色也应该是黑色而不是米黄色，史敦宇之后重新修正了这位男装侍女的服饰，补正了这一稿中的错误，才有了今天的这幅作品。
《都督夫人礼佛图》现状、线稿图，复原临摹图
为什么执着于复原壁画？
史敦宇说：“我所看到的洞窟和别人的不一样，飞天永远是飞翔的；伎乐神灵们的舞蹈是跳动的；各类乐器是不鼓自鸣的。”她认为：“我有责任和义务，向喜欢敦煌艺术的人们展现真正的敦煌壁画复原临摹作品。”
《敦煌初见时》1.15米长拉页
岁月绘丹心，送给时间的礼物
如今已年逾古稀的史敦宇，这些年辗转在敦煌、兰州、上海等地居住，唯一不变的是她对敦煌壁画复原工作的热情，她依然在工作室里一画就是一天。
敦煌的水土养育了她，莫高窟的文化氛围塑造了她，那些瑰丽绚烂的壁画彩绘，生动神异的石窟故事，永远留存在她的画布上，成为她生命中难以割舍的部分。
史家两代人历经半个世纪的研究成果被精心梳理在新书《敦煌初见时》中。
《敦煌初见时》内收录史苇湘、欧阳琳、史敦宇一家人绘画的112幅壁画复原精品，不少画作是跨越了半个世纪才完成的。
例如书封面上的《千手千眼观音》图，这幅线条精美的元代壁画已经严重缺损，史苇湘在洞窟中看到题记上写着画师的落款“甘州史小玉”，冥冥中仿佛感觉到了历史深处的召唤，当下便决心将这幅巨型壁画着手复原。
之后，史苇湘和欧阳琳夫妇二人在洞窟内逐步临摹出原样的线稿，再交给女儿史敦宇来负责补全画面和着色。
史敦宇曾先后3次尝试复原工作，直到1997年才终于完成完整的线稿复原图，之后又花费3年时间调色着色，才有了今天这幅作品的全貌。
这是一张历经两代人接力，跨越五十年心血的图画，可谓时间的礼物。
与同类书按壁画年代编排所不同的是，《敦煌初见时》一书将敦煌壁画按最具艺术与人文价值的六大主题分为六章——传说故事、恢弘佛像、乐舞飞天、俗世生活、供养人家族、海外遗画。
每一个主题下又按照时间线索串联，既能让读者学习不同类别的壁画知识，又能感知不同朝代风格的流变。
书中特别收录了莫高窟藏经洞中流失海外的19幅敦煌遗画复原图，也是同类书中首次集中亮相，非常难得。
敦煌，是一部读不完的书，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和弘扬工作，是没有尽头的事业。敦煌壁画临摹复原的技艺，需要静下心来不断探索，耐下性来细细研究，这是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
择一事终一生，是史家两代人的守候与传承。
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是第一代敦煌人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
“莫高精神”历经风沙而愈加璀璨，在今天仍然要延续下去。一代接着一代，代代都要有贡献。
-End-
2024.11.22
编辑：楚旂 | 审核：孙小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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