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逼死了张自忠？张自忠“以死明志”的说法是真的吗？|以死明志|张自忠|汉奸

在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张自忠是一个颇受学者关注的人物。在七七事变中，他被冠以“汉奸”之名，为时人所耻笑；在枣宜会战中，他为国捐躯，成为了“民族英雄”。究竟是不是舆论逼死了张自忠？张自忠“以死明志”的说法是真的吗？

1940 年 5 月 16 日，第 33 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在南瓜店战斗中壮烈殉国。说起张自忠死因，有部分人认为，是诸多“汉奸”相关的公众舆论，给张自忠带来了沉重的心理压力和负担，导致他虽身居高位，却奋战在一线，意图以死明志，来洗刷自己“汉奸”的耻名。张自忠之死，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与研究。

张自忠

1、舆论逼迫下，以死明志的张自忠

坚持张自忠是在舆论逼迫下，以死明志说法的学者，大多数强调其“被冠以‘汉奸’之名” 的这段经历。他们认为，正是公众舆论对其无情的抨击，导致了张自忠拥有了用“死”来证明其清白、其爱国之心的想法。

30 年代中期，日本为确保“满洲国”的军事安全，防止要求在华北建立“非军事缓冲区”。

经过谈判，第 29 军驻守华北。在蒋中正“忍辱负重”的训令下，张自忠艰难地维系着苦涩的和平。在与日军保持往来中，他已然变成了公众眼中的“嫌疑汉奸”。卢沟桥事变之后，为保持战斗实力，第 29 军奉命南撤。为使京津不受重大损失，宋哲元任命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京市长，与日军敷衍，拖延时间。对于这一命令,张自忠“一再坚辞, 经宋委员长责以大义,不得已泣涕受命”。果然，张自忠成为了众矢之的，成为了“叛徒”“大汉奸”“卖国贼”的代名词。1937 年后半年的报纸，多在痛骂他“卖国变节”，称之为“张逆自忠”。日军涌进北平后，张自忠“困处孤城，一日数迁，居住被日人查封，形同囚虏，屡次冒险出城，均未办到。” 几经波折，被押上火车前往南京候审，甚至中途还有愤怒的学生试图杀之泄愤。

“汉奸”之名其由来，让张自忠原本喜峰口战役对日军的打压（关于张自忠在喜峰口战役中的作用，也说法不一），变成了昙花一现，也让张自忠自此，开始猛冲猛打，在徐州、横川、随枣诸战役中，他出生入死，屡建战功。张自忠意识到，他的公众形象已经一落千丈，而想要改变公众看法，最有效的方法便是“粉身碎骨，以事实曲直于天下”。因此，“以死明志”在张自忠脑海中频繁出现。

坚持张自忠“以死明志”观点的学者多以张自忠本人话语和其不顾身份到一线杀敌的作战风格进行印证：

1938 年，张自忠代理第 59 军军长，归队当天，他对着同样担负着汉奸恶名的老部下说： “今日回军，除共同杀敌报国外，是和大家一同寻找死的地方。”

1939 年夏,张自忠在重庆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时曾神色凝重地说：“我张自忠决不是韩复榘，他日流血沙场，马革裹尸，你们始知我取字尽忠之意！”

1940 年，日军集中兵力猛攻湖北襄樊。但襄河东胜利后，他不顾部下再三劝说，率两个团渡河作战。行前,张自忠亲笔谕告所部各将领：“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而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5 月 14 日，他将日军第 13 师团拦腰切断。15 日，日军大举增兵。16 日，日军以飞机和大炮配合轰击，中午，张自忠左臂中弹。写下最后一份报告后，他对副官说：“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可告无愧。”下午，张自忠战死身亡，成为了永远的民族英雄。

阮荣华在《论张自忠将军之死———写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六十周年》一文中说：

“以死明志成了张自忠人生的不可避免的一条路径。因此, 我们说张自忠的死又是充满着感性的死,是在内心情感倍受煎熬中诞生的一种急于‘明志’的感性冲动。”可见一斑。

汇报战况

2、军人之责，枣宜会战中的张自忠

坚持张自忠“以死明志”的学者，是将张自忠其人及其经历，与其战死，作了一个关联。所以得出“公众舆论逼死了张自忠”的结论。对于“死”的说法，有学者从张自忠本身的军人身份出发，认为军人职责即是保家卫国，战死是很高的荣耀。“一个纯粹的爱国者,义不容辞地用生命的代价来实践自己救国救民的抱负。”

而将他“汉奸”骂名与“以死明志”相联系，是由于存在发生在前的事件，而做出了后来反应的一种联系。我认为，这种联系，过于强调了大众对于他的两种认知，而忽略了他本身的军人身份。敢于上战场打仗的人，必然是有着赴死心理准备的人，因此他的众多涉及“为国战死”的话语，并不是个例，甚至是当时军人的心声。这并不能说是他想要洗脱污名，以死明志的一种证据。

而针对于他在襄河东胜利后的渡河作战，这也并不是他轻率前往。而是蒋中正被日方的假情报迷惑，错误判断形势，称敌军溃逃，要求追击敌军。第 33 集团军在历次战役中受到削弱，尚未恢复，但执行命令不打折扣的张自忠仍然坚决截击。然而，军事实力已然超过我们的日军成功破译了第五战区的密电，掌握了张自忠的部署，调动部队进行包围。南瓜店之战爆发时，张自忠将军身边就剩下一个 74 师，编制缺额，武器不足，新兵居多，战斗力较差，还有内部矛盾。但尽管如此，他也立即根据自身情况调整部署。这同样也能看出，此时的张自忠并不是想死得其所，而更多的想要竭尽全力进行抗战。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军队整体战斗意志衰退，张自忠虽然贵为第 33 集团军总司令，但实际上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嫡系 59 军，并只能自己前往一线作战以确保战役的成功。他曾对私下对亲信说：“也就 59 军能打，77 军见日军就跑。”但即使是 59 军，将领士兵也难逃也日趋消极，比如 180 师师长刘振三。枣宜会战打响后，张自忠也曾致书同僚和属下，信中说：“今日之事，我与弟等共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路是敷衍，……这条路的结果，一定是身败名裂，不但国家因此败坏于我们之手，就连我们自己的生命，也要被我们所断送，这就等于自杀。”张自忠希望同僚和属下振作精神，奋力作战。他自己更是用生命为他人做出表率。然而，在张自忠牺牲后，33 集团军愈发“敷衍”无为，战斗力越来越差。

战死沙场

3、我的想法

张自忠将军的死亡，是当时一位军人战死的众多个例之一。今天我们仍然去探究其死，是结合现今一些现实需要而侧重其中一点做出的研究。尽管有着不同的声音，但其实，正是因为这种不同的声音，方能让张自忠不再仅仅是张自忠。无论是军人之责，或是终战失误，亦或是一个“汉奸”的“以死明志”，我们不难看出，张自忠的死亡，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产物，是那个战乱时代下的悲剧。

同时，关于“舆论逼死了张自忠”的说法，在现今存在着一定研究价值。信息化时代的快捷性，让公众舆论的指向性和其“杀伤力”更甚其时。网络暴力是公众舆论的作用之一，就好似其时张自忠遭到的“漫天骂名”，难道说他真的能视“汉奸”骂名于无物吗？答案必然是不能。这些舆论虽不是其死亡的根本原因，但必然给他带来了心灵上的创伤。假若我是他，夜深人静时思考自己此生为国，却蒙上一个“汉奸”之名，我必然是不甘心的。与其说他是在舆论逼迫下“以死明志”，倒不如说是他的死，终于让世人明白了他无愧于“军人”身份，无愧于国家、民族。

舆论的作用在众多历史事件中均有所体现，无论是发挥哪一面，都对于事件结果产生着影响。同时，也是由于舆论的所在，得以让社会上诸多阴暗事件浮出水面，让世人以警惕。此次，我关注张自忠在舆论逼迫下“以死明志”，也是出于此。